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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为何都叫“某兵卫”“某左卫门”？

[日]尾脇秀和/著王侃良/译

2023-08-13 11:24

孰是孰非

江户时代，围绕着人名有两种基本常识共存于世。话虽如此，朝廷社会的人名常识仅适用于宫中、公家这些特殊集团内部，武家及普罗大众的一般常识占据着压倒性优势。

溯源日本人名的历史，在古代的确只有“姓名”才算人名，如藤原道长、源义经（其形式皆为“姓+名”；亦还有“姓+尸+名”的“姓尸名”型人名，如“源朝臣义经”）等。岁月更迭，人们开始避讳直呼他人之名，改而以“相模守”“源太郎”这样的“官名”或“通称”代之，继而逐渐形成风潮。最终官名、通称，再配上称号、苗字，如“日野中纳言”“土岐十郎”这般，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人名。而原本作为人名使用的“姓名”，却在沧桑变化中丧失了其实用性。到江户时代，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以“人名”为名的基本常识。同时，通过历史追溯可知，仍保留在朝廷社会中的人名常识，即古代人名的“原型”，已形同那个时代的“活化石”一般。

然而，并非所有的江户时代人都忘却了这段人名的历史。那些致力于研究过往史料的有识者自然对此如数家珍。他们越是钻研，就越发觉得与古代、中世截然不同的“当代常识”，较之人名“本义”满是“无稽之谈”。其中，尤其招致有识者“诟病”和“诘难”的，便是被当成通称在使用的官名。甚至他们还对江户时代司空见惯的“某兵卫”“某右卫门”“某左卫门”等通称怒目切齿，将其视作大谬不然之物。

在他们眼中，这些人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江户时代绘画

“某右卫门”的起源

原本“兵卫”“左卫门”“右卫门”等都是警卫禁里之诸卫（卫府）的官名。而为何要变成“某右卫门”“某兵卫”等这般形式——其实就和前文所述“藤大纳言”的情况类似，通过故意减去本姓一字等诸多方式来区分相同官名者。此即该类通称的起源。

譬如任“右卫门”之官（多是大尉、少尉，因为定员不止一人）的源氏之人便称作“源右卫门”；而任“兵卫”之官的平家之人就叫“平兵卫”。另外还有身为长子（太郎），任“左卫门”之官，则为“太郎左卫门”（《贞丈杂记》）。另外，早先“兵卫”在日语中读作“jouwe”（ジョウヱ），江户时代发生讹传，一般将其读成“bewe”（ベヱ）。

“某太夫”的由来也同此理。原本称叙位五位之人时用“大夫”［一开始读作“taifu”（たいふ），后来发生讹传，变为“tayuu”（タユウ）］。“大夫”与本姓、排行、官名相结合，就发展出了“源太夫”“次郎太夫”“左近太夫”等诸名（原为“大夫”，后来变成“太夫”，与日本人书写草体字的运笔有关。故而江户时代一般不写成“某大夫”，而是“某太夫”）。因此，究其本义，“某太夫”与“某右卫门”“某左卫门”“某兵卫”一样，皆出自那些受敕许所允，叙位任官之人可用来作名的官名。

然而到了江户时代，这些通称本来的含义早已消失殆尽。通称“源兵卫”不再意味着“所出源氏”，或者任“兵卫之官”。它们已经变成了本书第一章中的名头与“小尾巴”，只是人名的可选项。庶民也可以擅自取作名用，无人会去阻拦。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官名僭称及其遗风

官名，即天皇所任命的官职之名。没有受允任官者，自然不可擅自以官名为名。然而就在朝廷势力孱弱的日本战国时代，那些级别较低的地方武士也跟着一起凑热闹，明明对官名之意一无所知，却也肆意以正式官名为名，如“宫崎安房守”“米良民部少辅”等。当然，他们以此为名并没有得到任何敕许，只是觉得这样的人名帅气、风光罢了。

不仅如此，竟然还有一些战国大名越俎代庖，未经朝廷允许便自说自话地给自家家臣授予官名。无敕许而私自以官名自称，是为僭称。当时此风正盛，屡禁不绝，继而蔓延到了一般庶民中间。从此，以官名做通称便逐渐约定俗成而蔚然成风。“某右卫门”“某兵卫”等如前文所述，本来只是“某（要素）+官名”的形式组合，到这里完全变成了一种通称，其实就是源自战国时代的“官名僭称”。

