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评《平成时代》｜“失败博物馆”

《平成时代》，[日]吉见俊哉著，洪云鑫译，读库｜新星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368页，46.00元

根据日本政府于1979年（昭和54年）颁布施行的《年号法》，正式将“一世天皇一年号”的制度以正式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虽法律上未有明文规定，但日本政府正式公文上一般都会采取年号方式来标记时间。正是由于保持了年号制度，所以日本人对待时代变迁会有其独特的一套时间“坐标系”。近代以来，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和时代、平成时代以及当下的令和，都形塑了日本社会特有的一套集体记忆。

由于对外侵略战争的缘故，漫长的“昭和史”会被切分为所谓战前与战后，两段“昭和史”的时代特性虽有联系，却也有着天壤之别。与之相较，三十年平成时代的主题若要概括起来，或许会容易得多。东京大学教授、知名社会学家吉见俊哉便称之为“失败的时代”，甚至认为“将平成时代置于世界史这个更为宏大的图景中观察”，可将其定义为“昭和时代的大崩溃”。换而言之，战后经济高速成长乃至孕育出空前泡沫的昭和时代，其繁华背后隐藏的种种弊端在平成时代迎来了“总爆发”。在一系列前后爆发的“大崩溃”中，曾让日本社会引以为傲的“政官业”（即政治家-官僚-实业界）铁三角经济发展模式的失灵无疑是致命的，尤以金融领域为最。

自1991年来，经历了泡沫荣景后，日本股市开始陷入长期萧条，随之而来的是地价的下跌，直接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不景气乃至动荡。1997年，“山一证券经营丑闻”的东窗事发成为这一时期最具标志性的事件。

这家创建于明治时代1897年的证券公司是日本历史最悠久、最富盛名的金融机构之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最辉煌的时期，山一证券所经营的资本总额高达二十四万亿日元，有关联业务的大型企业横跨各个日本重要产业，被视为所谓“日本第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象征。1997年，山一证券给大藏省的报告中，承认存在高达两千六百亿日元的“账外亏损”。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额的亏损，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经营特金”机制。所谓“经营特金”，指由证券公司来负责运用客户企业的委托资金进行投资。一般而言，这类资金的使用完全由证券公司决定，而证券公司也可以通过大量、频繁的投资交易来赚取手续费。尽管法律明确规定，承诺“保本”是违法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包括山一在内的证券公司却大都会给予“保本”承诺。何况在泡沫最繁盛的时代，压根没人会考虑到赔钱的可能性。

进入九十年代，出现本金亏损尤其是股市重挫的情况后，山一证券不仅没有资产运营的损失，甚至也没在账面上计入亏损，而是选择隐瞒亏损，全部由自己来承担。理由很简单，因为之前曾向客户承诺了“保本”。为此，山一证券采取了财务“表外化”的方法，即其向关联企业提供贷款，将因股价下跌导致亏损的股票按照最初的买入价格卖给关联企业。如此一来，就能将亏损转嫁给关联企业，进而将自己投资亏损的事情隐瞒起来。这种看似巧妙的手段，居然“顺利”运作了很长时间。在最终崩盘而不得不向大藏省报告前，监管部门居然全都装作一副浑然不知的模样。1997年11月，山一证券宣布自行废业时，其负债总额已高达三万五千亿日元。

吉见俊哉将“山一证券”的崩溃视为“昭和史的侧影”。他指出，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日本就有过一轮证券业的狂飙突进，山一证券那时就有将亏损“表外化”的做法，甚至得到了监管部门的默许。1965年由于东京奥运后股市的短暂下跌，山一证券也曾面临差点破产的危局。当时的大藏省直接出手，不仅在资金上托底，也制定了专门的拯救计划，最终使当时的山一证券躲过了一劫。在此期间，日本经济持续的景气和飞涨的股价，也将当时山一证券的亏损债务给“消化”了——即通过“高增长”来解决各类难题。这种处理模式在之后泡沫经济时代屡试不爽，以至于成为山一证券乃至大藏省的“路径依赖”。

