城市女性题材电视剧，反男性化的矫枉过正？

反男性化的矫枉过正？

中国影视剧对后女性的日常性与平凡性的再协商

摘要：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城市女性题材电视剧在数量上有了明显的增长，其中一些剧目引发了大量关于女性气质的公共讨论。虽然学术界对西方的女性影视剧有很多探讨，但对中国电视剧及其观众接受情况的关注却少得多。本文研究了过去十年里观众对中国女性影视剧的反馈，尤其是那些以单身女性为主人公的影视剧。通过研究这些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剧及其观众的解读，本文旨在研究后女性主义情感(postfeminism sensibility)在非西方语境中所表现出的平凡性(everydayness)和日常性(ordinariness)。正如研究表明，这些以女性为中心的电视剧揭示了城市女性日常生活的不同层面。然而，中国观众对男性化的矫正和对女性化的拜物教化表示强烈反对。许多中国观众更希望许多中国观众喜欢看到中国女性的真实表现，她们有自主权和不完美的权利。这些研究结果揭示了当今中国与性别有关的辩论，并有助于对中国女性的日常行为进行讨论。

作者简介：

扬州大学 Xumin

纽卡斯尔大学 Sharon Zheng

文献来源：

Xu, M. & Zheng, S., 2022. “Against Masculinised Hypercorrection? Renegotiating the Everydayness and Ordinariness of Postfeminism on Chinese TV.” Media, Culture & Society, pp. 1-2.

本文作者之一：Xumin

引言

后女性主义一直是当代女权主义讨论的核心。后女性主义“在文化和媒体中保持着强大的控制力”（Butler, 2013; Gill, 2017: 620; Gill and Scharff, 2011）。后女性主义带来了强烈的女性自主性、选择和代理的意识，同时淡化了性别政治，这在媒体话语中是很明显的（Gill, 2017）。作为一种感觉，后女性主义已经加强了，并成为性别化的新自由主义中一种理所当然、常识性的操作方式（Gill, 2017）。

虽然媒体研究中关于后女性主义的研究很出众，但其目前仍有三个局限性需要解决，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首先，很少有人注意到后女性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平凡性和日常性。后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新常态”(‘the new normal’)，其重要性在于“它的平凡性和日常性”(‘its ordinariness and everydayness’)，表明关于性别的感觉和意义创造是通过公认的新自由主义观念的镜头发生的（Gill，2017：609）。因此，探讨后女性主义如何在媒体背景下的日常生活中被认可、体验和协商变得至关重要。

第二，后女性主义文本对普通观众的意义仍未得到充分研究。学者们讨论了著名的后女性主义媒体文本，如《欲望都市》（Arthurs，2003）、《艾莉的异想世界》（Dubrofsky，2002；Ouellette，2002）和《女孩》（Nash and Grant, 2015）等。然而，理解“不同的人如何消费文化产业的产品”(‘what different people do with the product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也很重要，这包括理解观众对后女性主义表演的解释方式（Brooks, 2015: 67）。

最后，更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关于后女性主义的研究大多以白人、中产阶级的西方女孩和妇女为主要对象（Banet-Weiser，2018），学者们没有充分研究后女性主义在非西方背景下的可能性（Dosekun，2015）。由于后女性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中介化和商品化的话语和一套物质实践”(‘a fundamentally mediated and commodified discourse and set of material practices’)（Dosekun, 2015: 961），后女性主义很容易被跨国化的，需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加以研究。“全球化的矛盾和不协调”(‘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sjunctures of globalisation’)会导致某些文化矛盾（Dosekun, 2015: 967）。

