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张掖论道：中古历史、河西走廊与丝路文明

河西走廊位于我国甘肃省黄河以西，夹于祁连山与合黎山、龙首山、马鬃山之间，东起乌鞘岭，西至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长约一千公里，东西连接黄土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北沟通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是亚欧大陆上的交通枢纽和“十字路口”。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种群、政治体曾在走廊内外实现文治武功，并通过与中亚、西亚、南亚地区互通交流，创造了伟大的丝路文明，而处在河西走廊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城，作为丝路文明交流的重要节点，承载了文明的厚重与沧桑。

张掖高台骆驼城遗址

河西四郡的张掖，《汉官仪》云：“张国臂掖，故曰张掖也。”张掖又称甘州，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中段，历史悠久，土地肥美、物产丰富，素有“金张掖”的美誉。2023年7月15-16日，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河西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河西学院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古时期的河西走廊与丝路文明高峰论坛”在甘肃张掖召开。本次论坛围绕“中古河西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古河西走廊出土文献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古时期的河西走廊历史文化遗存研究”“中古历史研究”等主题展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西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40余位学者参会讨论，兹将会议内容择要综述如下。

会议现场

一、中古河西历史与文化研究

贾小军《河西走廊：亚欧大陆交通的十字路口》认为河西走廊是亚欧大陆交通枢纽和十字路口，并且是在汉唐王朝“大一统”或者元朝、清朝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大一统”的前提下渐次完成的。李迎春《论“河西四郡”与“河西五郡”概念的嬗变》利用传世文献及出土资料，通过对金城郡的设置及发展，特别是金城郡与河西地区，陇西地区的关系问题，梳理了西汉以来“河西四郡”与“河西五郡”概念嬗变的深层逻辑。冯培红《〈唐曹怀直墓志铭并序〉与敦煌粟特曹氏》梳理出志主所出家族的生命史，对裴氏改姓以及与敦煌粟特曹氏的历史渊源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李宗俊《〈沮渠愍墓志〉与北凉政权相关问题》揭示了和传统史书相异的北凉宫廷的内幕以及北凉复杂的外交形势，并梳理了北凉王室之源流世系。李磊《淝水战后河西地区的政治脉络与局势演变》通过河西地区几个政权建构过程中的政治旗号、制度架构，探析淝水战后河西诸政权对正统旗号的争夺，揭示分裂中蕴含的统一因素。冯晓鹃《五凉易学考》通过系统阐述五凉易学的相关人物及著述成就或学术传承与交流等活动，展现出五凉时期易学的全貌与内涵。汤勤福《五凉礼制初探》指出五凉政权主要行用汉式礼制，但仍呈现部分政权沿用少数民族礼仪或地方性礼仪的特性。章义和《北朝河西道教中的国家与社会》从史载张掖郡“柳谷石记”入手，探讨北朝时期河西普通民众在实践中超越宗教的现实趋向，深究晚唐五代道教世俗化的历史渊源。刘森垚《边地传统与朝中秩序：张掖石瑞的文本、逻辑、场景》站在政治文化史的角度看待张掖石瑞屡次“被发现”的内在逻辑，深化朝廷通过对边地文化及谶纬符瑞的嫁接，巩固统治秩序、塑造华夏进程等多元认识。周忠强《西凉武昭王家世新考》从籍贯、世系、功绩三个方面铺陈西凉武昭王李暠及其家族，回顾陇西李氏从武力强宗到文化氏族的发展历程。王祥伟《竺法乘于敦煌“立寺延学”史事考略》详细考证高僧竺法乘出生年代，以及他在敦煌地区“立寺延学”的时间。尚永琪《狮子作为王权象征符号在河西走廊的传播》指出东西方国家政治体因循各自传统观念，选取帝王或王权的表象有异，狮子文化逐渐东传，影响作用却相对减弱。濮仲远《唐代阴山贵种与华夏认同》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身份认同”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之中，认为北方少数民族利用墓志铭的书写来寻求家族的自我塑造，通过攀附阴山郡望来抬高自身地位进而融入华夏，是北方民族自我身份的主观建构。刘进宝《元代河西走廊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通过聚焦元顺帝至正八年“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展现元代敦煌地区和谐的民族关系和宗教政策，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与趋势。

