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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鸡娃母亲的告白

2023-07-30 13:1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2021年12月，《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了年度十大流行语，其中包括“鸡娃”。

“鸡娃”是家长们为了让孩子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给孩子打鸡血、安排学习与活动的行为。由于人口数量与社会资源的不对等，“鸡娃”现象在以中日韩为首的东亚尤为普遍。

本文选自一位离异母亲的“鸡娃”自述。在这份坦诚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熟悉的高压与困境。

2006年6月6日，今天是星期二,我把太郎的球衣、短裤和袜子都在门口摆开。

“快点，快点，快点啦！”

下午3点左右，我在门口迎接太郎，几乎是扒掉他的校服，帮他穿上运动服。他把书包递给我，我给了他一个背包，里面装着足球。由于没有时间坐下来吃点心，我往他嘴里塞了一块糖。我和太郎有一个词专门用来形容这种投食行为——nageire，字面意思是“扔进去”，但实际上是插花艺术中的一个专业术语，指的是用自然随性的方式插花。我们在公寓地下室的车库抓起自行车，用20分钟骑到了足球场。

“你能不能别歪歪扭扭地骑了，”在穿过公园的小路上，我跟在他后面大喊大叫，“你这样会浪费更多时间。”

和多数日本家庭一样，我们也成了“上课狂人”。我给太郎报名参加了各种课后补习班，希望他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学会游泳和算术，或许我甚至能意外发现一项属于自己的天赋。二年级时，他要上六个不同的课后补习班。星期一是珠算课，星期二和星期四有足球课和珠算课，星期三是钢琴课，星期五是游泳和珠算课，星期六有英语课和柔道课。

在日本，这是相当正统的选择，80%的小学生会参加课外班，而且这些课程并不便宜。太郎每个月的课外班支出约400美元。这样高昂的补习费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日本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平均每个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日本妇女经常表示抚养孩子的高昂成本阻碍了她们生育更多的孩子。太郎的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兄弟姐妹。2015年，当这些孩子十几岁的时候，日本的人口出现了自1920年人口普查开始以来的首次官方下降。

“你们家孩子上什么课呀？”这是母亲们之间常问的问题。大家都想确保自己没错过什么东西，导致孩子落于人后。

跟太郎同一级的大多数孩子都参加了游泳课程，部分原因是为了确保在一年一度的学校锦标赛中有出色表现。每年秋天，在家长们的欢呼声中，每个年级的四个班都会在各种形式的接力赛中互相竞争。游泳池有25米长，在一年级的比赛中，大部分孩子都能游完全程。虽然大家都很有礼貌地给孩子们加油，但你一定不想在最后落得木村太太那样的下场——她的儿子拖累了班级队伍。虽然他游完了全程，但中途停了好几次，还擦了眼泪。木村太太一遍又一遍地微微低下头，夸张地皱起眉头，对周围的人说：“真是对不起。”其他母亲们则报以克制的掌声。

这些课外班通常被安排在每天放学之后，所以精力不足成了家长会上经常讨论的话题。父母们担心的问题包括自己家孩子常常昏昏沉沉的，或者总是弄混各种各样的课程所需要的手提袋。由于许多孩子放学后直接从学校去课外班，所以他们早上就必须带好游泳课或珠算课要用的手提袋，这样一来，孩子们很容易把袋子落在火车或公交车上，或者把别人的东西认成自己的。

2006年3月14日，今天我去上了珠算课，用算盘上的两排珠子做了练习。打算盘嘛，你必须要集中精力很快完成。我移动了珠子后，大脑空白，所以忘了自己做到了哪一步。现在我觉得自己可真笨。我上二年级时，日本很少有课外班。所以每次放学回家，我把书包往门口一扔就跑出去玩，一直玩到天黑。我记得在公寓大楼里滑旱冰，躺在公共操场上的秋千上做一下午的白日梦。

而太郎和他的同学们即使有休息时间也玩不痛快。太郎上珠算课时，哪怕是片刻的走神，老师也会大喊：“集中注意力！”有一次，他在一场足球比赛中倚靠在门柱上，漫无目的地望着云朵在天空中飘过，有几位爸爸（爸爸们会来参加周末的比赛）喊道：那个守门员是怎么回事？我瞬间呆住了。