为了填补后女性主义在非西方背景下的平凡性和日常性这一学术空白，本文研究了中国女性为中心的电视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以及当地观众对这些表现的反应和评论。虽然西方以女性为中心的电视和电影作品，如《欲望都市》、《麦克贝尔》和《布里奇特-琼斯的日记》已经被深入讨论（如Arthurs，2003；Dubrofsky，2002；McRobbie，2004；Ouellette，2002），但中国以女性为中心的电视剧没有得到足够的学术关注。这些以女性为中心的电视剧往往代表了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女性，这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群体，包括超过7700万人（Iresearch, 2019）。

后女性主义媒体文化和受众研究

学者们以各种方式接近后女性主义，描述“后”（第二波）女权主义的时间，参与“后”运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并将后女性主义置于第三波女权运动中（Gill, 2016; Rivers, 2017）。在过去的十年里，基于社交媒体的女权主义活动的更大能见度，人们对后女性主义是否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批评术语感到担忧。Gill（2016）认为，女权主义话语和活动主义的能见度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后女性主义的“终结”，因为后女性主义被认为是分析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当代女权主义和后女性主义以复杂的方式相互纠缠（Gill, 2016; McRobbie, 2009; Rivers, 2017）。一些流行的中介女权主义(mediated feminism)在本质上是明显的后女性主义（Gill，2016，2017）。因此，当女权主义被越来越多地推广时，后女性主义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术语。与这一观点相呼应，学者们赞赏后女性主义这一术语对于分析女性主义在流行文化和中介女性主义话语中的存在的价值（Banet-Weiser等人，2020；Rivers，2017）。Rivers（2017）强调后女性主义不是一个静态的术语，他指出对后女性主义“需要继续审视”(‘the need for continued interrogation’)。

许多研究都认为后女性主义是一种感性(‘sensibility’)。Gill提出了“后女性主义感性”(‘postfeminist sensibility’)这一有影响力的概念，将后女性主义作为一套思想、图像和意义来处理（Gill, 2007, 2017）。这个概念可以把诸如情感、公共情绪和气氛( affect, public mood and atmosphere)等概念带到前台，这与注重语言的方法不同（Banet-Weiser，2020）。它将理解从固定的意识形态转向“关于女性气质的一套更流动、更不连贯、有情感的想法”(‘a more fluid, less coherent, affective set of ideas about femininity’)（Riley等人，2017: 3）。这些想法描绘了在后女性主义媒体文化中流传的理想女性气质。女性可能会努力使自己符合这一理想。在媒体文化中，Gill（2017）确定了后女性主义感性的重复性特征，包括强调个人主义、选择和赋权、改造范式的主导地位、重申性别差异以及要求积极和自信的心理倾向。

在对后女性主义感性的研究中，有几项研究关注观众的阅读和感性认识（如Agirre，2014；McClearen，2015；Paris and Uyheng，2021；Robinson，2011；Swink，2017）。例如，研究女性观众对电视剧《疯人院》的反应可以揭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女权主义问题（Agirre，2015）。媒体对性别的表述可能与今天女性所经历的一些后女性主义的压力和焦虑有一致性（Agirre，2015；Robinson，2011）。因此，研究观众对后女性主义文本的解读，为理解后女性主义的日常性提供了机会。然而，大多数通过后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的观众解释研究都是在西方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作为对全球南方和东方的后女性主义（Dosekun，2021）的补充，也有必要关注其他文化背景下的观众研究。

中国的后女性主义和本土的复杂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讨论了后女性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一些学者将后女性主义的框架应用于中国（Guo, 2022; Liao, 2021），其他学者认为中国的趋势和西方文化中的后女性主义相似（Peng, 2021b; Yang, 2020）。例如，杨（2020）提出了“消费主义的伪女权主义”(‘consumerist pseudo feminism’)作为后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对应物，关注中产阶级妇女的消费实践和选择自由的修辞。Peng (2021b)指出，当今中国广泛存在的伪女性主义话语(pseudo-feminist discourse)与西方文化中的后女性主义相似。这种伪女性主义话语的兴起，与市场经济中的性别表述有很大关系。

