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导火索：印度1857年起义何以发生

印度历史上很少有事件像1857年起义那样被分析和辩论，被浪漫化和妖魔化。在不同的人那里，这场1857年5月10日始于密鲁特（Meerut）的印度土兵起义有不同的叫法：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大起义、印度土兵叛乱，或被简单地称为印度人起义。然而，这些叫法都没有反映一系列事件的真实性质，这些事件最终导致莫卧儿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巴哈杜尔·沙·扎法尔（Bahadur Shah Zafar，1775—1862）被废黜，并被驱逐出德里，也导致了东印度公司统治终结以及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被加冕为印度的女皇。第一次反对英国统治的大规模起义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双方都犯下了可怕的暴行。它将重新设定英国与其“皇冠上的宝石”之间的关系。它还将强化那些希望对印度采取更强军事和行政控制的人的论点，同时激励了那些争取独立的印度民族主义者。

1857—1858年的社会动荡引发了许多问题。叛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它主要局限在北部——德里、联合省、印度中部和比哈尔邦的部分地区——而不是整个印度？许多群体——锡克教徒、马拉塔人、拉其普特人和廓尔喀人（Gurkhas）——都对英国人有合理的不满，但他们并没有参与其中。如果它是“反殖民”的，为什么它没有影响到那些殖民化氛围最强烈的城市，比如加尔各答？大部分印度王公保持中立，甚至出兵帮忙镇压起义。

部分是军事反叛，部分是农民起义，部分是“圣战”，这场行动持续了一年多，但从一开始就缺乏团结和目标。虽然起义的印度土兵得到了巴哈杜尔·沙的支持，他成了印度教信徒和穆斯林名义上的领袖，但他只能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事实上，起义者把他们的信仰寄托在一个已不复存在的莫卧儿帝国的合法性象征上，这使起义的保守性一目了然。如果它成功了，任何取代东印度公司统治的政权或政府制度是否会改善那些拿起武器的人的生活，这是值得怀疑的。那些利用这场动乱的王公只对重建旧的封建秩序感兴趣。这场起义的领导层分散而且分裂，并没有提出一以贯之的变革方案。但随之而来的变化是深刻的，将影响印度直到20世纪的历史进程。

火上浇油

1857年起义的深层原因在于18世纪末以来英国人对印度态度的演变。康沃利斯勋爵的改革实际上将印度人从所有的行政职位和法律岗位上驱逐出去，这影响了社会主流的观点，即应该用印度的法律来治理印度，印度的统治阶级应该受到尊重。这种影响在军队中尤为明显，在那里，印度士兵不可能晋升到军官的级别。英国军官与其下属的密切接触成为例外而非常态。印度土兵西塔·拉姆·潘德（Sita Ram Pande，约1795—约1873）在起义后回忆说，当他在19世纪前期参军时，英国的老爷们和他们的印度仆人和下属打成一片，“当我还是个印度土兵的时候，我们连队的队长会让一些人整天待在他家，他会和他们谈话……我知道现在许多军官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跟部下说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疏远也延伸到了私人领域。在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三分之一的员工会把他们的部分财产留给他们的印度配偶（bibis）。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几乎没有人这样做了。

在击败马拉塔人之后，英国的统治更加巩固，这增强了英国人的信心。作为南亚次大陆上的支配力量，英国人开始落实“教化”其臣民的使命。1813年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续期的条件之一是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在印度传教。这赢得了反奴隶制活动家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支持，他把将印度教信徒从“邪恶和残酷的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等同于废除奴隶贸易。沃伦·黑斯廷斯的建议淹没在当时的尖锐言辞中。在一个审查东印度公司章程的议会委员会面前，已经退休的黑斯廷斯做证三个小时。他的警告很明确：“有一种猜测已经传开了，有人打算把我们的宗教强加给当地人。在土著步兵中传播这样的观点可能会带来危险的后果。”他又补充说，事实上，这“可能会引发一场宗教战争”。

