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反沙皇专制的伟大斗士赫尔岑和他的挚友尼克

坐了不多一会儿，我便提议读席勒的作品。我们的趣味之相近令我惊奇；他能背诵的比我多得多，而且都是我心爱的片段。于是我们合拢书本，促膝谈心，彼此寻求同情了。

从袖中暗藏短剑，“要从暴君手下解放城市”的墨罗斯，从在吉斯纳特隘道上伏击总督的威廉·退尔，联系到12月14日和尼古拉，这是容易的。这些思想和比较对尼克并不陌生，他也熟知普希金和雷列耶夫那些尚未发表的诗篇。我不时遇到的一些头脑空虚的孩子，他们与尼克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以前不久，我在普列斯尼池塘散步时，心头充满布肖的恐怖主义情绪，我向与我同年的一个孩子解释，处死路易十六是正义的。

“一切确实这样，”那位少年公爵说，“然而他是受命于天的君主啊！”我怀着怜悯瞪了他一眼，失去了对他的兴趣，从此再也不想找他了。

我与尼克之间就不存在这样的隔阂。他的心是像我的一样跳动的，他也已离开保守主义的阴森海岸，我们只想齐心协力，把船撑得更远。几乎从头一天起，我们就下定决心，要全力拥戴皇储康斯坦丁了。

起先，我们很少长谈。卡尔·伊万诺维奇像秋天的苍蝇，老是钉住我们，妨碍了我们的谈话。他什么也不懂，却一切都要过问，妄加评议，然后给尼克整整衣领，催他回家，总之，非常讨厌。过了一个月，我们已经不能两天不见面，或者不通信了。我的狂热天性使我愈来愈倾倒在尼克面前，而他也悄悄地、深情地爱上了我。

应该说，我们的友谊一开始就带有严肃的性质。我不记得嬉戏曾在我们中间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会老坐在一个地方，年龄总要起作用，我们也嘻嘻哈哈，逗笑取乐，挖苦佐年贝格，在院子里射弹弓；但这一切的基础与空虚的友谊距离非常之远。除了年龄相仿，除了我们的“化学亲和性”，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的共同信仰。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崇高的全人类利益那样，激发一个少年的良知和正义，保护他不受邪恶的侵蚀。我们珍重蕴藏在我们身上的未来，彼此把对方看成为完成某种使命来到世上的“选民”。

我和尼克常去城外，我们心爱的地点是麻雀山和德拉戈米罗夫门外的田野。早晨六七点钟，他与佐年贝格一起来叫我，如果我还睡着，他便朝我的窗上扔沙土或石子。我醒来了，笑了笑，赶紧出去。

我们乘船渡过了莫斯科河。我父亲像平常一样，走路时愁眉苦脸，弯腰曲背的，卡尔·伊万诺维奇则蹀躞着跟随在后，给他讲些小道消息和无稽之谈。我们离开他们，走到了前面，等离他们相当远之后，便一溜烟跑上麻雀山，到了维特贝格的神庙奠基的地点。

我们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站在那里擦汗。太阳快落山了，圆屋顶闪闪发光，城市铺展在山脚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拂。我们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身子靠着身子，突然，我们互相拥抱在一起，面对着整个莫斯科，发出了誓言：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

这个场面可能显得太不自然，太富于戏剧性，然而即使相隔二十六年之久，我一想起它，依然感动得热泪盈眶。它是神圣的，也是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都可证实这一点。但是看来，从这地点发出的一切誓言，都敌不过同一命运。当亚历山大为神庙放下第一块石头的时候，他也是真诚的，正如新俄罗斯一个城市奠基的时候，约瑟夫二世说的话一样，然而他说错了，那块石头成了最后一块。

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我们决心战斗。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也不会向它屈膝投降，不论它的打击多么沉重。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夜战的证据。