来自毛泽东倡导的性别意识形态淡化了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具体表现在利用女性劳动力进行国家建设，中国妇女被鼓励参与到经济生产中。从毛时代以来(the Maoist position)，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被自然化，以“满足国家的需求”，以“满足市场经济对劳动力减少的要求”(‘meet the demands of labour reduction for a market economy’)（Yang, 2011: 335)。同时，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与性、美丽、年轻挂钩的女性气质获得青睐。一些性别化表征(Gendered representations)，例如嫩女（意思是“温柔”的年轻女性）和熟女（意为“成熟”女性）（Yang，2011），迫使女性消费以改变她们自己（如从成熟的妇女转变为温柔的妇女）。在建议通过消费和提高女性的美貌和青春来赋予女性权力的过程中，这种表述体现了中国的伪女性主义话语(pseudo-feminist discourse)。

关于性别化表征(Gendered representations)的讨论以及与中国的后女性主义(the Chinese parallels to postfeminism)，在中国语境里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强调社会经济和性别化的结构情况，这对社会有深刻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层面，中国经历了中产阶级的出现和爆炸性增长，许多人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进步（Li，2010）。消费的先锋和政治的后卫(‘The vanguard of consumption and the rear-guard of politics’) 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特征（Zhou&Chen, 2010: 85)。消费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建构自我身份和寻求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手段（Zhou&Chen, 2010）。

在结构层面，中国社会出现了父权制的复兴，鼓励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和中国传统的女性美德（Li, 2014; Luo, 2017; Peng, 2021a）。父权制的女性价值观，如要求女性无私付出、有婚姻和生育的义务，似乎仍然存在。妇女的角色通常被认为是潜在的生育单位和家庭的照顾者(potential reproductive unit and caregiver in a family)。在中国社会中，男性负责外部世界而女性负责家庭的观点（中文为“男主外，女主内”）仍然普遍存在。男性在婚姻方面，则更可能特别关注拥有包括身体吸引力、年轻、温顺的气质的女性（Chang, 2011；Gui,2020）。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教育和经济独立，今天的中国妇女正遭遇着传统性别意识形态带来的紧张和压力。在这方面，中国城市中受过教育的单身职业女性就是很好的范例。她们的教育背景和工作中的成就使她们不太可能符合传统的性别规范。她们通过推迟结婚和对婚姻平等的主张，重新谈判了女性身份，并暗中挑战父权制约束（例如Gaetano，2014；Gui，2020；Yu，2021）。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对推迟结婚的趋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自2000年中期以来，中国的媒体非常关注推迟结婚的趋势，并将适婚年龄的单身女性消极地描述为“剩女”。

不过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都市女性题材电视剧数量有了明显的增长。其中一些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产生了大量关于女性气质的公共讨论。这些受欢迎的电视剧催生了大量关于女性气质的公共讨论。然而，在电视上出现的一系列中国城市（单身）女性，以及观众对这些节目的接受程度，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研究这些电视剧和观众对它们的反应特别有意义，原因如下：首先，Dosekun（2015）邀请学者从农村/城市、传统/现代等划分维度来研究了不同地域的女性特征，这些维度在中国以女性为中心的电视剧中确实经常出现。关于这种女性特征有助于认知后女性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呈现（Dosekun，2015）。其次，由于女性的选择受制于社会期望（Budgeon，2016）、 通过受众的评论来理解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变得很迫切。城市女性题材电视剧的观众评论可以揭示后女性主义情感的表现、关于性别角色的公共话语、后女性主义的公共话语和后女性主义的日常性(the manifestation of postfeminist sensibility, the public discourse on gender roles and the everydayness of postfeminism)。因此，它有可能加深我们对当今中国性别相关辩论的理解。

