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3城，我的4次租房“消费降级”

一．老弄堂的“好时光”

2016年，我和老公（那会儿还是男朋友）跨城恋爱，每个月我从北京坐五个多小时的高铁去上海看他。那时他收入还不错，租了闸北的一套单身公寓——位于一栋没有电梯的旧楼顶层，藏在迷宫一样的巷弄深处，唯一的好处是离地铁不远。

在这个片区租房的人极容易被识别出来，每天早晨，垃圾车从楼下叮铃铃经过，小贩在墙边铺开地摊、摆上红红绿绿的瓜果蔬菜，穿着睡衣拄着拐杖的本地阿姨大爷们三三两两聚过来，绵密的上海话一下子灌满了巷弄，年轻的租客们从他们中间走过会被齐刷刷注视，仿佛脸上刻了字。这种注视长盛不衰，日复一日使人羞赧心慌，所以必须低着头见缝插针地绕行，穿过一道道铁门，绕过一个个弯，像条银鱼一样左拐右钻、三纵两纵，望见主路上的711便利店和85度C才能大大松一口气。

巷子深处的生活也并不敞亮——阳光被过于拥挤的建筑从各个角度切割，照到天井和窗台边儿上就剩下气息奄奄的几缕，夏季多雨潮湿，全楼上下没有一件晾晒的衣物能畅快地干透。住得太近了隔音也不好，邻居家的阿姨下午四点在厨房切菜的时候，打开窗户就能和对面楼的阿姨隔空聊天，我听不懂半个字，只知道她们声情并茂、高扬低走，对所谈论的事务充满关切。

即便如此，此处的生活在我看来仍然近乎奢侈——毕竟在上海的市区，两个人能享用40平米的空间，享受全套卧室厨房卫生间，甚至还有个方方正正的小客厅。虽然屋里常年阴暗潮湿，但收拾利落了也能十分惬意。我和老公研制新菜、喝茶下棋，把电脑接在房东留下的大液晶电视上看剧，傍晚走两个街口去上海大学的塑胶操场上跑步——夜晚小小的操场人头攒动却都不是学生，全是附近老居民楼里蜗居着的不想输给生活的人们。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老公就从原单位辞职了，他想做自己的事业。但对于一个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人，一个月将近5000的房租难免令人心慌，于是我们经历了第一次“消费降级”：我回了北京，他在自如上找了一间松江大学城附近的合租单间，房间十几平米，每个月1800，“出门全是树，去大超市要打车。”——他这个房间我从来没去过，因为我一直在怂恿他离开上海，到北京来和我一起住。我想得很美好：两个人这样能在一起，房租还省掉将近一半。

对于换城市生活这件事老公一直很犹豫——他在北京求学六年，但打心眼儿里不喜欢这座城市，可既然已经辞职，他似乎别无选择。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抗拒是有道理的——在上海的日子，我们至少还能保全基本的居住尊严，但到了北京，一切就很难说了。

二．西四环上的回迁房

我在北京租的房子位于西四环边上——那个小区共有12栋楼，其中1至10号楼是商品房，11和12号楼是回迁房，我便落脚在其中之一。

回迁楼和商品房有着相似的粉橙色外墙，从外面看起来浑然一体，但后来我才发现门道：两种楼房中间用一道铁栅栏分开，商品楼有自己的绿地花园，而11号楼和12号楼被单独圈在一处，公共空间只是两栋楼之间的一片光秃秃的小院子。

从我房间的窗口向外望，偶尔能看到栅栏两边的两种生活：天气好时，清晨时分商品房的花园里有家庭英文老师带着几个幼童游玩，在草地上铺开毯子欢快地唱英文歌、跳舞，而这厢回迁楼的大爷大妈们也会鱼贯而出，拎着收音机牵着狗在小院子里遛弯儿，或是把脚搁在那道分隔栅栏上压腿——栅栏缝隙里偶有商品房花园漏出来的花枝，大爷们惬惬然也能蹭得一脸绿意。他们从未有什么不满神色——毕竟本小区就算是回迁楼、将近20年的二手房，至少也要8万多一平了呢。

