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青年作家如群鸟飞聚，让城市写作更为关注当下、疗愈自我

7月22日，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上海文化》《思南文学选刊》承办，上海文艺出版社协办的“城市·现实·创新——上海市作家协会近年签约作家成果交流研讨会”在陈云故居举办。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在致辞中概括了本次研讨会的意义：从作品研讨出发，对上海签约作家制度进行一次整体的审视，助益作家们的创作，并助力“文学沪军”的队伍建设。上海市作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马文运主持活动。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薛舒对上海市签约作家制度进行了相关介绍，她表示签约作家是一个城市创作生态中最年轻、最生机勃勃的部分，希望通过对该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推动文学事业新突破。

△罗伟章、田耳、胡笛、李浩（代读）、张楚、来颖燕、王继军、谢锦、阿乙、东君、斯继东、桂传良、张怡微（代读）、池上、肖江虹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编辑，以一对一的形式参与赵松、走走、居平、君天、哥舒意、王瑢、小饭、默音、糖匪、王莫之、王辉城、王占黑、三三、栗鹿、王苏辛等签约作家的作品讨论（罗昕/摄）

写作是一种疗愈

这场研讨会无论对被评作家还是评论家或者编辑而言，都是一场新的体验。一对一模式下，也许是彼此互不相识的两个人，以文会友。

上半场讨论开场，作家罗伟章在评作家赵松的作品时说：“读他的小说对我而言确实是一个冒险，因为他好像在拒绝读者。”他认为这种写作本身是有难度的，“《伊春》揭示的是亮光之外、挣扎的人生。他的小说像做旧了的挂在墙上的画，读起来充满冷和热的张力。”他还提到我们在谈论小说时往往有个倾向，把“故事”和“讲故事”分开谈，有时过于强调“讲故事”，容易把“故事”本身看轻了。在这一层面，他认为赵松的写作探索是可贵的。

而对此，赵松回应时首先坦诚自己不是一个能够很坦然接受赞美或批评的人，“我一直觉得写作是个私密的事，它是我非常个人化的部分，即使它的成果是需要公开的。”至于为什么不写更容易让读者进入的作品呢？在他看来，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去提供一个貌似友好的阅读语境并不是一个写作者的义务，“我更希望提供一个陌生的世界，就像攀一座山，哪怕这座山只有几百米，但它陡峭不容易攀爬。我认为这是一种选择，陌生的感觉或陌生化的处理方式对今天的我们或许更有意义。”

我们在讨论写作时，总不可能避免的一个问题是有关写作的意义，在上半场的讨论中，作家走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引发了在场嘉宾的共鸣，她将写作视为一种疗愈。在创作《想往火里跳》这本半自传小说时，她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创业时抑郁到什么都不想做，甚至不敢看手机，会觉得一打开铺面而来都是坏消息，我需要积攒一天的勇气，到晚上才敢看。”

她回应了作家田耳在点评时提到的关于小说摇摆不定的问题，她认为视角的选择是一个重要因素。“小说里编辑身份与创业者身份存在断裂，至于摇摆不定，一开始选择了第一人称叙事，我逐渐担心有太多的倾诉，会过于煽情。后面开始使用第二人称，尝试去消解、调整第一人称所带来的煽情。”而她后来接触到“疗愈写作”的相关研究成果更加明确了第二人称是最具有抚慰作用的人称，让她可以在写作中用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观察、治愈自我。

签约作家相关作品

作家王瑢对写作的疗愈作用深信不疑，她原本专注写散文，却转向了小说。评论家来颖燕表示：“从散文流淌到小说，两种不同的容器，而小说需要某种洞见来重新架构生活中的许多散见。”父亲去世是王瑢转向的原因，这件事曾给她带来沉重的打击，她久久不能释怀，直到写完《告别的夜晚》这一小说，她才与父亲和解，与自己和解。她说：“我的小说不习惯用‘我’开头，但用第三人称写作于我而言是一个疗愈过程，文字总能带给我力量，我会把它作为余生的一种事业、一种追求，当然也是自己的爱好。”