在1828—1835年担任总督的威廉·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1774—1839）的领导下，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他坚信英国人“在印度有重大的道德责任”。他的首要任务是废除自焚殉夫（sati）的习俗，即妻子在丈夫死后的火葬柴堆上自焚（有时是违背她的意愿的）。这种习俗最早出现在笈多王朝时期，在拉其普特人和孟加拉人中特别普遍。1803—1804年，在加尔各答方圆50千米的范围内，就有300多起这样的事件。虽然普遍的看法是“印度教的仪式和迷信应该得到最无条件的宽容”，但这种习俗太过分了。在1807年成为总督的明托勋爵（Lord Minto，1751—1814）的任内，殖民地官员试图规范这种做法，规定自焚殉夫时必须有一名警察在场，以确保没有强迫行为，并且自焚殉夫的寡妇必须满16岁，且不能怀有身孕。明托的继任者黑斯廷斯勋爵（与沃伦·黑斯廷斯并没有亲属关系）宣称这种习俗是“反人类的暴行”，但他认为废除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并有可能在军队中引起骚乱。本廷克发现自己在让“成百上千个无辜的受害者残酷且过早地死亡”和危及“大英帝国的安全”之间左右为难。他在阐述废除这一习俗的理由时指出，英国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对其统治的任何挑战，并且印度的大地主也会支持这样的行动。1829年，孟加拉通过了禁止自焚殉夫的法律，不久之后孟买和马德拉斯也通过了同样的法律。

这类图片摘自1833年版的《便士杂志》（ Penny Magazine），强化了许多英国人这样一种看法，即印度是一片由迷信的异教徒居住的土地。

这些法律也得到了印度教改革者，如拉姆·摩罕·罗易（Ram Mohun Roy，1772—1833） 的支持，他援引了一些案例，比如有些妇女被亲戚强迫上火葬堆，因为他们想要继承这些妇女的财产，有些妇女试图在“被亲属拉回去烧死”之前逃跑，但是没能成功。除了母语孟加拉语之外，罗易还精通英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他倡导妇女权利，还请求政府限制农民向地主支付的租税的金额。虽然他出身于婆罗门阶层，但他对种姓制度持批判态度，他说：“这是我们缺乏团结的根源。”罗易在英国生活了三年，所有遇到他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包括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他希望罗易能够担任下议院议员。

像罗易这样的精英只是极少数。19世纪初的印度社会仍以农民为主，7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平均预期寿命在26岁左右。但史学也在改变我们对莫卧儿帝国解体后印度的看法。传统上认为18世纪的印度是“腐败、混乱、贪婪和暴力的”，但新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印度的特点是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商业化，尤其是在更有活力的北部地区。印度的家庭比欧洲的家庭小，这主要是由于杀害女婴、儿童死亡率高和童婚导致妇女过早丧夫。1822年对加尔各答、达卡（Dacca）和阿拉哈巴德等城市的调查发现，家庭平均规模在3.5人到4.1人。相比之下，英国当时家庭的平均规模为4.75人。然而，在19世纪早期，印度女性的悲惨境遇从未被怀疑过。孟加拉社会改革家伊斯瓦尔·钱德拉·维迪耶萨伽尔（Ishwar Chandra Vidyasagar）哀叹道：“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男人没有怜悯心，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正义感，没有善恶意识，只有习俗被认为是主要的活动和最高的信仰，那么就不要再让女孩出生了。”

拉姆·摩罕·罗易被称为现代印度之父，他是第一个倡导通过宪法手段争取国家自由的受过教育的印度人。

本廷克的文明化热情延伸到了教育领域，东方学家主张用梵语和波斯语等古典语言来学习传统，而盎格鲁派则希望用英语来推广西学，这引发了一场争论。后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印度人想要研究《薄伽梵歌》，他们可以从英译本中获得和梵文原文一样多的东西。这种分歧并不以种族为界限。罗易是支持盎格鲁派的人之一，他认为现代教育是“打开现代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宝库的钥匙”。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1800—1859）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是一位福音传教士的儿子，成为本廷克政府第一位负责法律的成员。麦考莱宣称，印度古老的语言“既不包含文学信息，也不包含科学信息，而且是如此贫乏和粗陋，除非它们从其他方面得到丰富，否则人们很难将任何有价值的作品翻译成这些语言”。这反映了他对欧洲文化和科学的优越性的功利主义信仰。他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在肤色和血统上都是印度人，但在品位、观点、道德和智力上都是英国人的阶级”。麦考莱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任何一位东方学家“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一家优秀的欧洲图书馆的一个书架抵得上印度和阿拉伯的全部本土文献”。

