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独唱——怀念恩师高王凌教授

和卫国(国家方志馆研究员)

2018-09-01 11:2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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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

2003年,我从县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入学面试时,一位身材高大、文雅俊朗的老师问了我好几个问题,一直问到你究竟喜欢政治史还是经济史,我说经济史,他才罢休。出来后听人说,他就是高王凌老师,他的《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一书影响很大。
后来,我果然被收入高门,并得到了老师手把手的培养。老师对待我们的学业很认真,每次写篇小文请老师指点,他无一例外地会尽快阅读,逐字逐句地加以修改,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见面后还要再做进一步讨论。老师不循规蹈矩,注意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注重将中外学界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他注重实践调查,讲授农业集体化、土地改革等课程,鼓励学生们放假回到家乡做田野调查,搞口述访谈,搜集相关资料,回来后自由讨论。他鼓励我们注意利用档案资料,还经常和我们一起研读《清实录》《清经世文编》等史料,并幽默地称这是“陪太子读书”。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中不断成长的。
我留京工作后,仍一直得益于老师的耳提面命。2017年9月14日,我到老师家,他非常郑重地把整理好的一批清史研究资料交给了我。当时,他的腿脚已经不太方便,拄着拐杖,步履蹒跚,但仍坚持把我送到楼下等出租车过来。透过车窗看着老师高大而又瘦弱的身影,心中很不是滋味。
刚到家,我就收到了他的微信:“今天,我们完成了一个重大的行动,名字叫‘托孤’。”我心中顿时五味杂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此后,我们师徒二人在微信中常有互动,也知道他这段时间休息很不好,说话声音听起来像重感冒一样。我多次提出陪他去看医生,都被他直接拒绝了。谁料想,2018年8月24日却突然接到了师兄的电话,说老师走了,走得那么匆匆。听到消息,真的心如刀绞,悲痛万分!

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黄埔一期”。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他的专业方向是清代经济史。翻检爬梳400多部方志后完成了硕士论文《清代中叶四川农村市场及其在农村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也算是有胆量的尝试了。
他自选的第一个研究题目是“十八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对十八世纪乃至清代耕地数字、人口数字、人口控制、粮食流通、棉业历史、农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梳理出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同时,以经济史为基础,对十八世纪特别是乾隆朝垦政、农政、粮政进行深入研究,兼及矿政、河政等众多领域,进而对乾隆朝政治中追求“回向三代”和“爱民、养民、足民”的政治理念进行了系统考察。尽管他的本业是经济史,但却反复强调清史研究应该以政治史挂帅,所以他已经打破藩篱,将经济史与政治史、思想史乃至社会史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从国家(“大政府”)的视角观察清代历史发展变迁的学术路径。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高王凌与黄仁宇的通信
他的研究很快受到了国外学界的关注。早在1986年他36岁时,即以副教授名义获得路斯基金(LUCE)资助,赴美国开展学术活动。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匹兹堡大学、俄亥俄肯特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众多顶级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讲学和研究,并与众多学术界名家,如黄仁宇、魏斐德、何炳棣、施坚雅、费维恺、孔飞力、罗威廉、王业键、曾小萍、赵冈等,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关系和私人友谊。回国后还与黄仁宇、魏斐德、何炳棣、王业键、曾小萍、赵冈等人保持了多年的书信往来,互致问候,切磋学术,畅叙友情。这些经历,以前我在人民大学读书时也时常听他讲起,感觉他和国外学者确实有一定的联系,也没有特别的在意,直到翻阅他的材料后才发现,他和国外学界的交往竟有如此之深广,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高王凌与施坚雅的合影
高王凌与费维恺夫妇的合影
美国《中报》关于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成立的消息
在中外学术交流中,还有一件事时常被老师提及并引以为豪——当年他作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发起成立了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对此,不用我来多说,仅仅引用一下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唁电的评价足以说明问题。他指出:“高王凌教授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重要贡献,众所周知,但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在31年前做出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发起和创办中国留美历史学会(The 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1986-1987年,他利用在哥伦比亚大学做鲁斯学者期间,怀抱热情与理想,克勤克俭,筹集资金,联系历史学人。在他的努力和引领之下,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得以创办和成立,为上百位留美历史学人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专业组织平台。30多年过去了,学会的许多成员已经成长起来,在中美学术界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专业期刊《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也开始享誉欧美学界,这一切都与高王凌教授当年极有远见、并极富创造性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作为当年他创办学会活动的同事和见证人,我对高王凌教授的突然去世感到十分悲痛,并尤其铭记他对历史学会所做出的贡献。”这就是当年他在美国的足迹,饱含着一位学术有心人的大量心血。可以告慰老师的是,他的努力和付出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并影响深远。
若就以上而论,他已足以堪称是改革开放以后较早与国外学术界成功建立学术交流关系、推动中外学术发展的一代学人的重要代表。
高王凌与魏斐徳的通信
高王凌与王业键的通信

