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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林贤治：缺少抗争的勇气，是巴金后来忏悔、自责的主要方面

2023-08-02 14:3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学人简介：林贤治，诗人，学者。1948年生，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火与废墟》；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纸上的声音》《夜听潮集》；文学史著作《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政治学著作《革命寻思录》；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沉思与反抗》《林贤治自选集》；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后十年》《漂泊者萧红》《巴金：激流一百年》；访谈录《呼喊与耳语之间》等。主编丛书丛刊数十种。

采访人：本访谈由学人Scholar团队完成，林栋牵头，戴星慧、徐军、方华康共同参与。

巴金并不太以“作家”“艺术”为意

学人：不只有一位评论家指出过巴金小说的艺术价值问题。除了《憩园》《寒夜》《第四病室》之外，似乎包括“激流三部曲”在内的巴金小说都难免“难以卒读”“艺术价值不高”的讥评。您怎样看待巴金先生去世后，他的作品的“生命力”衰弱的问题？请问您如何从整体上看待巴金小说的艺术价值？巴金是高产的作家，他的小说作品中，您最推重的是哪一部，为什么？

林贤治：巴金原本以安那其战士立身，而无意弄什么文学，但终于被挂了“作家”的头衔。这对于他个人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失败，即安那其信仰的丧失。可以看到，直到临终前，他都并不太以“作家”“艺术”为意的。

但是，巴金的态度并不能决定其作品的价值。关于巴金的文学成就，我不赞同“大师”的说法，但也不认为没有“艺术价值”可言，甚至讽为“难以卒读”之类。巴金的《家》，我一直认为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少有的杰作，《寒夜》尚在其次。《家》暴露中国式家族制度的罪恶方面是深刻的，直到结束“文革”的洗劫之后，晚年巴金仍然多次谈及“高老太爷”。可以比较结构同样宏伟的《子夜》。巴金的《家》取左拉加《红楼梦》，茅盾的《子夜》则取左拉加马克思主义。《子夜》理念先行，冷静图解；《家》则灌注了作者的全副热血与悲情，有信仰，有理想，有体验，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的、叛逆的精神。除了小说，巴金的散文率真自然，清新可读，少有古典文学的阴影和旧文人的陈腐气息。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评论界曾经一度舍弃文艺社会学，大兴“细读”之风，声称政治破坏艺术。其实，政治对作家的影响未必是消极的。仅从创作实践看，许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便都深度涉入政治。巴金的小说，基本完成于1949年以前，那时的作品还谈不上“为政治服务”。他的部分作品颇受了安那其主义的影响，而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或优或劣，却是不能直接归因于政治思想本身的。作为一个作家，巴金无疑具有文学创造的天赋，而且就文学资源的储备，包括艺术技巧的掌握来说，都远胜于大群的作家。说到安那其思想，也并非从外部强加于他，而被内化成为个人的意识；前期他没有“遵命文学”，写作是自发的。他具有消化他所信仰的主义，并熟练地驾驭小说艺术的能力。

学人：正如您在书中所写到的，巴金在“文艺”和“革命”之间有过很深的矛盾、徘徊，他从事文艺在很大程度上也为是革命或者政治服务。但是他在政治上似乎也显示出很多的不成熟。那么，作为传记作者，您怎样评价巴金一生中的政治表现？

林贤治：巴金的一生，从思想到创作，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在前段，他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社会革命的宣传家、热情的思想战士。他的武器，取自国际安那其主义的理论武库，少有个人建树。但是《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一书，其系统性、理论性、批判性，放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其份量也是不容低估的。

学人：您认为巴金和索尔仁尼琴的区别是一个在体制内“讲真话”的作家与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区别。是否可以理解为巴金在反抗威权，追求自由意志方面缺乏足够的勇气和胆识？

