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孙向晨：该怎样构建中国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最近，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合作的“断裂与重构：现代性的多重视角”系列的第一场讲座在北京举办。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赵鼎新和复旦大学哲学院院长孙向晨，分别从社会科学、科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哲学背后的哲学等角度，对主题进行了探讨。

在开幕致辞中，UCCA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谈到，以尤伦斯艺术中心上海分馆最近启幕的《现代主义漫步：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藏展》为契机，UCCA与北大博古睿中心合作，推出“断裂与重构：现代性的多重视角”系列讲座，希望邀请到海内外⼀线学者们，与我们分享各自的学术实践，共同厘清现代性这⼀复杂主题的真正内涵。

孙向晨与赵鼎新在讲座现场

北京大学前校长、北大博古睿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林建华教授认为，该系列讲座旨在将人文思想与科技发展结合，探索深层次的跨学科领域，并表示希望利用东方思想对人类未来做出贡献。林建华寄希望于年轻一代能够深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性的复杂关系。

社会科学和哲学

赵鼎新从科学发展历程、社会科学理论的塑造等角度论证了哲学根基的重要性。并且提出，若要建立中国自身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需要找到中国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独特的方面。

赵鼎新从“科学”这一话题入手，提出科学的判断标准要符合以下三个要素：首先，科学研究需要对差异性现象进行观察，即研究人员需要深入研究不同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其次，科学关注因果关系假设。最后，科学采用控制实验的方式来验证因果关系假设的正确性。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部分的研究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科学。

而这种“科学”的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欧洲哲学之间紧密联系。现代欧洲哲学在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形成。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人主要从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角度看待问题，这种观点更加强调演绎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17世纪以降，经验主义开始兴起，归纳的方法开始逐渐成为主流。与此同时，理性主义继续强调演绎的方式。此外，人文主义的出现，对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约17世纪之后现代科学的出现，背后其实是这些哲学体系的综合作用。

在大众领域，我们对牛顿力学对科学的影响存在一些误解。尽管牛顿定理在古典物理学中运用了科学的三个要素，但并未严格遵循第三要素——控制实验。牛顿定理的观察现象虽然可以在宏观低速情况下得出结果，但控制实验的严密性较低。

这种情况导致了对科学的误解：首先，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科学是一种全面、系统地获取和积累“正确”知识的方法。其实科学是片面的、不系统的，并不能保证总是正确的。其次，有人错误地认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归纳和演绎可以完美结合。然而，牛顿定理的演绎和归纳并不完全可靠，因为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可能导致错误。此外，还有一种误解认为科学可以替代哲学，摆脱哲学的束缚，或者至少是一门不依赖于哲学观念的学问。然而，赵教授从自己从数学和生物学转向社会学的探索发现，其实科学的理论和观念与哲学密切相关。

生物学对哲学的依赖尤其明显。其中，种族主义观念认为的头颅大小与智力有关，自由主义和生物群落稳定性理论、群体选择理论的关系，都表明了这种联系。而19世纪英国和欧洲社会思潮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则尤为明显，在英国的两次工业革命转折时期，竞争变得非常激烈，这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密切相关。另一种有趣的理论，就是关于古生物学的探究，带动了女性主义的发展。古生物学中一直认为狩猎对事物来源的重要性，塑造了男性作为统治性别的地位。但随着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发现，采集在进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超过了狩猎，而女性是采集活动的主要劳动者。

社会科学对哲学和观念具有高度依赖，特别是在社会运动研究中。美国学者对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学生运动进行研究时，提出了边缘人理论、青年理想主义理论、代际冲突理论等，并且倾向于从社会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相对剥夺感以及社会病理学的角度提出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运动理论，而忽视其中的组织、资源、政治机会和宣传等重要因素。在背后指导这些理论的，是其实用主义传统。也是这种发源于经验主义的实用主义传统，发展出了例如统计学、网络分析、博弈论、计算机模拟和大数据等方法和技术，从而使得测量社会现象成为可能。

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非常重要，而首先，要找到中国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独特的方面。比如儒家的“正名”和“中庸”，以及道家的循环历史观、对“道”和“名”的解读等。