麦考莱今天所遭受的批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他为印度制定统一刑法和设计公务员制度时的热情抵消。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法律体系经常相互矛盾，它们与东印度公司的规章制度一起运作，造成了法律上的困境，康沃利斯坚持不让印度人主持法庭，这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麦考莱的新刑法将死刑限制在谋杀和叛国罪上。为了使现有法律统一，该法典规定了妇女的财产权，这比类似法律在英国生效早了近半个世纪。如今，缓慢得令人沮丧但拥有令人惊讶的弹性的印度官僚机构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下来，应该归功于麦考莱设计的框架。如果没有它，印度可能无法作为一个国家在分治的创伤后幸存下来。

麦考莱谈教育：“我们将用公共开支支持那些会让英国兽医蒙羞的医学理论，那些会让英国寄宿学校里的女生们发笑的天文学，那些内容满是30英尺（约合9.14米）高、统治3万年之久的国王的历史，以及那些由糖浆海和黄油海组成的地理。”

传教士的涌入增加了在印度的与东印度公司或其各种军队无关的欧洲人的人数，虽然这个数字仍然很小—“非官方人员”从1830年的约2150人增加到1850年的1万人。来自欧洲的专业人士包括殡仪业者、动物标本剥制师（为打猎时捕获的猎物制作标本）、酿酒师和台球桌制造商。男性人数远远超过女性，这就产生了所谓的“钓鱼船队”—成千上万的英国年轻女性乘船前往印度，不顾一切地寻找一个“年薪300英镑（英属印度政府低级官员的平均年薪）的男人，无论这个男人是死是活”。

本廷克失望地结束了他在印度的任期。他提出的让印度人担任公司高级职位的建议从未得到伦敦董事们的认同。他还试图将印度法官的工资提高10倍，但是公司仅仅为他们提高了4倍。他的改革也没有压制公司内部鹰派日益强硬的声音。前德里特派代表查尔斯·梅特卡夫爵士（Sir Charles Metcalfe，1785—1846）在1820年写道：“我厌恶发动战争，厌恶为了我们的扩张而干涉其他国家，但是对于强加于我们的战争或不可避免卷入的战争，如果可行的话，应该通过战争获得新的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利润，以支付额外的部队来保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并在未来不可避免的战争中继续扩大我们的领土。”

当英国陷入第一次阿富汗战争时，这种态度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危险后果。这场战争被作家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描述为“在整整一个世纪后日本于‘二战’期间入侵马来亚和占领新加坡之前，英国在东方遭遇的最严重的灾难”。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担心俄国觊觎印度。这位英国首相担心阿富汗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ohammad，1793—1863）过于倾向于俄国，担心他会对沙皇军队沿着开伯尔隘口入侵印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俄国和英国在中亚争夺势力范围，这场大博弈的第一次主要冲突以反对英国占领的大规模起义与阿富汗部落对撤退的英国军队和数百名平民的大规模屠杀而告终。虽然得到了可以安全通行的承诺，在从喀布尔出发的途中，数千名英国士兵和印度土兵以及妇女和儿童遭到屠杀。这场撤退中唯一的幸存者是陆军医疗队的医生威廉·布莱登（William Brydon，1811—1873），他骑着他那匹行将倒地的马无意中闯入了贾拉拉巴德的英国堡垒。在之后的几天里，人们点燃了篝火，吹响了军号来吸引幸存者，但一个人也没有来。

伊丽莎白·巴特勒夫人（Lady Elizabeth Butler）的画作《残兵败将》（Remnants of an Army）描绘了威廉·布莱登医生到达贾拉拉巴德堡垒的情景，这幅画于1879年首次在伦敦皇家学院展出。