一个时期以来,在人们摒弃宏观叙事,史学研究日趋碎片化和狭隘化的时候,老师的研究却似乎走着不同的道路,那就是放宽研究视野,打通历史经脉。
他是清史研究所教授,但是在清史之外,还有另一个跨度非常大的研究领域,即建国后农业发展与农村改革。他幽默地称自己是“全神贯注”于前面一头而内心关切在后头的“一担挑式”研究(其实他的研究重点有三个,即十八世纪、近世地主农民关系和当代农民“反行为”研究,是一以贯之的,下文有述)。他一直认为,这些研究来自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山西太谷插队和八十年代初参加农村改革第一人杜润生主持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参与者包括林毅夫、周其仁、白南生等)的农村改革调查等“当身历史”,特别是后者,为他提供了重新认识建国后的农村变革提供了支撑。其间他还以研究清史的视角和成果,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工作提供参考,使得两个领域互相借鉴,相得益彰。他的研究得到了杜老的充分肯定,1996年杜老还专门请他协助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杜润生自述》。
高王凌与杜润生先生的合影
他的这种研究跨度,在学术界似乎是个异数,但凭借着“古今两相观照”,他又不期然而然地开始尝试着将历史学与当代社会问题连接起来,把十八世纪以来的人口、粮食、农业、政府政策与政府行为等打通来看,从而建构起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包括史观和史法。兹仅挂一漏万地介绍一二。
他主张对历史的“正面观察”,反对“倒霉看反面”。他不同意把我们自己的历史看得黑暗、专制、腐朽,强调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前人,尊重传统文化的内在特质和历史成就,特别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他对清代以后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进行了正面、贯通考察,发现了传统因素包括家庭经营、农村市场及市场机制等等,其实都与后来的中国农村改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为此,他指出,我们需要正面认识中国文化、发展成就、发展成因、道理及各种问题。其中,2010年以来,他还分别对“专制主义”“人口压力”及“租佃关系”(从“地租实收率”角度考察)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反思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结论。
他提倡“贯通古今”,建立了“三百年是一个历史”的“近代史观”。在黄仁宇五百年一个大历史的基础上,他早在美国访学时就提出了“三百年是一个历史”的命题,并在此后进一步加以阐发。他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轨迹,通过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考察,把中国的“现代化”直接追溯到了十八世纪,重点考察了人口增加、政府职能扩张、开拓边疆等中国与世界的三大“共时”现象,发表了《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等重要研究成果,实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面接续”,形成了一种新的“近代史观”。从此,“贯通古今”和“正面观察”一起成为了他治学的重要方法,甚至强调“不但来回观察,必要时还须反复贯通”。
高王凌与罗威廉的通信
他建构了中国农民“反行为”理论,对中国农村改革进程重新进行了阐释。他一直强调这个研究得益于杜老,是他和杜老合作的成果。这项研究,一反过去集体化研究侧重领导层决策过程及其实施的做法,从农民行为来看集体经济时代,近距离考察集体化时代农民的日常反应和日常行为。经过调查和研究,他提出,对于政府的制度规定,“反行为”虽带有一种“反”的意味;但“反”不一定是“造反”,也不是暴力反抗,它毋宁说是一种“软行为”(也可以说是 “阴柔”的行为)。“反行为”主要表示的是一种“反过来”的行为,是日常生活中秘密的、静悄悄的、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的、不易为人觉察的行为。同时,“反行为”还是一种抵制行为,如针对上级布置的生产计划,采取“压产”、“限产”等措施,然后另来一套;它又是一种规避行为,如针对着农业社的集体劳动,采取“磨洋工”等办法,来对付之;它是一种变通行为,如采取多留“自留地”、“口粮田”,以至“包产到户”等一系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还是一种侵蚀行为,这就是针对着“集体”的劳动果实,采取“瞒产私分”、“偷拿”、“借粮”等办法,悄悄地把一部分生产所得拿到自己手里。在他看来,这种“反行为”不同于斯科特《弱者的武器》中处于边缘的农民行为,而是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的行为。为此,他提出了中国农民并不是通过反抗,而是通过“蔫拱”,拱出了“包产到户”改革的结论。“反行为”理论的提出,转变了以往“自上而下”考察集体化时期农民行为和政府政策的做法,自下而上并上下互观地重新考察了“包产到户”和七十年末农村改革的产生和演变,为我们重新认识这场伟大变革的深层推动力和国家政策发展演变的现实逻辑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强调学术研究应有经世济民情怀。老师说过,历史学的主要任务是“看病”,但一般不能“治病”。同时,他告诫第子们,要探索求真,不要放弃敏锐的头脑(他特别强调不要忘了“敏而好学”中的“敏”字),要谨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不要做一个孔夫子最不齿的“乡愿”。他喜欢钱穆先生对“君子儒”和“小人儒”的阐释,并进一步指出,“如果你一辈子做学问,只是为稻粱谋,无关社会大众国计民生之痛痒,那你就算了,别来备选了(当然不妨碍你当某学科的专家教授)”。因此,他在清史研究中特别关注经世之学,曾组织学生开展对陆世仪《思辨录辑要》、陆燿《切问斋文钞》、魏源《皇朝经世文编》的系统研究,梳理明末清初经世派以后的经世理路,发表了《18世纪经世学派》等文章,积极建构起“十八世纪经世学派”的理论框架。同时,他关注“三农”问题,在对租佃关系、土地改革及土地关系、农业集体化、统购统销等问题的研究中,特别关注农民境遇和农村发展变革,这是他对农民的深层理解和同情。2010 年新华社“资本故事”栏目专访,当问及什么因素推动他开展农村研究时,他明确回答是“人民大众”,也就是对民生的深切关怀。这是他作为一代学人的时代担当。
他倡导学术研究要重视自己的“当身历史”。“当身历史”一词,来源于老师对钱穆先生一句话的理解,简单说就是一个人自己的生活历程或自己的个人历史。他赞成钱穆先生从“现时代中找问题”、在“过去时代中找答案”的观点。反观他的研究,无论是清史研究中人口、开垦、粮政、多种经营、农村工业等问题,还是农村改革中的统购统销、农业集体化、农民“反行为”等等,无不来源于他的生活经历即“当身历史”,是从“当身历史”中获得灵感和无形推动而产生兴趣,继而开展调查、研究的。他在最后发给我的微信中还在告诫说:“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当身历史’。学历史的人,也不排除有相当一批历史学家,他是在事情之中看历史,这是一种重要的能耐,也是对你能力的一种检验。”
他坚持治学要有自信心和独立性,反对盲目跟从。他曾经说:你最好有一个发现发明,不管是不是叫“理论”或别的什么。在这方面,不可以一味崇洋媚外,做什么从理论到理论的“闻香族”。他还强调:做学问要“不奴颜、不折腰、不媚俗、不说那首鼠两端的话,不做孔夫子最憎恶的乡愿。这都是我们的道德责任,做学问是有立场的,我们提倡的是解决问题的,不是虚假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他在治学中强调基础研究的同时,注重理论的建构,特别提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序列、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中国农民“反行为”等一系列理论或命题。当然,他不是盲目排外、固步自封的学者。他在很多情况下推崇并得益于黄仁宇、魏斐德、孔飞力、施坚雅、斯科特等海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他最看重的“反行为”研究也深受法国社会学者的影响。
他注重学术研究的“历史感”。历史感就是研究中的“直觉”“洞察力”和“感悟”。他很注重研究中的精心考据,也并不反对研究中的理论,但同时他又特别欣赏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倡的“性灵”“神解精识”,认为“如果说我们史学也有我们的理论,那就是一些‘实打实’的解释……跟社会科学那种‘先导性’的理论不同”,强调要注重“一念”,注重利用自己的“直觉”(甚至是顿悟)去发现问题。他多次讲到,自己对农民“反行为”、统购统销问题的研究就是凭借这种感觉发现的。但同时他又反对浅尝辄止,动不动假设历史发展逻辑的“虚妄史观”(他又称作“IF理论”)。
话说到此,回头看看他的建树,我不清楚评定一个历史学家的标准有哪些,但是对一位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在其成果体系中,既有微观探讨,更有史观建构,既有精细考据,又有理论体系,既有学术研究,还有浓浓的现实关怀,加之对中外学术交流的特殊贡献,据此称其为一位合格的历史学家,似乎也不为过吧。