我没有想到太郎到底有多疲惫，也没有想到看到一个孩子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一分钟的幻想中是多么美好。而是一直在思索，如果球进了球门，我会多么羞愧。我本应该减轻太郎的负担，但当时所有的课外班似乎都不可或缺。

太郎喜欢足球，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可以为一项自己并非高手的运动而兴奋不已的时候了。培养团队精神不是很好吗？珠算是医治他加减法计算速度慢的良药，可以帮助他集中注意力。钢琴帮助他打开了音乐鉴赏力的大门，英语可以帮助他打开世界。至于游泳，这是学校运动会的必备技能，也是一项生存技能。

太郎的爸爸在太郎开始上学后就和我们断绝了联系，我希望柔道能让这个缺少父爱的男孩熏陶一些武士道精神。

课外班也使我们有机会结交更多校外朋友，其中许多人都是我们的新邻居，与他那些身处特权阶层的同学相比，太郎的交际圈更加多元。当然，我可以继续令人生厌地为这些不合理安排找借口，但我不能否认的是自己其实只是想赶上其他人。

偶尔太郎会说一些话，让我猛地清醒过来，面对太郎的课程安排得太满的现实。“你早点到那里，就能……”一天晚上，我试着想办法诱惑太郎快点去参加下一个活动。在寒冬的冷空气中，太郎气喘吁吁地跟在我身边跑着，算盘珠子在书包里晃动，因为刚游完泳，头发还是湿漉漉的。他笑着替我说完了那句话：“……抽出时间出去走走吗？”

当然，还有学校的课程。太郎二年级的课程包括艺术、日语、数学、体育、综合学习、音乐和英语。

和所有日本小学一样，这所私立学校使用的是政府批准的教科书。老师们会用学校自己编写的、更进阶的课件进行补充教学。在大多数课程中，学校教授的概念完全超出了该年级的标准教学方针，并没有遵循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减少必修课程和缩短课时的政策，而且以此为豪。

面对如此严苛的学习安排，太郎从一开始就跟不上。在一次家长探访活动中，我注意到他在课堂上有很多问题都回答不上来，担心他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能够迅速吸收新知识。我跟森町老师讲了好几次自己的忧虑，但只得到了他漫不经心的回答，说他会密切关注太郎的情况。我询问了一位儿子在高年级的母亲，想知道针对这种情况，学校是否会提供一些额外辅导。

“啊，这个没有的，”她说，“私立学校的老师只会迎合高水平学生的需求。”

因为家长们把孩子培养得越来越好，学费也随之高涨，所以他们不希望学校为了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跟上进度而放慢速度，降低自身的标准。学校希望我，而不是老师，能够让太郎跟上大家的步伐。快到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问森町老师，太郎是否应该接受学习障碍测试，以免我在强迫他做一些他确实无法完成的事情。

“太郎几乎算是没有学习障碍。”森町老师的回答让我有点困惑。学习障碍这种问题，一个人要么有，要么没有，不应该如此模糊，不是吗？但森町老师的话恰好迎合了我不实际的想法——太郎没有严重的学习障碍，也暂时阻止了我进一步调查太郎的问题。

我幻想着太郎成绩突飞猛进，每门功课的分数都比同学高，觉得这些成就能够凸显出自己是擅长做母亲的。或许，我可能只是想借此补救一下自己一事无成的人生。从记事起，母亲就一直鼓励我要以父亲和哥哥为榜样——他们两个成绩优异，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母亲这样说，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与他们相比我一无是处。

她会说：“你应该嫁给像你爸爸那样的人，如果不行，像你哥哥淳那样的也可以。”从小学到高中，哥哥都是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辞的优等生代表，而我的成绩通常居于中游水平。

“男生总是比女生做得好，这不是件很好的事吗？”她说，“想一想，要是女生更加聪明一些，这该多糟糕啊。”我猜母亲大概是在试着安慰我吧，因为我一直都平庸无奇。我还记得小时候被同学邀请参加生日聚会，这是唯一一件我比淳表现得好的事情。但即使在那时，母亲还是为了支持哥哥而曲解了这件事的结果：“你收到了所有人的邀请，淳也没有因此而沮丧，真是不可思议。”

就这样，我的人生在哥哥淳的阴影下继续着。他是个银行家，在美国和日本都事业有成，婚姻美满（他娶了一位哈佛毕业生），有两个成绩优异的儿子。而我在孩提时代被强行灌输的对哥哥和父亲的崇拜影响到了我的两性关系。我的每一任男朋友都会被拿来和父亲和哥哥那望而生畏的标准相比较。在我二十八九岁，正值约会的黄金时期，哥哥即将成为一家大型投资银行的合伙人，而父亲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公司的总裁候选人。