更加成功但同样残忍的是1843年英国吞并信德。在1845—1849年与锡克教徒进行了两场短暂的战争后，英国将旁遮普和克什米尔纳入帝国版图。根据1849年签署的《拉合尔最终条约》（Last Treaty of Lahore），年幼的锡克大君达立普·辛格（Duleep Singh，1838—1893）被迫将钻石“光明之山”送给英国女王。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是接管旁遮普行政的三名英国官员之一，他竟然忘记了把这颗钻石放在了哪里，后来他的贴身男仆找到了钻石，并将其交给了新任总督达尔豪西勋爵（Lord Dalhousie，1812—1860），勋爵将这颗钻石从拉合尔送到了孟买。1850年7月，当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收到这颗钻石时，她并不以为然，她在日记中写道：“它没有镶嵌珐琅，而且切割得很糟糕，破坏了效果。”这颗钻石会带来厄运的恶名—它的几位主人在拥有它后不久要么去世了，要么失去了王位——可能挫伤了维多利亚女王的热情。女王的反应让达尔豪西勋爵十分愤怒，他后来写道：“如果女王认为这颗钻石会带来坏运气，就让她把它还给我吧。我不怕它会带来厄运。”

对于达尔豪西作为总督留下的遗产，人们意见不一。他为印度带来了铁路，启动了一系列必要的灌溉项目，并在全国各地铺设了数千千米的电报线路。在一些人看来，他的九年任期让他成为最成功的行政官员之一。在他的领导下，新法律被引入，寡妇被允许再婚，印度教信徒皈依基督教后可以保留继承权，不同种姓的人可以坐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但是，无论这些改革的意图多么高尚，它们都公然违反了印度教的宗教和种姓习俗。

然而，达尔豪西最具争议的遗产是援引“无嗣失权”（Doctrine of lapse）原则，这是一项自1841年以来就存在于纸面上但从未实施过的政策。根据这一原则，英国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印度的土邦主如果明显无生育能力或无男性继承人，土邦的土地就会被强行收归帝国所有。相信土邦是反对现代化的堡垒，用达尔豪西的话说，这一原则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摆脱那些微不足道的邦国，它们可能会带来烦恼，但我敢说，它们永远不会带来力量”。

将近12个邦国被纳入这一干涉主义政策之下，其中最重要的是阿瓦德，一个位于恒河和亚穆纳河之间的富裕邦国。阿瓦德曾被认为是英国最强大的盟友之一，是英国军队的主要士兵来源，并购买了大量英国商品。阿瓦德的首府勒克瑙融合了“沙贾汗时代德里的宏伟壮丽与谢赫拉扎德（Scheherazade）时代巴格达的芬芳魅力”。英国人早就得出结论，认为阿瓦德的总督的行为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威廉·斯利曼（William Sleeman）于1848年被任命为勒克瑙的特派代表，他将这里描述为“一个充满了阴谋、腐败、堕落、玩忽职守和滥用权力的地方”。据说，它的统治者瓦吉德·阿里·沙（Wajid Ali Shah，1822—1887）把时间都花在了“跳舞、击鼓、画画和创作小押韵诗”上。“创作小押韵诗”说的是他对乌尔都语对联的痴迷。

1856年1月，瓦吉德·阿里·沙被要求将他的国家转让给东印度公司。他拒绝了，但他没有煽动叛乱，而是派了一名特使到英国，在女王、议会和媒体面前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当这一计划失败、邦国被吞并后，他搬进了加尔各答胡格利河岸边一座庞大的豪宅，在那里他创建了加尔各答第一家私人动物园，里面有猴子、熊、老虎，还有一头犀牛、一个蛇坑和1.8万只鸽子。他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放风筝上，这是他最擅长的运动。

“向德里进军！”

吞并阿瓦德的决定激怒了孟加拉军队中的印度土兵，他们大多数来自阿瓦德地区。1834年的一项扩大军队招募基数的政策加剧了他们的不满，因为这威胁到了高种姓婆罗门的近乎垄断的地位。1856年的另一项命令规定所有新兵都有义务在海外服役，这对正统印度教信徒来说是一种侮辱，因为他们认为穿越黑水（kala pani，即海洋）会打破种姓制度。

