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野中发现历史︱流动的历史，行走的人群

经过两天的授课培训，8月22日晚上，所有学员在老师的带领下分组阅读文献，我被分到第一组。除我之外，本组成员还包括上海同济大学的蔡宣皓、中国政法大学的仇文硕、香港中文大学的王永曦、北京大学的吴淑敏以及上海大学的余厚洪。除我一人是已经毕业的博士之外，其余的组员皆为博士生或硕士生。我们来自不同的学校，研究不同的时段和领域，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训练。

阅读文献是在中山大学温春来和黄国信两位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由于次日的田野考察点是位于遂昌县西乡的王村口镇和独山村，因此，我们重点阅读了会务组事先发下来的相关资料。我们阅读的文献含两部分，其一是2012年王村口镇为祭祀天后宫所写的科仪文本，其二是独山叶氏宗谱中的《续增祠规二十八条》。科仪文本学界又叫科仪书，它是各种仪式专家在举行仪式过程中所留下的各类文献。本次我们所阅读的科仪文本虽是近几年才留下的，但由于它的许多信息照抄自旧的科仪书，因此，上面留下了许多过去的痕迹。通过阅读，我们发现了两点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天后宫。由于天后宫祭祀的主神是妈祖，因此我们推测王村口一带曾经或依然生活着从福建来的移民，所以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些福建人因何而来，来到后他们以何为生。二是在科仪书中有关区、里、都、坦、社、村的记载。在祭祀天后的科仪书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处州府遂昌县保礼区廿十都王溪坦”的记载。而在另外一份祭祀本地神明蔡相大帝的科仪书中有“钟根村，新隆社；亚洋村，新兴社；塔潭村，回龙社；黄山头村，新兴社”的字样。查阅光绪版《遂昌县志》我们发现，在制度层面，清代时，遂昌县在乡村实施的是图、甲、庄，而科仪书中则出现了社、坦，而方志中所说的“庄”则完全没有出现，此可说明在遂昌县的乡村社会中，在官方行政系统之外，有着一套自己的运作系统。因此，两位老师提醒我们在田野中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福建人为何而来？第二，乡村社会中的坦、社、村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次日早上，在调查过独山村之后，我们来到王村口镇。因温春来、黄国信两位老师有事离开，指导老师由复旦大学刘永华教授担任。下车后，我们直奔天后宫。天后宫临乌溪江而建，门口有一尊高大的妈祖石像伫立江边，端庄肃穆。临门左侧竖有一块木牌，左侧为《王村口游览示意图》，右侧为天后宫的来历，上载“乾隆五十九年，即公元1794年福建商人在王村口桥东村修建会馆——天后宫。咸丰八年被毁，光绪十八年，即公元1892年时重修”。又据管理天后宫的刘姓工作人员说，包括他自己在内，这一带有许多是福建移民的后裔，他们被称作“福建子”。尽管无法确知木牌上有关天后宫的介绍是否属实，但结合刘姓工作人员的讲述，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清初已降，有一批福建商人麇集于此。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清初，王村口已经是一个商人云集的商业市镇。那么，这里的商业主要经营什么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寻找的问题。

天后宫外景（董乾坤 摄）

午饭后，我们沿着王村口镇的街道一路向南。街道沿江而建，狭窄的石板街上鳞次栉比地排列着许多店铺。因为发展旅游的需要，每个店铺门前皆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布帘，上面书写着店铺的名字，看起来有种古色古香的味道，由此也可以遥想几百年前这里的繁华景象。步行约十分钟，行至一座廊桥处。廊桥的桥体叠石而成，上有走廊，木质结构。据介绍，该建于明代，初名济川石桥，光绪初改名为宏济桥，流传至今。现在我们看到这座桥，重建于民国十六年（1927）。宏济桥跨关川溪而建，气势恢宏，是联结乌溪江两岸民众的主要通道。站在桥上，乌溪江水自南向北，在宏济桥下汹涌而过，与远处的青山融为一色。两岸民房，默然相视，让人不禁对这里的过往无限遐想。

穿过廊桥，我们来到乌溪江西岸。这里的街道布局与东岸相差无几，向北一条街道的尽头，是一座蔡相庙，遗憾的是，庙虽在，但神已不存。民国时期，这里曾是红军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现已作为王村口镇的“新时代文明传习所”。蔡相庙、苏维埃政府、新时代文明传习所，三个名字集中于此，代表着这里所历经的三个历史阶段，或可称为文化的层累。在庙门口，我们偶遇一位老人，刘永华老师随即示意我们上前采访。老人姓戴，现年73岁。他告诉我们，这里宏济桥为界分为桥东、桥西两个村。这里的民众大多为移民而来，姓氏复杂，有戴、傅、华等十几个姓氏。问及这里的民众以何为生时，他表示开店的很多，具体并不了解。但当提及这里有无社庙时，他说是有的，就在前面不远处。于是他带领我们向西而行，很快就来到一座社庙前。