也许正因如此，我那间16平米的小房间才这么金贵——打隔断隔成的四室中的一间，每个月房租加服务费近3000元，占我当时月收入的一半。

刚刚落脚在这里时我心情舒畅，相信“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把小小的空间打理得尽量舒适美观。其实快20年的老回迁房已经从内部开始朽坏，每一个关节都在响，每一寸墙皮都在松动，可我选择视而不见。但老公来了之后，自欺欺人就有点困难——房间太小了，桌子趴不下两个人，上厕所总要排队，每天早晨上班时间走廊里脚步声乱、摔门声响，像千军万马奔过。

对我来说，合租最大的隐患就是声音——出租房都靠隔断将套房变成尽可能多可供出租的单间，但隔断并不是真正的墙，它不能隔音，只能提供一个关于“家”和私有空间的虚幻想象。如果蜗居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可能被邻居听见，也就无所谓隐私或者尊严。

比如我的女教师邻居，她光鲜亮丽地出门，发到处旅游的朋友圈，买各种营养品和化妆品，却把所有的狼狈都摔在我和她房间之间的那面隔断墙上——那面墙经常咚咚地响，声音的质感有别，所以我知道有时是椅子、衣架、书本，有时是一整具人类肉体——那是她和她12岁女儿的生活日常。

另外一些时候，我被迫听她讲在线课——她给初高中的学生补生物和化学按小时收费，给自己亲戚的孩子补课则不好意思要钱。我往往从语气就能判断她在给谁上课——对收费的学生她耐心温柔、彬彬有礼，课程结束时甚至会有点“低声下气”地请学生给自己打个好评；但给亲戚的孩子上课时，尽管她尽量压抑，但那些不耐、嫌弃和恨铁不成钢，常常让她的语调充满情绪的毒素——这常常让一墙之隔的我也无来由地烦躁，不禁打心眼儿里庆幸自己不是她摄像头前那个灰头土脸、手足无措却又“不开窍”的孩子。

你邻居对你的了解比你想象得多——这恐怕是令都市租房族细思极恐的事。而我在女邻居面前也没有尊严：我最怕她在我一个人大哭的时候敲门，最怕她笑盈盈地问起我私下给朋友打电话时说的某件事情。但不仅是她，这栋20年的老楼，全身的每一个零件都像是声音传导的媒介，各种各样的声音沿着管道、钢筋、墙体游走，我的“故事”可能早已被某层某个陌生人零零星星地知晓——就像我也经常惊悚地听见那冬天从来不热的暖气片里有人在聊天，经常在睡梦中用耳朵见证楼上不知哪家的婴儿咿呀学语、慢慢长大。

没有顽强的适应力，一个人也许真会被那些老年人的电视新闻、小孩的奔跑嬉戏、中年夫妻的相互咆哮和单身人士的深夜“不插电KTV”折磨到发疯。回迁楼里的某些租客，因为一直没能适应，又完全不知道该找上下左右哪家讨说法，就日复一日地在电梯口贴告示，起初措辞还算客气，但随着被物业一次次撕去就越来越狰狞，一句话后面跟七八个感叹号。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住安静一点的房子？为什么不能活得更有尊严一点？ 我不服。在老公来北京一个月之后，我又开始刷手机找房子了。

我搬走后，2017年1月自如释放了我原来的房间，图中左侧窗帘包着的遮光布还是我原来装的。现在同一小区同样面积的房子3500都租不到了。

三．“漂”出中关村

我上班的地方在中关村一带，这个大清王朝用来埋死去太监的地方，如今是北京房租均价最令人咋舌的地区之一。2016年年底，为了把生活质量稍微提高一点点，我和老公咬咬牙将房租预期从3000提高到了4000，想在离我单位更近一点的地方找个起码不小于15平米的单间。自如的管家闻言笑而不语，只是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带我们看了毗邻中关村的几个小区，让我们好好面对现实。

房子看得越多，我的预期就降得越低，甚至渐渐迷失了要“提高生活质量”的初衷，把小本子上对面积、合租间数、交通条件的要求一一划去，只求能离单位更近一些。最后头昏脑涨的我定下了一间12.9平米、月租3300的合租单间，住进去之后左思右想总觉得哪里不对——我根本都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换房，花了半个月时间“升级”的房间比原来的还小3平米、租金却贵了400元，之前的房间因为第二年租约没到期就搬走，我还赔了自如一千多元的违约金。