林贤治：是的。巴金性格中有懦弱、顺从的一面，缺少抗争的勇气。这也是他后来忏悔、自责的主要方面。

1957年，巴金与电影《家》的剧组成员合影

学人：巴金对于“讲真话”的问题十分强调，他曾说过：“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但同时巴金自己并不能彻底地讲真话。杂文家林放认为，“讲真话”的背后是制度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内部的道德问题。巴金在行动上是认可林放的观点的，因为他确实因为制度问题而没能彻底地讲真话，但巴金也表示：“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可见巴金同时也会因为未讲真话而在道德上进行自我指责。您如何看待巴金身上这种双重矛盾性？

林贤治：“讲真话”存在一个语境问题。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从分散到集中，从自由化到党派化，从启蒙到反启蒙，从改造（社会）到被改造，100年间经过多次转折、分化和组合。社会环境的变化，对知识分子的言说具有决定性影响。巴金说“三十年前”未能说真话，甚至到后来也说未能说出全部真话，除了语境的因素，书中说的个人历史“包袱”，以及家累，也都是他隐忍的原因。

巴金始终不失为一个有信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学人：巴金的激流一百年可以被看作是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缩影吗？您如何看待巴金作为作家的个人气质与其作品以及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三者相互之间的关系？

林贤治：我写《巴金：激流一百年》，确是立意以文学传记的形式，做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变迁史。其中的进退升沉，有社会因素，有团队因素，也有个人因素。我在《引言》中说了，所谓命运，即这几方面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自然，其间的作用力是不平衡的。

巴金青年时是勇敢的，常常取独战的方式；后来皈依大集体，反而成为一个他说的“奴隶主义者”了。显然，他承受了太多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在书中，我尽可能忠实地描述他在压力下整个的变形与部分复原的过程。

学人：巴金最初选择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一种基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致力于社会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热情甚至激情。那么，这种热情下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如何变成了一种坚定的政治信仰的？20世纪40年代是巴金思想、性格转变的重要时期。哪些因素使得他在1949年之前就由一个激进，充满革命精神的人变得有些怯懦，屈服于政治压力的人呢？

林贤治：巴金很早便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至于形成为个人的一种坚定的政治信仰，大约与他同国际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如高德曼等人的直接接触有关，尤其在留法时受到“萨凡事件”的刺激，起了关键的作用。及至后来他表现出懦怯和屈从种种，首先居于生存的需要，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对此，巴金本人是清醒的，也是不满于自己的；他把原来的信仰一直保存在内心，且坚持到最后。巴金始终不失为一个有信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这正是我对他深怀敬重的地方。

学人：您提到，巴金年轻时是大家族的叛逆者，他的作品中也充满着对封建家庭的厌恶，但从私人情感上看，他又终其一生都对家庭有着无法割舍的眷恋，请问您怎么看待他对待家庭的这种矛盾？类似的矛盾心理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是否具有普遍性？

林贤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家族及家庭伦理占有重要的地位。巴金青年时背叛家庭，同时又不无留恋，这是一种集体意识与潜意识在一个人身上的体现，其实中国人很难挣脱这份血脉亲情的纠缠。及至后来，随着两位兄长离世，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撂到他身上的时候，他便成了大家长，他不能不重新回到大家庭里来。

五十年代，巴金和家人在一起

学人：巴金向来给人以“热情”“诚恳”的印象，无论是他的小说创作，还是散文，“我”和“我”的激情都占据着鲜明的位置。然而，1949年之后的巴金又表现出随和、怯懦、听话的一面。巴金是如何协调这矛盾的两方面的？

林贤治：在巴金那里，使用“协调”一词恐怕不大准确。的确，1949年以后，他的政治立场、态度适时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但我认为，此时人到中年，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理论家了，从此前发表的论文和时评看，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早经阅读过，思考过，并且不只一次地论述过；就是说，对他来说，仿佛太阳底下无新事。所以，他在政治运动中所做的姿态，不妨称作“拟态”，藉以应付极“左”的思想路线和政治局面。实际上，巴金心里是拒绝的。

历史必须而且必然不断地进行重构

学人：在您看来，为一个现代作家做传记，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传记作者如何跨越与传主之间存在的思想背景、个人信仰、特定年代、官职地位等等鸿沟，以达到“知人论世”的效果？