从这天起，麻雀山成了我们朝圣的地点，我们一年要去一两次，而且始终是单独去的。五年后，奥加辽夫曾在那里胆怯而羞涩地问我，我是否相信他有写诗的天才。到了1833年，他从乡下写信给我：“我离开了，我感到忧郁，从来没有过的忧郁。总是想起麻雀山。好久以来，我一直把欣喜隐藏在心底。羞涩或者别的什么我自己还不明白的原因，妨碍我把它说出口。但是在麻雀山上，这种欣喜不致被孤独所窒息，因为你和我在一起。这些时刻是不能忘怀的，它们像幸福的往事一样深印在脑海中，一路上追随着我，虽然在周围我看到的只是森林；一切那么碧绿、碧绿的，我的心中却这么阴暗，这么阴暗。”

最后他写道：“那么你就写吧，写我们的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是怎样从这地点（麻雀山）发展起来的。”

又过了五年，我已经远离了麻雀山，但我的身旁忧郁而苦闷地站着它的普罗米修斯——亚·拉·维特贝格。1842年，我终于回到莫斯科，我重游了麻雀山，我们又站在奠基处，眺望那同一景色，而且也是两个人——不过不是与尼克在一起。

从1827年起，我们没有分开。那时期的每一回忆，不论是单独的或共同的，他和他那少年的面容，那对我的挚爱，始终占着首要地位。在他身上早已显露出那种很少人具备的献身精神，这是幸是不幸，我不知道，但可以断言，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在他父亲家中，这以后很久一直挂着奥加辽夫当年的一幅油画大肖像。后来我常常站在它前面久久凝望。在画中，他穿着翻领衬衫；画家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了那浓密的栗色头发，那由脸上不规则的线条构成的少年时期尚未定型的美，以及那略带黝黑的肤色。从画布上可以看到那种显示强大思维力的默默沉思的神色。无名的忧郁和极端的温和从灰色的大眼睛中流露出来，预示了一颗伟大的心灵在未来的发展；他长大后也正是这样的。这幅画像赠给了我，后来又被一个陌生女人拿走了，但愿她看到这几行字会把它送还我。

我不明白，为什么青年的友谊不能像初恋那样，独占回忆的天地。初恋之所以馨香可爱，正在于它忘却了性的差别，在于它是一种热烈的友谊。青年间的友谊，就其本身而言，便具有爱情的全部炽烈性和它的一切特点：那种不敢用言语吐露感情的羞涩感，那种对自己的不信任，那种无条件的忠诚，那种离别时的凄恻惆怅，那种充满嫉妒的独占欲。

我很早就爱尼克，而且热烈地爱着他，但从未下决心称他“朋友”。一年夏天，他住在库恩采沃，我给他写信时在结尾写道：“我算不算您的朋友，我还不知道”。是他首先用“你”称呼我，并把我称作卡拉姆津的阿格东，而我根据席勒的作品，称他拉法依尔。

你们要笑就笑吧，只是要亲切地、善意地笑，正如人们回想到十五岁的自己时那样。或者不如思考一下：“难道盛年的我竟是这样？”如果你也有过青春（单单年轻还是不够的），那么应该感谢命运；如果你那时有过一个朋友，那就应该加倍感谢它了。

在我们看来，那个时期的语言是不自然的，带有书卷气；我们不习惯它那种跳跃不定的狂热情绪，那种有时温情脉脉、有时出现孩提笑声的不调和的感情色彩。这对于三十岁的人是可笑的，正如著名的“贝蒂娜要睡觉了”一样；然而在适当的时候，这种少年人的口气，这种成年人的不规范语言，这种流露心理变化的声音，是十分真诚的；即使书卷气，对于只有理论知识、缺乏实际经验的年龄，也是自然的。

奥加辽夫，我与你正是这样手挽着手跨进生活的！我们毫不畏缩地、高傲地前进，慷慨地回答一切召唤，真诚地献身于我们所向往的事业。我们选择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但从未抛弃过它。我们受伤，失败，可是始终站在一切人的前头。现在我走到了……不是到了目的地，是到了下坡路开始的地点，我不禁想寻找你的手，与你一起走完这条路，我要握住它，带着苦笑说：“我们毕竟走完啦！”

本文摘选自《往事与随想》，后浪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