中国电视剧上的女性角色和观众的接受度

在2010年之后的十年里，中国对女性题材电视剧的需求越来越大。在这些电视剧中，单身城市女性经常被置于社会和家庭话语之中。豆瓣是中国最大的影视剧评论网站之一，我们在豆瓣上对2010年至2021年的女性题材电视剧进行了研究。我们选择了其中21部收视率较高的以单身女性为主角的中国电视连续剧。我们将这些电视剧制作成表格，并按照上映年份、剧集数量、主角和演员等因素按时间顺序进行了分类。这些剧集都呈现了单身女性生活的不同方面，并放大了中国女性个人叙事的日常背景。剧集的生产者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方式来揭示城市单身女性的平凡性(ordinariness)，呈现了她们的家庭事务和工作困难。通过审视中国女性的平凡性(ordinariness)，这些电视剧展示了她们的个人成长和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她们所背负的来自男性主导的社会期待下的女性形象(a masculinised female ideal derived from social expectations)。这些女性角色努力地克服生活中的障碍，最终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她们的平凡性和日常性呈现出了许多男性的优秀品质，如勇敢、坚毅的精神力量(Ordinariness and everydayness have been reformed to present masculinised excellence in terms of the mental strength, doughtiness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women depicted.)

其中，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是《都挺好》（2019）和《怪你过分美丽》（2020），这两部剧在豆瓣评分中得分7.7。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两部电视剧的具体背景时，我们发现这两部电视剧都有一个充满活力和独立的女性形象作为主要角色。女主角肩负着家庭事务的重任，同时在她所在行业的知名人士手下工作。这些女性取代了她们的父亲和/或男性伴侣，成为了家庭的支柱——这两部电视剧中的单身女性在照顾生病的父亲的同时，也在事业和爱情关系上取得了进展。这些女性形象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更现代的社会期望。一方面，这些女性角色在家庭和/或亲属关系中充当照顾者的角色。而这种关系秉承了传统的观点，即男性负责公共事务，而女性负责家庭事务（中国的“男主外，女主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根深蒂固的（Gui, 2020; Ji, 2015）。另一方面，她们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父权制观点，不再让女性的性别角色处于从属地位，并重新协商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主导地位（Luo，2017）——这些女性角色同时平衡了家庭和事业，这得到了某些中国观众的赞赏。对日常生活的密切关注以及家庭/公共事务的平衡，改革了后女性主义的日常性，因为电视制作人不仅致力于揭示普通女性的现实生活，而且还肯定了她们的责任和能力，认为她们与男性相当，甚至比男性更强。

然而，当我们在豆瓣上搜出对这两部剧的评论，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超过一半的中国观众对这些女性角色表示不满。在《怪你过分美丽》（2020年）中，最受欢迎的评论有832个赞和103条评论，对为明星和名人做经纪人的女性角色莫向晚（以下简称“莫”）的过分独立和强竞争力提出了异议。评论说“不到十年就养了四个忘恩负义的人! 都怪你太能干了”，认为莫能力太强以至于她身边的人对她过度依赖，包括她的哥哥、下属以及她的部门经理等。在这篇评论中，作者对莫的评价很低，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从家庭问题到客户投诉的事务中，然而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她的部门经理很少对她表示赞赏或同情，而的弟弟却依赖她来处理各种日常事务。

莫具有非凡的领导力，这让她能在工作、生活和人际关系之间取得平衡，这让一些中国观众感到不满。在评论中能观察到许多观众对莫的态度很不友好，因为电视剧中对一个单身女性的苛刻要求说明了社会上的一种消极趋势：女性被期望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甚至超过她们的男性同龄人。一位女性观众抱怨说：“我不想被要求说我要做好所有事。我怎么能做到呢？”中国电视剧中呈现的对女性的极高期望，导致了对（后）女权主义的不同看法。这些电视剧呈现出了一种对女性的过高期望，观众们则开始反思这种期待。根据收集到的评论和意见，观众期待女性能得到公平的对待，而不是被社会提出过高的要求和要求。平凡，作为一种对日常的进步理解，成为后女性主义的新常态，没有男性化的矫枉过正(Ordinariness, as a progressive understanding of everydayness, becomes a new normal for postfeminism without masculinised hypercorrection.)。