江户时代的到来为战国乱世画上了句号。“不可擅自以官名为名”——在幕府将军强大的威势下，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正常。同时，官名僭称的乱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像“左卫门大尉”“右兵卫佐”这样的卫府四部官，作为正式官名，不经敕许便不可再胡乱自称，重获其应有的价值。但“某兵卫”“某右兵卫”“某左卫门”之类，已然作为通称在全社会根深蒂固。官名僭称延绵自战国时代，至此已成风气，烧不尽，吹又生。

江户时代，如“右卫门”“左卫门”“左兵卫”“右兵卫”这般省略下司的正式官名被称作“百官名”（仿官名），是品级较高者才能使用的人名。但“名头+右卫门、左卫门、兵卫”之类的形式没有被算在“百官名”的范畴内，所以就成了随处可见的一般通称。其起源于官名的那段历史也几乎不再为人所知。江户时代的有识者对这样的状况愤愤不平，打出了他们的“正论”之言。

别再盗用官名呐

江户时代的知名故实家伊势贞丈在其《四季草》［安永七年（1778）前后成书］中，对官名如何被当成通称使用的历史脉络，以及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做了如下陈述。

以“某兵卫”“某右卫门”“某左卫门”作名而称，近世之风俗也。“兵卫”“右卫门”“左卫门”皆官名也。官既任自天子，便不可擅自以官名作名。然永禄、天正以来，适逢乱世。天子御威势衰，武士威势盛起，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盗用官名，以“某之守”“某之介”等作名而称。而天子也不究其罪责，任之由之。经年累月，不觉之间竟成武士之风俗也。乃至后农民、商人、秽多、乞食者，皆以“某兵卫”“某左卫门”“某右卫门”作名而称矣。

简而言之，第一，未经敕许不可以官名作名而称；第二，在战国乱世之时，随心所欲将官名作名成风，日后竟然成了“武士风俗”；第三，更有甚者，此风还蔓延到了庶民阶层，最终无论何种身份都可以“某兵卫”“某左卫门”“某右卫门”作名而称。贞丈此言和本书前文所述人名的历史相差无几，亦是江户时代有识者的共识。

“某兵卫”“某右卫门”“某左卫门”等，虽其“原义”源自官名，但鲜有人会在意，随意取之作名。而贞丈对此极为不满，将其视作“盗用官名”。

另外，从江户时代初期检地账（农村的土地登记册）中记载的百姓名来看，如“孙右卫门尉”“吉兵卫尉”这般，名中带有下司“尉”字的例子非常多。大约到了江户时代中期，对公的正式文书上，百姓、町人“公称”其名时却鲜见通称中带“尉”字的情况。这或许是受到了幕府“官名整治”的影响。

西川如见在其所著《町人囊》（享保四年刊）中，对上述情况却另有非难之词：“塔婆铭文之上，多见町人之俗名有‘某左卫门尉’‘某兵卫尉’之类。‘尉’乃卫府之官名，非五位六位者但称以‘尉’，非理也。”也就是说，通称带“尉”，虽已鲜见于当时的庶民公称，然而从刻在墓碑上的铭文来看，仍能发现擅自带“尉”自称的例子。对普罗大众而言，较之“某兵卫”“某右卫门”，“某兵卫尉”“某右卫门尉”的写法更为正式，故而也在一些他们认为郑重的场合保留了这样的传统。这也算得上是始自战国时代官名僭称的遗风了。

错乱称呼

伊势贞丈及其他一众有识者从人名的“本义”出发，针对江户时代的人名现状，还指出了诸多怪异之点并加以批判。

譬如本书第一章在论及“排行式”人名时，曾引用过这样一段史料，“太郎为総领之子（长子），次郎为次子，三郎为老三。而当今之世，有惣领之子作某某次郎、某某三郎，也有老二、老三称为某某太郎之例，此为误也”（《贞丈杂记》）。换言之，江户时代像“~三郎”这样的通称无关兄弟排序之本义，仅仅被当成“人名小尾巴”在使用。因此较之“原义”，有识者认为这一人名现象实为“怪异”。