社庙不大，里面供奉着四相公、财神、土地等神，上面悬挂着“护国佑民”字样，从社庙旁边一所民居的墙壁上张贴的邀请道士打醮通知看，附近的民众的庙祭活动依然持续。社庙的旁边恰巧有一群干活的工人，他们正在建造一座民居。通过对工人的采访我们得知，这座社庙是由华姓族人所建，名字为“新兴社”。新兴社在科仪书上多次出现，而且有多个村皆属于它，我们很是兴奋。接着旁边的一位大叔告诉我们，这座社庙在解放后废弃了好多年，这座社庙是十几年前在原址上重建而成。询问得知，他就姓华，问及他们从何而来，他说他们祖上是在清代时从福建汀州府梅家村搬迁过来的，靠种地为生。原来桥东也有一座社庙，也叫“新兴社”，不过一直没有重建。每年天后娘娘巡游时，都要经过这里，而且这座社庙是巡游过程中唯一停驻的地方。天后巡游的范围也仅仅包括桥东和桥西两个村，这一说法让我们基本弄清了天后的信仰范围。然而，对于我们所关心的社、坦、村之间的关系，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自然村的增多，在采访中我们并未厘清。

随后，我们沿路折返，在到达桥东的商业街时，我们发现了一座中药铺中坐着一位老者，看看还有时间，便进店与之攀谈起来。老人姓吴，生于1931年，现年已八十七岁，但他思路却十分清晰，普通话也相对流利，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访谈对象。他的妻子姓潘，为宁波人。吴姓老人原来住在附近山上的一个村子，名为山前村。父亲是一名老中医，在他很小时就去世了，因此，他从父亲那里仅仅学会了抓药。据他介绍，原来的王村口是一个十分繁荣的市镇，四方来此经商的人有很多，有“小上海”之称。商人多为外地人，而本地人则大多从事放排，当排工。放排，即是从王村口往衢州放木排。在距王村口六十华里的上游，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木头沿乌溪江而下，然后在王村口的木行进行编排。十几根木头用铁制铆钉钉为一排，打上印记，雇佣排工沿乌溪江而下，到达下游180华里的琴淤坦（现属遂昌县湖山镇）。将木排交给在那里设立的木行之后，便沿陆路步行而返。当时，这里的排工工资较高，待遇较好，因此能引起这里民众的广泛参与。送到琴淤坦的木头则由当地木行组织人手再次沿着乌溪江放到15华里外的衢州境内，最后到达衢州乃至杭州。王村口镇有三家木行，所有到达王村口镇的木头皆须由木行统一钉排放行。因此，王村口镇的商业是以木业为核心发展起来的。除木行之外，镇上还有船行、染坊、水碓、旅店（提供饭食）、药店、铁铺、布店等其它商店。王村口镇上的生活用品皆由乌溪江从衢州方向船运而来，而木头则是沿江而下衢州。然而，自从日本侵略军到达这里之后，商业便每况愈下。抗战胜利后，虽有所起色，但一直没能恢复原貌。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公路修通后，木头不再钉排沿江放行，而是改由公路运输，排工这个群体亦不复存在。至此，有关王村口镇的商业以及居民的生计，我们已基本摸清，正好返回县城的时间也已经到了，于是，我们谢别吴姓老人后，乘车返城。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相继走访了石练镇、长濂村，尽管在田野中，我们也看到了大小不一的社庙。然而，因时间有限和资料短缺，对于坦、社、村之间的关系，一直无法确定下来。因此在最后的报告中，我们组决定以王村口镇的木业作为报告的主题。于是，小组各自分工，查找资料文献，最后由来自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吴淑敏同学汇报。从吴淑敏所查找的有限文献中，我们发现，至少在万历时期，沿乌溪江即有大批木头从遂昌放至衢州，如“龙鼻头渡出风洞，四时风出如扇。下一里许则西安界，有严剥，巡检司索木排常例，人甚苦之，万历六年知县钟宇淳请院司立石禁之”。龙鼻头现属衢州市举村乡，是木头自遂昌至衢州的必经之处，从“索木排常例”的行为来看，放木排已存在了一段时间。因此，来此从事木业的商人纷至沓来，再如有关苏廷荣拾金不昧的故事中记载道：“（苏廷荣）家世业医……龙泉陈令得疾，请疗。道拾囊金七十两，坐候失主，半日不至。前行十里许，有赴水几危者，拯起饮以药，俟少苏，诘之。云是徽州木商汪荣，即失金人也，验数皆合。” 徽商在明代中期以后，逐渐遍及全国，有“无徽不成镇”之美誉。这则记载中的徽州木商，是仅次于徽州盐商的第二行业，这里出现徽商身影，不仅说明徽商的无远弗届，而且也表明遂昌的木业已成规模。在此情形下，在王村口一带出现了一些经营木业的商人群体不足为奇了。不仅有商人，在这里谋生的还有那些无赖之徒，亦以木业为口食，如“王村口下游一带，有无赖子截阻木排，尤为商民之害，（吴）兴炜禀请分设驻防，商旅以安”。显然，由于木业的利润丰厚，数量可观，引起了当地不法分子的觊觎，为了维护商业秩序，国家在这里分设驻防。上面三则资料皆来自乾隆《遂昌县志》，文献不多，但已表明木业在当地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他引起了上至国家，下至不法之徒的纷纷介入，从中或可窥视地方社会的发展过程。

或许，因为资料和时间的限制，我们所揭示的现象是零碎的、片面的，甚而是错误的，然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在文献中发现问题，在田野中寻找答案，最后再回归文献的研习途径，则是本次研修班的主旨所在，也是我们学员所要努力掌握的研史方法。唯此，在文献中发现历史，在田野中触摸历史，回归历史现场，在此刻具有了实质性的意义。许多年以后，当地人们或许会发现，有这么一群人来过这里。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否会留下我们的片羽鳞光？我们不得而知。

（注：本文的写作参照了王永曦同学的田野调查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