另一部高收视率的电视剧《都挺好》（2019）在豆瓣上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观众对《怪你过分美丽》（2020）的态度。最受欢迎的评论是“请不要给我大团圆的结局”，有1693个赞和774条评论，批评了该剧看似圆满的结局。苏明玉（以下简称“苏”）是该剧的女主角，她经历了来自父权制父母的心理创伤。由于她父母重男轻女，她不得已接受了低质量的教育。并且她最终不得不承担起赡养老人的重任，且几乎没有接受过来自家庭的经济和情感支持。这个单身女性的残酷现实受到了中国观众的批评：“摆脱所谓的大团圆结局，这对在家庭中受到伤害的苏小妹是不公平的”，“对于那些对苏小妹提出高要求的人，我希望你能先做到”。这些评论对父权制对女性的过分要求提出了批评。这部电视剧中的人物或多或少地暗示了当今中国社会对女性的一系列期望。

换句话说，这些电视剧呈现提供了一种男性化的矫枉过正(a masculinised hypercorrection)——女性不仅被期望在独立、能力和决心方面成为与男性相当的人，而且还要超越男性。中国观众所表达的回应是对女性公平合理地位的渴望，而不是对女性的恋慕。观众对中国的后女性主义进行了解构，希望追求对女性平凡的日常描写，而不是将女性与男性同行或男性化的女性理想形象进行比较，即女性无需成为公众人物或知名人士（Kanai，2020）。为了社会的和谐和中国的电视节目制作，将传统美德强加于理想化的女性形象的做法受到了批评。

结论

然而，植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电视剧则过度强化了中国女性的优秀和完美，以使观众认同性别化的新自由主义(gendered neoliberalism)（Banet-Weiser等，2020），中国观众认为这种特别有能力的角色显得不现实。从他们的评论和评论来看，中国观众的反应比对完美和男性化的女性的纯粹欣赏要复杂得多。中国观众不再追求男性凝视所规定的女性气质理想，而是更喜欢将女性形象视为满足合理的社会期望和责任的普通人。

对观众来说，平凡代表着女性的自主权，代表着她们拥有平庸和不完美的权利。这种观众的立场并不遵循西方白人关于不完美的观念，后者在后女性主义框架中接近完美（McRobbie，2015），具有“完美的潜在能力”（Kanai，2020: 7）。相反，它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中国背景下男性化女性理想的完美的重新协商。因此，这一发现值得学术界和工业界人士的注意，因为它通过研究观众对女性平凡的理解，揭示和澄清了中国特色的后女性主义，从而丰富了对后女性主义的日常研究。Kanai，2020)。

当代后女性文化具有混合型(hybridity)（Rivers，2017），学者们需要去了解非西方语境里观众对这些高分女性电视剧的评价。中国观众通过参与节目的情节和在数字领域发表评论，来对抗男性化的矫枉过正和对男性化女性的迷恋。同时，他们感知并推进了一种日常的平凡(an everyday ordinariness)，放大了后女性主义思想和独立的价值。我们仔细研究了中国观众中日常性的细微表现，以阐明他们对当今中国流行文化中的中国女性的平凡性的最新认识。中国观众对连续剧中后女性主义叙事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可以说是后女性主义精神在中国发展的结果、 或者说是一种无意识的处理女性主义问题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成为更多女性主义批判话语的可行工具（Agirre，2015）。在非西方语境下，关于观众对后女性主义的文化产品的评价的学术研究并不丰富，我们希望在中国电视剧被后女性主义渗透的当下，本研究能够为继续从观众角度研究中国后女性主义提供灵感和可能的方向。

编译 | 黎璇

原标题：《反男性化的矫枉过正？ | Media, Culture &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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