另外，有识者也直言不讳，指责百官名（京百官）这样的仿官名就是“官名盗用”。史料有云，“某左卫门、某右卫门、某兵卫等，尚有人不知其为百官名，怪哉”（《四季草》）。从人名“本义”来看，诸如“某左卫门、某右卫门、某兵卫”之类明明皆为百官名，可当时竟鲜有人知，惹得有识者不满。

像一些“人名小尾巴”，如“某之助”“某之丞”等通称，其中的“助”“丞”等字本源自下司。因此有识者也视其为官名僭称，批评人们不知其理却擅自乱用。而东百官招来的非难则更为尖锐。当时议论有云，“古书未见以东百官为名之人矣”，即有识者无法确认战国时代以前东百官的使用情况。他们认为东百官很大可能是江户时代才开始流行的奇珍异名（事实也的确如此）。江户时代的一般通说把东百官的由来归功于平将门，有识者对此也只是嗤之以鼻，将其称为“俗说之妄言也”。

幕末时期，喜田川守贞所著《近世风俗志（守贞谩稿）》，把那些当时从“本义”来看颇为怪异的人名诸象——如明明并非出自源氏却自称“源兵卫”，明明是长子却叫“三郎”等，评价为“姓氏也好，兄弟序列也罢，皆乃无凭无据，错乱称呼”。其批评的态度跃然纸上。

当时的社会大众一般将“源右卫门”“太郎兵卫”这般“名头与排行”的组合形式当成通称，而非仿官名（百官名）。然而对于有识者来说，较之人名“本义”，此类官名变形毋庸置疑就是僭称——这样的“正论”之言延绵不绝，在有识者内部日益形成风气。

今世之风俗

那么是否需要依人名之“原义”，对当时的“人名乱象”进行“拨乱反正”——看起来伊势贞丈也并无此意。他在《四季草》中有如下陈述。

今之世（江户时代中期），孩童时以“某太郎”“某次郎”“某之丞”“某之助”作名者有之。然元服之前，应以“童名”“幼名”称之，如“某丸”“某千代丸”类。“某太郎”“某次郎”等，皆乃元服之日由幼名改称之“乌帽子名”（成人名）。如此才为古风也。“某之丞”“某之助”皆官名也（不可擅自用之）。如今幼名、成人名皆同途而用，就其原义论，实乃谬矣。

古来人名发展至此，不仅“原义”几经殆尽，与其他类似概念之间的区分也混乱不堪。贞丈对此愤愤不平、批判一通，却最终以一句“今世之风如此，已无可奈何”草草收尾。换言之，对贞丈而言，尽管现实尽是“荒谬绝伦”，但他也束手无策，只能坦然接受。不仅是人名，在其他诸多问题上，贞丈的态度也大致相同。比如武家把叙位从四位下称为“四品”，可“四品”本来是只有亲王才够资格叙位的“品位”之一（一品至四品），因此把从四位下称作“四品”明显就是误用。而贞丈对此事的看法，如下文所示（《贞丈杂记》）。

今时武家之辈，有叙四位而曰四品之事，谬矣。此应云四位也……然今武家常以四品称四位，辄应随世之风俗矣。

在他看来，虽然就四位、四品之“原义”而言，以四品称四位实在是“荒诞可笑”，但是这一误用早已为大众所接受，流通于世，那么也就应该随“世之风俗”的大流。“世之风俗”是随时代变迁形成的大众共识，亦是所有人做任何事时不言自明的习惯、文化。因此对贞丈来说，无论再怎么不快，也只能接受和承认“常识观念”的变化。作为学者，他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了当时诸多与过去的不同。然而无论这种不同有多么的“荒谬绝伦”，贞丈也没有提出要以此对社会种种常识“拨乱反正”的主张。

伊势贞丈肖像

请留意那些武家惯例

前述有云，江户时代的武家社会一般已不再擅自拿正式官名作名使用。然而严格来说，就算是在正式官名的范围内，延绵自战国时代的僭称之风仍无法尽除。

伊势贞丈有述，“直至治世，‘守、介、头、助’等字皆已慎用，但其中如‘缝殿助’‘内藏助’之类仍无所忌惮，肆意称之”（《四季草》）。正如其所言，虽然幕府对诸大夫相当的正式官名做了一定管理，如“内匠头”“上野介”，但是仍将“内藏助”“缝殿助”等一部分官名当成了仿官名，未对其加以任何使用上的限制，即使这些官名在朝廷那边就是正式官名，未经敕许不可擅自使用。