达尔豪西没能看到他激起的愤怒演变成公开的反叛。1856年2月，他离开印度，将总督职位移交给坎宁勋爵（Lord Canning），此时阿瓦德正被正式吞并。虽然“无嗣失权”原则经常被认为是1857—1858年起义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其他重要因素也发挥了作用。1873年，穆斯林领袖赛义德·艾哈迈德·汗（Sayyid Ahmad Khan）留下了印度人最早的关于起义的描述，他认为“起义者大部分是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起义并不是穆斯林精英“摆脱外国枷锁”的尝试。威廉·达尔林普尔把原因归结为帝国的傲慢和自信，他说：“现在，英国人与他们的印度臣民如此脱节，他们对印度人的意见如此不屑一顾，以至于他们失去了解读周围预兆的能力，也失去了准确自我定位的能力。”

大多数历史学家一致认为，最后的导火索是新型恩菲尔德（Enfield）步枪的引进。虽然这种枪装子弹更容易，也更容易瞄准，但很快就有传言在印度土兵中流传开来，说它的子弹上涂有牛油和猪油，牛油是对印度教信徒的侮辱，而猪油是对穆斯林的侮辱。更糟糕的是，打开枪膛装填子弹前，士兵需要先用嘴咬破涂有牛油和猪油的弹筒包装纸。1857年3月，对使用这种子弹的不安在孟加拉的巴拉格布尔（Barrackpore）引发了一场抗议。秩序很快得到恢复，但在此之前，一个名叫曼格尔·潘迪（Mangal Pandey，1827—1857，今天被誉为起义的第一位烈士，并在宝莱坞大片中被美化）的反叛印度土兵被处决。一个月后，安巴拉（Ambala）兵营燃起大火，导致该团被解散。

到了同年5月，动乱已经蔓延到密鲁特。85名印度土兵认为，他们如果使用这些子弹，就会被集体玷污，于是发动了一场兵变。当他们被抓获并被判处10年监禁时，剩下的印度土兵揭竿而起，他们放火烧了自己的兵营，射杀了眼前的每一个欧洲人，高喊：“向德里进军！”

这些印度土兵向莫卧儿帝国的都城进发，于5月11日上午到达。夜幕降临时，他们已经占领了这座城市。巴哈杜尔·沙·扎法尔接待了他们，他仍然居住在红堡里，这里是莫卧儿帝国的传统权力所在地，但他的地位已降为“德里国王”。扎法尔更像是一位哲学家和诗人，而不是一位军事领袖，他为起义提供了道德上的支持，但仅此而已。

农民领袖们也参加了起义，攻击德里和密鲁特附近的英国驻军。到了6月初，骚乱已经蔓延到坎普尔附近地区，那里发生了对欧洲人最严重的屠杀。最后一位马拉塔佩什瓦的儿子纳纳·萨希布（Nana Saheb，1824—1859）宣布支持起义者。经过两周的炮击，他为400多名英国人提供了安全撤离营地的通道。但是，当这些英国人登上船要顺着恒河而下时，他们遭到了印度土兵的袭击。萨希布救出了大约200名妇女和儿童，并将他们锁在比比迦尔（Bibighar），即女子收容所，作为英国人进攻时讨价还价的筹码。当英国救援部队在坎普尔集结时，印度土兵袭击了比比迦尔，处决了里面的人。他们的尸体被肢解后扔进井里。正如约翰·凯伊描述的那样：“他们的屠杀方法与其说是残忍，不如说是笨拙，构成了一种暴行，这种暴行一直困扰着英国人，直到他们在印度的统治结束。”

坎宁镇压起义的努力因兵力不足而受阻。成千上万的英国士兵离开印度去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却一直没有新兵补充。1857年，在印度的英国士兵只有4.5万人，其中一半在旁遮普。各个队伍之间的通信很原始，而且随着起义在印度北部大片地区同时爆发，军队捉襟见肘。大屠杀发生几天后，亨利·哈夫洛克（Henry Havelock）准将在坎普尔击败纳纳·萨希布，这是英军的第一个突破。