林贤治：关于传记写作，首先是传主的选择。他或她，是你感兴趣的，觉得有发掘意义的对象。二是充分掌握材料，个人的，乃至相关的社会和历史材料，并作出必要的证伪工作。三，要把传主放进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大小文化圈中加以表现。人际关系也是环境的一部分。没有孤立的个人。四、运用历史想象力，把所有的材料通过联想和想象有机地连结起来，并赋予其意义。

1933年冬巴金在北平圆明园

学人：在您以往的著作中，研究鲁迅的作品居多，这些作品也引起了广泛关注。现当代作家群中名家辈出，有说不完的故事、无尽的待研究的问题。在这些作家中，您选择研究巴金是有怎样的考量？

林贤治：巴金的变化是巨大的，充满悖论的，甚至是反转式的，在知识分子中极具典型性。而且，从巴金100年的年轮中可以辐射出不同时代的历史变化，其中包括知识分子群体的变化。与其说我选择了巴金，无宁更本质一点说，是历史选择了巴金。

学人：您在书中将巴金的生活隐然分为两个部分，成家之前和成家之后。成家之前的巴金，您在书中反复强调他是一个“漂泊者”“漂流者”。萨义德将“知识分子”定义为自觉接受，甚至主动追寻着被流放、被边缘化的命运的人。在您看来，巴金的“漂泊”状态，与其作家、知识分子的身份之间有何内在关联？

林贤治：巴金青年时漂流无定，那是他背叛家庭，成为安那其主义者之后的一种生活状态。这种状态，不一定适合于其他的许多知识分子。萨义德把知识分子定义为“流浪者”“漂泊者”“游牧者”，只是一种比喻，并非指实际生活中的情形。他要说的是，知识分子长期耽于精神空间，看重内心的自由，而不为外部力量所左右。在纳粹德国，像爱因斯坦、托马斯·曼等人自我放逐，远离故国；但仍有许多知识分子留在国内，他们选择的乃是“内心的流亡”。

学人：读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时，从其中的“游民知识分子”联想到中国现代作家、知识分子“漂泊”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如果研究这种“游”的状态，您有怎样的建议？

林贤治：所谓“游民知识分子”，可以远溯春秋时代的“士”。士的生存方式实在是“游”，所谓“游士”；“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可以自由地跨国选择其服务对象。这种浪游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极容易衍生出一种“流氓性”。鲁迅写过《流氓的变迁》等文，把流氓和政治、文化，乃至知识分子联系起来，是鲁迅对中国历史的一个深刻的发现，是他的国民性理论中的一个独特的篇章。

鲁迅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演讲中，曾经称指“创造派”作家为“才子加流氓”。文艺家或知识分子的“流氓性”有何表现呢？鲁迅的意见，至少有如下四点：一、横暴性。“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倚势定人罪名”，“从审判席上骂下去”，“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随意打倒不同意见者。“用广告，用诬陷，用恐吓”，都是“厉害的流氓手段”。二、帮派性。“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搞“大家族”。三、投机性，“脚踏两只船”；“只要有利于己的，什么方法都肯用”。四、奴才性。鲁迅几次写到《水浒》中的李逵，抡起板斧排头砍去，所砍都是“看客”；后来同其他梁山伙伴一起招安，攻打别的强盗，“终于是奴才”。鲁迅说的“流氓性”，在现代文坛100年间的表现，倒是很可以研究和总结的。

学人：本书开篇第一句话即是“历史是需要想象力的”，您认为在帮助21世纪的人们感受并理解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上，想象力如何发挥效用？这种想象力在哪些方面突破了本世纪的生存经验？作为普通读者，应该如何培养这一想象力？对于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作家的学者而言，如何培养这一想象力？

林贤治：历史虽然已成过去，但它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所以，克罗齐会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如自然科学需要假设和猜想一样，人文科学包括历史同样需要想象力。在尽可能丰富翔实的既有材料的基础上，寻绎众多人物和事件的线头，按照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连接起来，必要时填补事实空白，使之在一定的思想的观照下进行重构。关于历史的撰写，真实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观。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历史必须而且必然不断地进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