因此直到明治初年，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旗本身上看到以此类官名作名的习俗，例如西尾兵库助、堀内藏助、奥山主计助、近藤缝殿等。这些人名无论在写法上还是读音上都和正式官名一模一样，所以站在朝廷的角度来看，它们无疑就是官名僭称（实际上，朝廷诸臣在六位上下叙任后多会以这些官名为名）。然而在武家的观念里，这些官名被定位为仿官名之类，顶多就是世代相传的通称而已。

那大名的家臣又如何呢？以前述《天保武鉴》所载陪臣人名来看，使用与朝廷常识相抵牾的正式官名作名者，如内藏助、缝殿助、木工助、扫部助等，虽不多见，却有其例，且多半是家老等上级武士，显然这亦是他们称名的习惯。大名家这边的做法也基本上大同小异，将这些官名视作百官名那样的仿官名。当然，他们在取这些名时也没有得到敕许。

还有一些武士，其人名为“主税之助”或“兵库之介”，念起来和正式官名毫无二致，却在汉字表记上多加了一个“之”字——正式官名可万万不会这么书写。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与正式官名极易混淆。尤其需要留心的是，“内藏”“木工”“缝殿”“右马”之类后来逐渐演变为名头，开始与“~之助”“~之进”“~之丞”等“人名小尾巴”互相组合。因此“木工之进”“内藏之进”等也是普及世间的常用通称。随后，这些演变自官名的名头还发生了消减一字的表记变形，如“藏之进”“杢之进”“缝之丞”“马之允”等。它们和“兵部右卫门”“治部左卫门”等人名一样，都是官名渐渐被拿来做名头使用的实例。

除此之外，还有更改正式官名中下司表记的做法，如“内匠介”“玄蕃允”等［本来这里的下司应写成“助”，但却被改成了“介”（“允”）］。更有一些人名，如“治部助”“酒造介”“隼人助”之类，它们看上去和官名相仿，历史上却并不存在这样的官职。它们既能够被归为仿官名，也可算作一般通称。

若以朝廷常识来看，擅自取用“内藏助”等官名为名仍是僭称。而诸如“右马之丞”“采女介”“右卫门介”之类，或官名错，或下司名错，甚至还出现了朝廷从未设置过的官职，因此只能将它们视为似是而非的假冒官名。要是被有识者看见了这些冒牌货，估计都不忍卒读。公家更是会对这些似是僭称，却又非之的人名嗤之以鼻，讥笑那些取名者为“不知官位常识的乡野武人”。

笑就笑吧

然而武家根本不会在意来自公家的嘲笑。对他们而言，在幕府允许的范围内，人名只要能反应社会地位，维系身份秩序即可。而武家社会受到使用限制的人名仅仅是大名等诸大夫以上格式才能使用的“~守”“~头”系，及其更上级的官名（或者与此级别相当的官名）。

因此，那些体现诸大夫以上身份的“~守”“~头”系官名鲜见滥用。而“~助”“~介”“~丞”“~进”之类，虽为下司，却逐渐演变为普通的“小尾巴”（人名符号的可选项）。像“杢”“缝”这般源自官名变形而来的名头，即便庶民用以作名也无人会置喙，早已成为常见的一般通称。不过，类似“右京大属”这样的“~大属”“~少属”系的正式官名，在官名僭称泛滥的战国时代便鲜见朝廷以此授任叙官之例，因此日后武家也几乎不使用该类官名僭称作名。但江户中期以降，朝廷又开始了“~大属”系官名的任官，实施的对象为七位的地下家。也正因为“~大属”系官名是在江户时代才重新“复活”的古代官名，所以武家及普罗大众便少有以此做通称的惯例。

欲为负佐

“~守”“~头”系官名中还有一例，是为“市正”。“市正”多是陪臣之名，算是百官名，即仿官名的一类。不过幕府规定，若非位及诸大夫格式，便不能使用“市正”为名，故而“市正”也是那些需要一定品级才可使用的人名。这同样是幕府内部的独有规定。