而作家栗鹿也就这一话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心理学里说人的内心有一个小孩，如果小时候这个小孩受到伤害，未能及时得到抚慰，那成年后小孩就会跑出来捣乱，要破局就必须以成年的自己和内在的小孩去交流，去疗愈，写作也是疗愈的过程。“写小说对我而言，像一场游戏。找到内心的小孩，跟他对话。”作家小饭也表示：“我身上依然有一个人格：快乐的少年，只是随着成长他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了。而文学是我的救生圈，在我无法呼吸时拉了我一把。”

“不响”是上海作家独特的写作特质？

“编辑其实就是个专门和作家‘过不去’的职业。在分析作家作品时，愿意把自己的意见给到对方，不一定是正确的，但供作家在未来长远的写作中当做另一种声音的提醒和思考。”《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的一番话道出了编辑与作家之间的紧密关联，她在评论作家默音的作品时提到她的小说有一种含蓄之美：“她懂得适可而止，懂得留白，我经常觉得欲说还羞的留白特属于上海作家的‘不响’，从金宇澄老师的《繁花》到孙甘露老师的《千里江山图》都有这种美学的特征。”

默音在回应里提到了自己写作的一个变化，她近来在研究武田百合子等日本女作家的生平与创作，从她们那里获得了写作的养料。她说“以前的小说更多来自个人际遇，但目前的写作更多来自外部信息，经过消化，再产出。”

关于“不响”，《萌芽》杂志编辑桂传良则表示上海之外的作家确实不太聊这一词语，他认为本次研讨会中的“城市”是切入青年作家写作的关键词。“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城市时，常常将其作为乡村的对立面，但就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来看，这是比较粗暴的方式。如果把城市性理解为一个随身携带的个人属性，更能捕捉到当下真正的现实。现下一些‘90后’作家的作品有瑕疵，但正是他们把握了核心的一些东西。”

写作的当下性是这批作家们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作家糖匪认为：“文学一定是在场的，当下的。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写作装置。”如作家阿乙评论时提到的，糖匪是一位注重语言的科幻作家，她的作品体现出作家与自我谈判的过程。糖匪直言写作时非常注重“异质”的结合，“就像装置得在美术馆的空间里才能成为作品，放在文学中，‘不响’一定是要在作者讲究的布局中的；城市性也不一定局限于地域，它更可能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研讨会上半场由木叶主持，下半场由薛舒、来颖燕主持

《野草》杂志主编斯继东认为作家王占黑的小说便擅长去挖掘城市空间里人与人的关系，他认为：“我们阅读小说大多从故事出发，而占黑的小说大多是从人物出发。这几天集中阅读她的作品，很多人物在脑海中跳来跳去，她让我喜欢上平时不会关注的人。”王占黑回应说：“在城市中生活，越来越习得的是：漂泊的、不确定的、原子化的东西。虚构是我喜欢的一个方式，能实现起飞。而写作之外的时间，我也在不断地思考和尝试连接，或者打破这种原子化。”

但如作家肖江虹在评作家王苏辛时所说的，作家没有编故事的能力，故事就在那，一个好的作家能发现故事。王苏辛在回应时提到前段时间碰到王安忆老师与林白老师“同框”，她说：“看到她们，我反而觉得自己是个不那么崭新的人。在这两位写作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家身上，我看到了怎么写好像也不是很重要，主要还是写出了什么。”她说自己和三三、栗鹿都是年龄相近的朋友，但大家写出来的小说不一样，“我希望能够在上海的文学环境当中保持成长。”王苏辛说道。

作家三三也很感谢平时一起写作的朋友都特别的生活化，即便在如此正式的场合，大家也都非常的坦诚，真挚，“这一点非常好，我们可以扎根在生活里，而不是成为一个贫瘠的光环。”她回应了“写出来，然后呢？”的问题，“对我来说，‘然后’在我的笔下。我总是对笔下的人物或原型都怀有某种观照，希望他们变得更好，哪怕不是生活上变得更好，而是更了解自己的命运也行。”

近年来，4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已占上海签约作家主体地位。“文学生态要延续勃勃生机，关键在青年，因为青年人是一座城市文学未来的希望所在。”马文运表示，“我们的签约作家作品风格不一，却很好地体现了城市性、现实性与创新性，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在城市中写作，当然可以写很多题材，写乡村、写未来、写过去、写历史……关注当下，保持多元性，做出文学的表现与回答，这是文学的作用与担当。”

原标题：《这些青年作家如群鸟飞聚，让城市写作更为关注当下、疗愈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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