至此我终于意识到不管在哪里有一个自己的家是多么重要。2017年年中，我和老公领证结婚并火速在离老家不远的无锡市买了套两居室，每个月还贷近5000元，加上北京的房租，日子一下子紧张起来。

12.9平米的房间，灯泡是我们自己换的，唯一的一张桌子经常被老公霸占，我只能在床上看书。不过就算这样，我还是尽量让生活显得美好。

那时老公的事业没有起色，我仍被困在月入不到一万的过渡性工作岗位上，每个月挣的钱大都砸进了房子，连叫一顿外卖手都会抖。我觉得这不合理——人怎么能把日子过成这副德性？于是就用不太灵光的脑瓜子又打起了算盘：假如我们把无锡的房子出租，每个月可以收租3000（没错，无锡的两居室出租的租金还不够在中关村租个十几平的单间），我们在北京再换一个更便宜的房子，这样两两相抵，每个月差不多就只要还房贷就好了——情况好的话，说不定无锡的收租还能剩下百八十的，减缓一点房贷压力。

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中关村，当时的我认为别无选择，老公却有些犹豫，我便趁他在无锡处理交房后续事宜暂时回不来，一腔热血地又去找房子了。

在自如上翻了一会儿，我的心又一截截凉了下去：如果仍想在四号线沿线生活，要把房租控制在3000以下，几乎要把自己“发配”到角门西、西红门甚至高米店，这样我每天就要坐40多站地铁往返，实在望而生畏。于是我第一次跳开自如，到一家同城网站上找房子去了——就挂出的价格来看，同样地理位置，那些不知名小中介的房源竟然比自如便宜500-1000元。中介给了我一大堆备选房源，我答应过去看看。

四．玉泉山麓的“底层世界”

看房那天，一个黑胖的小伙骑电瓶车去接我，因为跟我同姓，“姐”长“姐”短地叫着。聊到兴起他得意地说：“你在同城网上打的那几家中介的电话，其实都是我。我身上揣着五六个手机呢。”而我脊背一凉，有种不祥的预感，却没有继续深想，当时觉得只要他能帮我找到好房子，玩点儿小手段又能如何。

他带我去的是一个以前只听过名字大型回迁小区——它坐落在一个神奇的地带，我称之为“玉泉山麓”。

“玉泉山”是个老北京提起只能会心一笑、不可细细言说的地方。如果在地图上看，玉泉山周边，即北京城的西北角是密集的绿色——圆明园、颐和园都挤在这一带，中间还错落着大大小小的公园，再往西就又是香山，绿意无穷无尽。虽然离中关村只有七八站路，但这里莫名其妙就给人一种“遗落之境”的感觉，打城南、城东来的车钻进这连片的绿色里，开车的人都会觉得草木繁盛得近乎奢侈，总要啧啧赞叹北京竟还有这样的地方。

一位老北京的哥曾经告诉我，这一带原来都是村庄，传说从90年代开始，一些做“不可描述”生意的人们都跑进了周边这些村里，慢慢聚集成远近闻名的“灰色产业链”。后来村子一个个拆了，或种上树变成公园，或盖成大型的回迁小区，而直到今天这一片也没有通地铁，只有稀稀拉拉的几趟公交车进出。

“玉泉山麓”一带没有通地铁，交通不便，但西郊线早已建成，这是还没通车的时候。我常到这个无人的小站欣赏“和式”风景。2018年1月西郊线通车，这里就不能随便出入了。

“玉泉山麓”各小区出租房均价比中关村地区普遍低一个档，以致于来到这里租房的人们一开始都会觉得自己捡了漏，误以为在这样风景秀丽的地方生活还能降低居住成本，要到一段时间之后人们才能清楚这低价是怎么来的——回迁的村民们一般到手的安置房都不止一套，他们会留一套自住，其它的也不太懂该如何处置。但基本在交房当天就会有中介争相联系他们，让他们把毛坯房委托给自己公司，剩下的装修、招租、维修等等一概不用管，每个月只要安心收租就好——这其实就是典型的长租公寓模式，只不过在“玉泉山麓”这样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还有一些小型中介公司在和自如这样的大公司竞争，有的小公司为了抢房源，甚至租下小区一楼的住房设置为办公室，整天严阵以待。