有趣的是，当武士位及诸大夫之列，并想要改名为“市正”时，朝廷所颁发的任官文书上写的却是“任东市正”。按古例，写作“东市正”，日语读音为“ichinokami”［いちのかみ，亦读成“touichinokami”（とういちのかみ）］。“东市正”作为武家人名使用时，一般不写成“东市正”，而是“市正”。另外还如任官参议，做人名时却以其唐名“宰相”作名。如此这般，一些正式官名在被当成日常人“名”使用时，其汉字表记往往会有所出入，并不完全一致。

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靱负佐”，它是大名、旗本位及诸大夫后可使用的人名之一。“靱负佐”其实就是“右卫门佐”的异称（江户时代一般还会写成“靫负”“靱负”）。关于此名还有一段逸闻。某大名位及诸大夫后欲改名为“靱负佐”，而当他经由高家之手拿到朝廷所下文书时，只见敕许上写着“任右卫门佐”，立时大惊失色，连忙问道：“这为何会写错呢？”直到从高家口中得知“靱负佐即右卫门佐之别名，口宣案颁布时只会书以正式写法”时，他才手抚胸口，安下心来。

这段趣闻记载在随笔《思出草》中，作者是隐居于鸟取藩支藩若樱新田藩的池田冠山。在该随笔中，冠山痛陈该大名的无知之状，“今之官名，虽为虚称，然竟不知己名原义出处，实乃愚昧之至”。在他看来，官名虽只是“虚称”（虚有其名，并无实质），但其原本并非人“名”。因此在使用时往往会有古今表记之异。然而使用者竟不知其中缘由，大惊小怪，实在是不成体统。

以此例来看，纵然是大名对官名的理解也仅仅是如此水平：欲以“靱负佐”为名，但本人对该名由来一无所知，只是随个人喜好或依家中先例罢了。冠山笔下的“愚昧之至”，在当时反而是司空见惯的普遍情况。

御名差合

按惯例，大名、旗本会尽量避免和老中等幕府要员同名。因此若有同名的新任老中上台，底下的人便会就此提出改名申请，是为“御名差合”（“取名相同而互相冲突”之意）。例如，宽政元年（1789）四月十一日，松平和泉守就任老中。翌日，水野和泉守便以“御名差合”为由向老中提出改名申请。

当然怎么都不愿意改名的话，上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不予追究。天明四年五月，牧野越中守就任老中，松平越中守便以“吾家始自先祖历代以越中守为名。此番与老中牧野越中守御名相冲，理应改名。但若可允，仍乞以越中守为名”向上申告，希望能够保留其名，不做更改。鉴于松平越中守出自格式较高的大名家，幕府便答应了该请求。

以朝廷常识来看，从和泉守变成越前守是“改任”，因此需要重新走完一整套的“任官”程序。就算是朝廷里的地下家，在实际操作时也不例外。然而武家官位的场合，已经位列诸大夫格式以上者，在改名时并不需要重复向朝廷申请。欲改名时，武士只要向幕府递交“和泉守改名，越前守”的申请即可。它就如同“甚太郎改名，弥左卫门”，与庶民改名时的流程完全一致。

而当时那些熟知“官位”本义的有识者对此虽然不乏批评之声（如中井竹山《草茅危言》等），但差不多也就只是“武家位及诸大夫后已走完一次叙任手续，这便行了吧”之类的程度。在这悠然漫长的江户和平年代，朝廷和武家在面对官名时的认知观念和处理方式实在是天壤之别。

荻生徂徕的提议

对武家社会而言，官名是必须受允才可取用的特殊“人名”，是为通称的一种。它们起到了反映武家格式、等级秩序的作用，仅这一点便意义非凡。而且从形式上来看，要以官名作名，还需要从天皇处受赐叙任，走完全套流程，颇具仪式感。身为幕臣的儒学者荻生徂徕却对此忧心忡忡。在其上呈给八代将军吉宗的《政谈》（成书于享保十一年前后）一书中有如下记述。

虽天下大名皆将军之“家臣”，然其官位形式上乃授自天皇之诏命。故诸大名之中，有人现下慑于德川氏之威势“俯首称臣”，私下却认为其主君乃天皇也。他日一旦世道生变，恐难免对德川氏“心生异动”。