《殿军：山一证券最后的12人》，[日]清武英利著，王家民、王秀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实际上，根据时任《读卖新闻》调查记者清武英利的报道，早在山一证券东窗事发前三四年，大藏省证券局其实就已知道山一证券存在的严重问题，甚至直接下过“指导棋”。1992年前后，东急百货委托山一证券运营的数百亿日元资产出现了重大亏损。围绕这笔亏损到底是山一证券负责还是东急百货自行承担，双方发生了分歧，甚至导致关系交恶。起初，由于亏损金额巨大以及当时已经恶化的现金流状况，山一证券曾一度决定违背“保本”承诺，甘愿与东急百货对簿公堂。但大藏省证券局在听闻此事后，居然直接暗示山一证券“可以通过转移账目”的方式来处理。时任证券局长甚至表示：“对山一来说这个数目算不了什么。来一波行情就解决了。想办法早点解决了吧！”于是，山一证券方面改弦更张，又自行承担了这笔亏损。

然而，此时此刻，由于经济泡沫破裂直接导致的股市下跌却呈现出长期化趋势。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地价也开始了下跌。从1991年7月后的一年半之间，东京住宅用地下跌幅度达到百分之十四点七。历经一年多的“技术性调整”后，日经指数仍没有重新振作，以至资本市场愈发冷清起来。在此背景下，向来为昭和时代日本人所推崇，甚至被傅高义写进《日本第一》里的“官商协调”特色也无力回天。这一次，大藏省也无法挽救山一证券覆灭的命运。

山一证券的事件并非个案，而是长久以来的结构性弊病。同一时期爆出问题的北海道拓殖银行，也在1997年因不良债权问题而在一夜之间破产倒闭。在山一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先后崩解后，同样老牌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1997年12月，自民党政府紧急宣布了向所有金融机构注资三十万亿日元的援助计划。长银获得其中的一千七百六十六亿日元，用于纾困。然而，其经营的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之后，虽曾尝试与住友银行合并，但还是没有成功，直到1998年10月最终仍不得不宣布破产。与之一起完蛋的，还有另一家昔日巨头——日本证券信用银行。

1997年11月25日，日本，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山一证券。

傅高义曾坦承：日本人在追赶西方的时候，他们特有的优点和组织文化为其提供了优势，但在他们已经追上乃至超越欧美发达国家后，却不得不适应一个崭新的全球化阶段，并最终在这个新阶段错失了转型时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日本第一》横扫书市11年后，泡沫经济却破灭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巨兽猛地一头撞向海边岩石，而且看似无助地搁浅在沙滩上。日本随后面对的就是扑面而来的漫长衰退期。银行和金融界的重大丑闻动摇了公众对企业界和政府本身的信任基础。到那时为止一向信誉良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破产震动了整个日本。”吉见俊哉则认为，这一系列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证明“一系列崩溃已经触及日本经济的核心，此时的日本丸不仅仅是海水灌入船体那么简单，而是整艘舰船都在逐渐沉入海中”。

《平成史讲义》，[日]吉见俊哉编著，奚伶译，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2月出版

当然，“不景气”和“失败”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和金融领域，而是蔓延至各方各面。在政治领域推行“小选区制改革”并未实现“两党制”的预期。无论是平成初年的“五五年体制”的崩解，还是平成中后期民主党的“政权轮替”，都不过是昙花一现。不仅未能实现所谓“政治革新”，反而使得日本社会日愈保守化，政治重回一潭死水的局面，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热情降至新低。而被战后一代代日本人引以为傲的“一亿总中流”（一亿中产）、“无格差社会”（无阶层差异社会）等日本社会特征在平成时代同样在快速消解，贫富悬殊及贫困现象加剧、骇人听闻的社会案件频发，同样也是社会机制运作出现各种问题的真实写照。

当然，平成时代的意义是否仅仅是一座“失败博物馆”，或许仍有其他的解读空间。从历史长时段来看，任何国家地区的成功与失败之间都能理出一段互为因果的解释链条。例如晚年的傅高义就仍对日本保持乐观和希望的态度，他始终相信“当日本着手处理问题时机会将再次到来，所有国内外的民众都会再次认识到日本的长处”。吉见俊哉也承认，尽管“平成时代确实是‘失败’与‘挫折’的时代，反之而言也是‘改革’与‘挑战’的时代”。

对已迈入令和六年（2023年）的日本而言，平成时代的“改革”是否成功、又能否应对“挑战”，则仍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