小中介公司相对大公司的竞争力只能体现在价格更低，因此他们必须严格控制成本，装修更快更草、打隔断更狠，五六平米就能隔出一个单间——没有窗户、不能装空调，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床而已。但这样一个黑黝黝的“洞穴”，房租可以降到500-800元——自如上不可能有，也给那些收入较低的人群提供了栖身的可能。胖小伙告诉我，来“玉泉山麓”的，大部分是住不起中关村的上班族，月承租能力3000封顶，所以他手里的房子没有四户合租以下的，“面积搞那么大租金高了谁要啊？”

然而讽刺的是，“玉泉山麓”的小区们外形通常很漂亮，特别是中介带我看的这个——虽说是回迁房，但楼栋盖得出人意料地富丽堂皇，看上去竟有点像考究的联排别墅。因为是新近落成，一切都是新的、鲜艳的、洁净有序的，又因为四周几乎全是公园，空气也极其清新，蓝天碧树、黄瓦红墙，让人情不自禁地欢喜。我初来乍到不懂行，只是转了几栋楼，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别的房子了，火急火燎地签了一个15平米的单间，月租只要1900元，我欢喜雀跃——这么算无锡的房子出租还有一千左右富余，相当于北京租房没花钱，房贷压力也减轻了。

在签约的同时，我火速在自如app上转出了之前的房子，因为害怕一时难以脱手，很用心地写了推荐语，可没想到帖子刚放出去五分钟，电话就被打爆了。

我没有意识到那是北京最恐怖的“黑七月”，大量高校毕业生在寻找人生第一个落脚地，而中关村地区的房源炙手可热，几乎到了放出一个就被秒抢的地步。那几天自如负责中关村片区的管家拉了两个抢房群，里面的小年轻们整天啥事也不干就抱着手机刷房源，而我放出的那个12.9平米的小单间据说引得两个群炸了锅。

“这当口，你竟然放出了中关村唯一一套3500以下的房源……”管家啧啧感叹。而蜂拥而来的电话让我的手机开始发烫。有个男生告诉我他在苏州街地铁口正往房子那里走，二十分钟就到，让我一定要等他；另一个男生则直接告诉我他已经在楼下并要求立刻看房。被催得晕头转向的我，懵懂着把房子转给了跑得最快的那对小情侣，同时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心虚中我打电话给老公希望获得一些支持，他却说我做事太急，当心有坑。可我仔细想了想——除了80平米的房子被隔成5间出租这件事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之外，其它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好，而且我们住的房间面积仅次于主卧，有向南的大玻璃窗也有空调，怎么也不会像“小黑屋”里人一样受苦。

后来的事实证明，身在帝都还想打精细算盘，我还是太天真：入住第一天，我就被更“精细”的舍友们吓出一身冷汗。

更要命的是，我因为等不来公交或者挤不上车，几乎每天都打车，来回三四十元——我靠降低生活质量省下的钱基本全折在这里了。

接下来，粗陋装修的房子的缺陷一点点显露出来：有些生活必需品根本没有配备，例如冰箱、网线和窗帘；而剩下的电器大部分是从旧家电市场拉来的二手货，在两个月内一件件坏掉，中介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这些都不算什么——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因为装修潦草，浴室的水渗进了主卧，中介被怒火中烧的主卧租户抓来补防水层，竟然在炎热的天气里要求所有人三天不能洗澡等地面晾干……

因为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我一次又一次和中介理论，要求他们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可自从交了押金之后，带我看房那个黑胖小伙已经不再叫“姐”了，他换了一张脸，声音冰冷不耐，说美女我很忙，还有三个客户等着，没事别老打电话。我惊惶忧愤，觉得遇上了流氓，实在耗不起，只好自己掏钱一一摆平，一位师兄听说了我的惨状，在京东上给我买了一台洗衣机。