作为解决之道，徂徕提议将军应完全脱离朝廷体系，重新打造一套专属武家的“勋阶”体制，向各大名授勋赐阶。遗憾的是，吉宗并未采纳他的意见。而至幕末，徂徕所言竟一语成谶。随着尊王思想日益高涨，诸多大名以官位授自天皇为由，逐渐不再将德川氏视为自己的主君，转而以“朝臣”自诩，将效忠的对象转向了天皇所在的朝廷。江户时代“官名”明明早已虚有其表，仅仅被拿来作为“人名”使用，却成为幕末时期政治活动合法性的来源，是合理化其诉求时可以利用的工具。因此，幕末时期人们对官位的认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名论

与尊王思想密切相关，可举正名论。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强调“名”（名称、概念）“实”（实质内容）一致对维护君臣、父子等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故有“正名”一说。这就好比名为“君主”，却实为“臣下”，此即名实不符，应予以纠正。

后经宋代朱子学发酵，再加上日本人对朱子学的本土化改造，正名论在日本逐渐发展为“名分论”等诸说。特别是18世纪末水户藩藤田幽谷在其所著《正名论》中提出：“唯有君臣名分名正言顺，方能天下安定，诸事顺调。”这一观点亦成为水户学，以及日后深受其影响的尊王论者合理化自身政治诉求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从那些希冀“正名”人士的立场来看，他们所处的现实社会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名”不符“实”的世界。明明天皇是“名”上的全国统治者，天皇任命的内大臣、征夷大将军德川氏却紧握全国政权之“实”。天皇还会不时受到将军的处分、责罚——实乃是名实不一、名不符实，理应让其名实一致、名实相符。这样的看法、观点与倒幕、尊王的思想紧密相连。

这么看来，被拿来做人名使用的正式官名，虽然形式上还需要走完叙位任官的程序，实则有名无实。而仿官名也好，一般通称也罢，早已演变为单纯的人名，不再依循官名之“原义”。任官“越前守”，却并非越前国的长官；“源左卫门”既非出自左卫门府，也与源氏一族毫无瓜葛，还被庶民随意拿来作名——林林总总这般现实，若以名分论来看，实乃名不符实，必须加以纠正。不过，大多数的有识者认为要将“正名”付诸实践仍颇有难度。例如大阪儒者中井竹山便在其所著《草茅危言》（宽政元年前后成书）中，虽力陈正名之说，但也如其所言，“庶民以某右卫门、某兵卫、某太夫、某丞、某佐此类作名，实属怪诞。然此举业已为时下一大风习。事已如此，难再是正”。

山县大弐的正名论

《柳子新论》（宝历九年前后成书）是另一部对幕末“尊王论”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作者山县大弐在其中高唱“正名”之说。譬如，大弐认为德川氏“名”（名义上）乃天皇所命之“将相”（大臣、将军），却握有天下“实”权，那便是窃取了“南面之位”（天皇）。因此他主张，既然天皇有其“名”所在，就应该名正言顺，夺回天下“实”权。

另外，大弐也对江户时代人名中的名不符实问题进行了尖锐批判。其文如下。

今大名等，叙从五位下之位，任某某守、某某少辅等官，皆与其原义相乖离，有名而无实。而庶民则更甚，以某兵卫、某右卫门之类作名，此乃“私用官名，冒犯官威”。古时即重罪矣。

然而尽管如此，大弐应该也意识到要改变“以官名做通称”的现实绝非易事，他自己不也正以百官名“大弐”取名自称么？大弐无官无位，自然不可能受赐叙任“太宰大弐”。作为学者，他为了扬名天下，以流行于世间的百官名“大弐”作名。因为在那个时代，“以名示人”——人名起着反映个人社会地位的作用，所以尽管高唱“正名”之说，大弐也无法在这一社会基本常识中独善其身。这就是现实。

不过，受正名论影响的尊王论者以实现“正名”为目标，期望能够“拨乱反正”，一扫现实世界中的种种名实不一。“使天下万物名副其实”，这也成了明治初年王政复古运动的思想源头。正是这种对“正名”的诉求，引发了明治初年人名问题的种种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