二、中古河西走廊出土文献与丝绸之路文明研究

刘再聪《甘肃河西地区汉至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基层行政体系》利用出土文献贯通汉晋之时河西地区基层行政制度的发展脉络，认为县以下基层行政体系更具稳定性。姚潇鸫《敦煌文献所见“胡粉”考略》考证“胡粉”除化妆品与颜料之外，作为药材的功用价值，得出敦煌地区“胡粉”来源于西域龟兹和中原内地的定论。闫廷亮《敦煌遗书P.2721〈杂抄〉“五谷”说考释》将敦煌遗书《杂抄》中的“五谷”与传世文献中的“五谷”相比较，指出这两种记录属于既相关联又不相同的分类范畴，对推进“五谷”研究有积极的学术意义。魏军刚《出土墓志与五凉史研究》挖掘出土墓志的史料价值，结合传世文献补正五凉人物和职官信息，研究十六国时期河西地方行政区划体系构建、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崔云胜《“变文”概念的再辨析》厘清“变文”概念和流变，从佛教俗讲发展演变的角度探究“变文”的宗教性。武君《隋唐“散花乐”新考》辨析胡舞曲“散花乐”的三种表现形式之间的差异，反映出隋唐时期“散花乐”丰富的音乐体式和多样的风格用途。吴浩军《镇墓瓶在丝绸之路的流播与衍化》认为镇墓瓶在河西走廊的流播，充分印证汉文化的辐射影响力和敦煌文化的博大、丰厚。

三、中古时期的河西走廊历史文化遗存研究

沙武田《墓葬主题规范下的石窟空间及其再造——“天”图像再利用与莫高窟第285窟功能再探》将研究焦点放在一个从营造到再利用跨越数百年的285窟，认为洞窟反映了往生、升天、成仙思想和僧人意外的普通信众的关系，应当引发学界对洞窟空间再造和空间利用的再思考。杨富学《由孙悟空形象演变看敦煌石窟〈唐僧取经图〉的时代》重新考订河西走廊西端石窟的6幅《唐僧取经图》是元代之物。邵正坤《北周〈王令猥造像记〉及相关问题探讨》注重基层社会的研究，从造像记涉及的人物和族属等微观问题，跃入北周时期宇文氏灭佛等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中。杨伟兵《黑河流域古城遗址调查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研究》偏重实地考察，系统地梳理了黑河流域古城遗址历史信息记录，对西大湾城和居延诸城位置关系有新的探索和认识。王璞《苦峪城位置新证及特殊安置功能新探》考证了苦峪城的位置、修筑时间，认为该城是以哈密卫部众为主，多卫部众杂居的一座古城。章泽玮《中外文化交融下汉魏南北朝大象图像的转型》在分类考察两汉魏晋南北朝大象图像的基础上，从自然与人文的角度，总结产生这种转型的内在原因。

四、中古历史研究

楼劲《“西向祭天”与拓跋鲜卑的形成》从拓跋氏有异于内亚及东胡各族“尚东”的“西向祭天”之仪为切入点，结合考古资料讨论其缘由，有助于感受拓跋鲜卑族的族群意识与集体记忆。杨英《美国汉学家戚安道“六朝”研究的新斩获及其启示》介绍美国学者戚安道关于六朝史的著作，针对戚著的观点进行详尽的点评，并且梳理了与六朝学术史。唐燮军《“诸科一如丁卯”考释》考证出所谓“丁卯”，是指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日的《宋武帝即位改元大赦诏》。陈爽《“王命之副”——魏晋南北朝的起居注编纂与政务运行》探讨兼有历史记述和档案编汇双重性质的起居注，在作为史志编纂素材的同时，也为东晋南朝政务运行提供了直接的参考和借鉴。童岭《四至五世纪江南政权的“重塑中国”》考察了刘裕建宋与六朝贵族的态度，以及南方政权与卢水胡沮渠蒙逊、铁弗匈奴赫连勃勃的关系。徐焕《昭陵神道碑与唐国史的早期构型》从神道碑文中提炼史事信息，综合考察该神道碑的书写体制、叙事策略，深化对初唐文学的原生状态及文学史意义的认识。王怀成《崔浩之死与正平改元》从拓跋焘宗教信仰特别是对道教信仰转变，以及以南伐失败后改元“正平”为切入点，对权臣崔浩之死提出新的看法。

本次研讨会充分体现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和河西学院对中古时期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古时期河西走廊与丝路文明研究的重视，对于推介和研究河西走廊历史文化资源，促进学术交流，开拓学术视野，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