老师是个“倔老头”,有时候讲起话来不顾情面,我们作弟子的都难以下咽。但是,他没有给自己的心里填充乱七八糟的内容,做人、做事都很简单、明了。若论老师最大的人格魅力,还在于他能够在孤独的环境中实现自我。他反复给弟子们讲,要接收并坚持“三受主义”,即学会“受苦、受难、受辱”,保持稳重、谦和的心态,不患得患失,不冒然而行,但是“不失不得”,只要自己扎头做好自己的事情,迟早会有自己的收获。
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自从美国访学回来后,为了追求学术本真和能够做一个真正的自我,多年来他在上课之外一直坚持“青灯黄卷”,伏案写作。我真的不知道他一生中除了教学授业、读书调研、查阅资料、著书立说之外到底有什么业余爱好。他似乎就是一个乐此不疲的“学术苦行僧”,不管刮风下雨,无论寒暑秋冬,都在默默耕耘着自己心爱的这片“自留地”。这份超越常人的毅力和坚持带来的是丰硕的学术成果。据统计,已经出版的专著有《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后以《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再版)《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统购统销之谜》《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文献篇)》《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口述篇)》《超越史料学派》等共计十余部,另有两部等待出版,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后8部书,就是他2010年退休后不到8年的时间中写作出版的。此外,从2007年3月到2017年8月,他还一直坚持在新浪、网易博客中撰写立身、为人、治学博文千余篇。
高王凌教授的著作
这就是高王凌老师,一位大家可能还不太熟悉的高王凌老师。正如他生前好友唐晓峰、刘北成在挽联中评价的那样,“参透天庭,呼吸民气,特立独行,新见迭出,史家唯一人”,他的确是一位能在孤独、寂寞中实现自我的史家。
斯人已去,精神长存。时间虽然会无情地流逝,但真正的学者用一生给人间留下的思想财富,不仅不会消逝,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如同陈年佳酿一样,历久愈香。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高王凌去世,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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