在报告的结尾，赵鼎新提出了三点重要的观察和体会。首先，若要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首先要有精英共识；其次，即使中国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也需要持续努力才能在软实力有更多的影响力；最后，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够真正感受到中国人独特思维方式的魅力。

《现代主义》出版物

哲学背后的哲学

孙向晨从李约瑟谈起。引用汉学家席文的研究，他指出“李约瑟之谜”的提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关于“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问题本身还是镶嵌在西方理论框架下。李约瑟提取了大量的中国史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的前提是“中国有可能发展出类似西方的现代科技”，而这个前提的提出，就反映了其“一致的、目的论的、普遍性”的观点，即历史一定是线性发展的，却并没有在中国固有的文化语境下进行研究，也就扭曲了中国技术人、思想家在当时语境下的观点。

胡塞尔提出科学是从生活、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并不能用来当作我们理解世界的全部方法。而现代科学产生之前的世界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发展并不一定必然进入到“科学世界”，其也可能发展成为“诗人世界”等其他“世界”，所以现代科学并不一定是绝对会发生的。为了深入探索理论之前和反思之前的世界，我们需要努力回溯“生活世界”，去揭示其中普遍性结构和原初经验的世界。

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传统来看，科学与西方近代哲学存在着明确的关联，它是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传统框架下逐渐形成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传统也是在古希腊哲学传统的框架下成长的。尽管科学史的复杂性使其与不同学科如考古学和知识社会学等相关联，但科学的发展依然扎根于西方的思想框架而非中国的文化环境。

在西方哲学中，本体论是一个核心概念，其核心概念是“本存在”，即ontology。本存在形成了一种理念世界和可感知世界的对立。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巴门尼德的真理世界和意见世界的观念，即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观念到基督教中，就形成了此岸、彼岸世界的对立，也就形成了西方理解世界的方式。虽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对柏拉图观点的批判，但其仍然在柏拉图提出的问题框架下展开思考。黑格尔和海德格尔进一步发展了本体论传统，并提出了存在（onto）-神学（theo）-逻辑（logy）三位一体的观念。

然而，存在（onto）-神学（theo）-逻辑（logy）三位一体的框架在中国哲学中并不存在，所以在汉译ontology时出现了不同的译本，如“本体论”、“万有论”、“存在论”等，引发了大量争议。这反映了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碰撞。

而当我们不用ontology的观念理解世界，就会发现汉语哲学中的一些理念，在西方哲学中也找不到对应概念。所以双方有本原性的差异。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认为西方两千年的哲学都是基于柏拉图哲学发展出来的，而在中国文化中，《周易》中的“大道流变”体现了一种以变易为中心的本体论框架。中西哲学之间存在本原性差异，即关注“存在”还是“变易”的不同。在汉语哲学中，“生生”才是根本，“变易”才是第一范畴。

我们需要以一种迂回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根源于将西方哲学视为一种普遍性，而常常借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来解读中国哲学。然而，西方哲学的框架很难揭示中国哲学的特点。过去，中国哲学常常以先进—落后的模式被理解，将中国视为传统和落后，而将西方视为先进。现在则是普遍—特殊的模式，将西方视为普遍，中国视为特殊。在这种模式下，常常借用西方哲学的框架来解释中国哲学，但却无法准确捕捉中国哲学的特点。

因此，我们需要将西方哲学重新置于他者的地位，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当“利玛窦”初来中国时，中国人称其为“太西”，即以自己为原点，“他”是从遥远的西方来的人；而我们现在却经常以西方为原点来称呼自己为“远东”。中国受到现代文明进程的影响，用西方的“现代”话语来构建我们的“现代”世界。为了重新发现中国哲学，我们需要以迂回的方式去理解。通过借助他者，我们能够重新反思自身，阻止普遍主义的同一化倾向。这样的重新理解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表达中国哲学的本质。

总之，如果我们要构建中国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首先需要基于汉语世界的观念和发达的哲学意识。这并不仅仅是研究孔子、孟子等古代思想，而是要在现代语境下，基于理性的前提下，构建中国人能够理解、世界能够理解的哲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