他们十分自信地取得了如今的成就，也丝毫不同情那些忐忑不安的竞争对手。讽刺的是，这竟成了我那傲慢无礼的前夫写的新闻专栏里的一大亮点，当时我们初相识，一起为美国的新闻杂志做报道，采访在东京进行的昭和天皇的葬礼。

“他比其他人都聪明。”晚餐时分，父亲一边吃饭，一边听前夫对日本的贸易战高谈阔论，随后说道。

母亲补充道：“真不知道他看上你哪里了。”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我之前能问问自己，而不是被他的才华和自信所折服，可能会多点警惕心，在结婚时发现他在另一个城市还有一个女朋友，也就不会因为和一个隐藏了众多秘密的男人结婚12年而感到心痛了。

“我当初就应该雇一个私家侦探来调查下他。”近30年后，我母亲仍然喜欢念叨这些，总让我想起自己糟糕的判断力。我希望太郎能帮我提升自己在这个家的地位，把肩上的重负卸下。

太郎刚上小学的那几年，每天他上完课外班回到家，我们就会展开写作业的“拉锯战”。太郎会躺在床上，拿出一本书来读。这事听起来还挺靠谱，我承认喜欢看书是个极好的习惯（不过这是因为我没有给他买任何电子游戏）。但家庭作业也需要做完才行。太郎从来不记作业安排，所以我会打开他的书包，在皱巴巴的纸堆里翻找作业。如果找不到，我就给其他妈妈或同学打电话。

一旦我知道了作业是什么，就把需要用到的书本放在餐桌上，在旁边摆一盘小吃，像诱捕饥饿的小动物一样引诱太郎过来。他会过来吃吃喝喝，但很快会回到沙发上，悠闲地看会儿书，或玩纸牌和弹珠。一般情况下，我会哄着他回到桌边坐下写几分钟作业。然而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走神，又坐回沙发上，或者跑回自己的房间。然后我会用各种各样的“空头支票”吸引他回来，有时是糖果，有时甚至是现金。我一度做过一个完整的图表，上面有每天和每周的目标和奖励。就像育儿书上写的那样，在他完成任务后大加表扬。但最终，在床上、沙发上和桌子上来回折腾几次之后，我就会发脾气。

“你快写！”我会吼他，“看看现在几点了。你能不能像其他小孩一样乖乖写作业？”

如果太郎从桌前跑开，我就会追上他，把他拽回椅子上。如果我指出他哪儿写错了，或者让他重复某些知识点作为练习，他就会瞪着我，冲我翻白眼，在房间里乱扔铅笔和橡皮。

写作业的意志力大战常常会僵持数小时，随着夜幕降临，代价也会越来越大。如果我要求他收起“精灵宝可梦”卡片，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无视我的命令时，我就会抓起来几张，威胁说要把它们撕碎或者泡在水池里。他通常还是会拒绝。然后我就冲到厨房的水槽前，打开水龙头，最后把卡片扔到哗啦啦的流水下面。很多个深夜，我都拿着晒衣夹把褪色的湿卡片挂在晾衣绳上，然后把它们卷曲的边角熨平。

但有的东西是无法修复的，比如一个小小的塑料盒子。从我们能够记得的时候开始，每当我和太郎外出旅行时，我就在里面装满糖果，我们管它叫糖果盒。有一次我气得把脚悬在上面，像往常一样威胁太郎说：“除非你现在就开始写作业……”然而太郎不断地反抗，我一脚下去，使劲踩在多年来在假日里与我们相伴的糖果盒上，把它踩碎了。

还有一天晚上，我一边大喊大叫，一边一拳砸在他的书架上。我的小拇指肿得很高，以至于我都担心自己到时候会戴不进去滑雪手套——那个周末我们计划和同在学校上学的另外一家人去旅行。我窘迫地向母亲坦白这一切，她笑着对我说：“没关系啦，我也这样做过。”

我执着于让太郎写完全部作业，在小学的那几年总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虽然我们都筋疲力尽，有时还会留下一堆摔坏的玩具，但作业也都写完了。到了睡觉时间，一切归于平静。太郎依然无条件地爱着我。我仍然是他的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