英军从未受兵变影响的地区招募新兵，扭转了战争局势。1857年9月夺回德里后，军事行动的重点转移到勒克瑙，在那里，英国特别代表亨利·劳伦斯（Henry Lawrence）用战壕和饵雷加强了驻地的防御。在防御工事内部的855名英国士兵和军官中，就有从喀布尔撤退的唯一幸存者布莱登医生。1 000多名平民（其中大多数是欧洲人）也挤在这个占地33英亩（约合200亩）的院子里。布莱登在围攻中活了下来，但劳伦斯没有，他被落在他房间里的炮弹炸死了。两支救援纵队突破围困，把幸存者带到安全的地方。

今天，许多印度人仍然对勇敢的章西女王（Rani of Jhansi）拉克希米·葩依（Lakshmi Bai，1828—1858）充满崇敬之情。她出生在瓦拉纳西，从小就擅长骑马和剑术。她嫁给了章西邦的土王，但是她的丈夫在她生下继承人之前就去世了，于是她成了摄政王。虽然当地的英国代表对这位年轻的寡妇治理国家的能力很有信心，但英国还是根据“无嗣失权”的原则将章西吞并了。当起义刚爆发时，她宣称她希望起义军“直接下地狱”。但是，到了1858年初，当来自孟买的英国援军开始向章西推进时，她决定与纳纳·萨希布的追随者塔特亚·拓普（Tatya Tope，1814—1859）联合起来。在英国人包围章西之后，她亲自领导了抵抗，之后她乔装打扮，根据传说，骑马跳过城墙逃离了堡垒。1858年6月，她和塔特亚·拓普攻占了瓜廖尔坚不可摧的堡垒，决心做最后一搏。但在坚守堡垒仅三周后，她就死于英军的枪林弹雨中。瓜廖尔的陷落标志着起义主要阶段的结束。

章西女王拉克希米·葩依高举宝剑，勇敢地骑马穿过敌阵，这一形象成为印度自由运动的象征。

如果各路起义者能够联合起来，同时占领旁遮普和德干，他们可能会成功地将英国人赶出印度领土。但是，这场行动变成了一场由零星的起义拼凑在一起的反抗。直到1859年7月8日，坎宁才最终宣布和平已经恢复。

英国实施了非常严厉的报复，复仇成为日常，即处决成了常态，英国人有时会把起义者绑在炮口上炸成碎片，有的起义者则被要求舔地板上欧洲人被杀时留下的血迹。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有些人在被绞死之前喉咙里会被塞进牛肉或猪肉。巴哈杜尔·沙·扎法尔因支持起义者而受审。随后他被送往仰光。没有纸和笔，他用木炭在监牢的墙上涂鸦对联。他于1862年死于喉麻痹，被埋葬在大金塔（Shwedagon Pagoda）附近一个没有标记的墓地里。

异常管理变成了时代错误

甚至在起义结束之前，英国议会就成立了一个王家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其原因。皮尔委员会（Peel Commission）建议大幅增加英国士兵的数量，减少印度本土士兵在军队中的比例。在起义的发源地孟加拉地区，英国士兵和印度土兵的人数比例维持在1：2，而在孟买和马德拉斯地区，英国士兵和印度土兵的人数比例维持在1：3。英国更加倾向于从那些保持中立或站在英国一边的地区征兵。为了避免印度土兵将来形成统一战线，委员会建议当地兵团由来自不同民族和种姓的人组成。孟买总督芒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是敦促改革的人之一，他宣称：“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ure）是古罗马的格言，我们也应该这样做。”随后英国的政策使这一原则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导致印度教信徒与穆斯林对立，并最终导致了1947年南亚次大陆的分裂。

从许多方面来看，1857年的事件是一个迟到已久的对东印度公司采取行动的机会。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帕西瓦尔·斯皮尔（Percival Spear）指出的那样，该公司“被认为未能察觉印度人的民意，表现得迟钝而保守。因此，这次反叛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结束一个已经成为时代错误的异常管理”。在英国，公众对东印度公司在煽动导致兵变的不满情绪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感到不安。其结果是对统治印度的方式进行了彻底的改革。1858年，议会通过了《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将权力从东印度公司手中转移到王室手中。1874年，东印度公司关闭了贸易，“没有荣誉，没有歌颂，但也许并非完全没有悲泣”。 

（本文整理摘编自《印度5000年》，约翰·祖布尔茨基著，马百亮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6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