老公自无锡返京时，我在新小区门口迎接他，指给他看西天的彩霞和玉泉山的剪影以掩盖自己的心虚。老公笑笑没说话。从那以后他果然与我一起陷入了泥潭：每天不是在掰扯水电费就是被有洁癖的舍友抓出去擦灶台、捡头发，或者被楼下的“原住民”大骂“走路太响，小心我举报你们！”

每天都热衷于玩“找头发”游戏的舍友和被逼得厨房门要头戴浴帽、脚踩保鲜袋的老公。

在深深的自责中，我体味到生活竟然还有这样玩弄一个人的方式：它把你诱进一个美好的陷阱，然后才开始用小刀片你的肉。那段时间我精神不佳，经常失眠，合租群有一点响动就心惊肉跳，每次和中介、舍友发生龃龉之后就陷入沮丧，甚至在小区外散步我都觉得胸中刺痛——仅仅一墙之隔，门内是幽暗拥挤的蚁穴和溃烂的自尊，可门外面的风物却清秀可爱、颜色正好，让我每天回家都经历一次心理落差。

我想念中关村，我想回去，我甚至开始打探接手了我上一个房间的小夫妻有没有换房的意愿，后来还真等到原来房子有人搬走——可那个窗子里能看到西山和博雅塔的小区，租金已经涨到了不可承受的地步。老公劝我忍一忍，毕竟沉没成本已经这么高，再搬家还会损失一笔违约金，不如熬过合同这一年我们就换好房子。只是他不能预料，就算是如此卑微的愿望也很难实现。

五．无家可归

2017年夏天开始，我陷入了长时间的沮丧，直到影响正常生活。后来在安贞医院我被诊断为“抑郁状态”。之前送我洗衣机的师兄曾是病友，认为我的“病根”就在于住的不顺心。他约我吃饭，劝我和老公“咬咬牙”去整租个一居室，停止这种精神的“凌迟”，哪怕之后节衣缩食也比现在好。可我计算了一下帝都生活的必要开支——一居室公寓月租均价在7000往上，我还是没有那个胆量。

我从七月抑郁到了九月，经常要在朋友圈给自己打气。

几个月后的一天，一张拆除隔断、限期搬离的通知贴到了门上，中介急得跳脚，一会儿说是因为我们扰民被楼下的举报了，一会儿又怪我们给社区排查的人开了门——总之责任全在租客。如今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他们要扣除我们入住前交的全部押金。两个“小黑屋”里的舍友闻言，没有任何挣扎，次日就默默收拾了行李走了；而主卧次卧不受隔断影响，冷眼旁观。我和老公彻底寒心，决定离开北京，但走之前一定要把这家黑中介告了。为此我们向消协投诉，向工商和房管局举报，还收集了各方证据、写了诉状甚至去了法院，但最后还是因为无法耗费更多的时间成本而放弃。

2018年年初，我和老公迎来了租房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我们从中介手里勉强要回了预付的两个月房租，而四千元押金被他们扣留。合租房里的隔断墙被砸得稀巴烂，我们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流落街头”。翻遍手机通讯录，我们还是决定不再麻烦任何朋友，于是去一家小旅馆住了两晚之后回了无锡。

如今的我因为回校读了博士又回到了北京，住进了学生宿舍，而在老公则留在无锡，住进我们自己的房子里做起了线上教育。江南恬适惬意，过了大半年“正常人的日子”，他决意“这辈子打死也不再去北京”。

今天再回顾我和老公的租房历史，我才明白什么叫“历史不能看‘合订本’，否则会有惊悚的效果”——从2016年开始，我们每一次试图改善居住环境的尝试都只能让生活陷入更深的泥沼，直到“流落街头”。当然，造成这样悲惨结局的因素除了环境之外，也有命运的巧合和我们自己的误判，但我相信它不是个案——或许人们离开北京的方式各有不同，但相同的结局终不可避免，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如今我不会说“所有的经历都是人生的馈赠”之类的鬼话（无论再给几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都选择过有尊严的生活），也不想忽悠年轻人都回老家去，只是在2018年这个夏天，长租公寓终于“爆雷”，北京的租金终于上涨到了蚁族们忍耐的极限时，暂时不再被房租困扰的我有了种劫后余生之感——在四次租房降级最终“流落街头”之后，我和老公以分居两地的代价，终于换来了暂时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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