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飞自选集》：像一枚石子，投掷到故事中央

原创 孙誉宁 文学报

书评

近日，《海飞自选集》由花城出版社推出，选取收录了作家海飞的中短篇小说42篇。

翻阅这些小说，读者会看到一个与“谍战深海”系列平行的文学世界，芸芸众生的生命情态在海飞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成为跌宕起伏的波浪。

像一枚石子，投掷到故事中央

文 / 孙誉宁

刊于2023年8月3日文学报

海飞是非常成功的编剧和小说家，他的写作是庄重的。近年来热度极高的谍战小说《麻雀》《惊蛰》《苏州河》等作品中不乏波澜起伏的情节、快意恩仇的人物，当我们顺着时光之河向前追溯时，不难发现在海飞的创作早期，那份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注就已显现端倪。

一、穿越历史的烟尘

海飞的故乡是浙江诸暨一个名叫“丹桂房”的乡村。土气的村庄并没有磨灭海飞的诗性，他在世俗中寻觅到了脚下厚重坚实的土地里内隐的情感，在稳定的文化中捡拾断裂性的事件，试图复活真实的历史。可以看到，在《匪行》《干掉杜民》等大量作品中“丹桂房”均作为故事发生地出现，而村庄的形象始终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或许对于海飞来说，丹桂房是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乔伊斯的都柏林、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地”；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沈从文的湘西茶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地理”，是精神的皈依，深深嵌入到海飞的写作中。而读者在阅读中因触及自己不熟知的民族文化，也会因浓厚的好奇心而增加阅读体验感。

由此，读海飞小说有如凌波微步行于水上，水面微澜泛起明灭不定的光阑。不难发现，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是架空于时代历史之上的，他着力为历史烟尘里每一个沾染泥土气、汗水味的小人物注入生动的灵魂。作者有意在行文过程中设置一个又一个悬念，进行一次又一次反转，将野性、蛮劲藏在无尽的虚构和无限的真实中。

海飞的作品带有历史的虚构色彩，借助特定的历史时空，得以自由阐发作家对生命存在与代际循环的深切思考。由此，历史具有个人性，也具有民间性。换言之，海飞想要完成的，是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重塑历史。因而他的作品中常常会出现确定的时间或是地点，就如“现在，让我来说说现在的确切时间，一九三八年四月。”（《干掉杜民》），或是“我和你是一个部队的。3721。”（《我爱北京天安门》），抑或是“再过一天后，南京城被攻下。”（《长亭镇》）。这一笔法与格非小说《迷舟》的开头“1928年3月21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故事是虚构的、人物是虚构的，但是时间、地点皆为真切存在的。作者在看似宏大的、有定的历史框架内深度挖掘历史的褶皱，借助时空的罅隙叙述不定的命运，书写走向失控的、非理智的人生抉择。他把对于乡土的眷恋与笔下的故事打磨成为耐人寻味的风景，声色犬马又真诚坦荡，蛮横跋扈又柔肠百结，强调矛盾营造的冲突感，直面人性深处的欲望，融贯了历史小说与乡土小说的叙事特质。拂去历史的烟尘，海飞在叙述时书写细碎的日常生活——是扬起的尘土，“这些颗粒异常饱满地望着一辆出租车绝尘而去”（《我叫陈美丽》）；是破败的青砖，“流着青色的血液，伤痕累累地外露着”（《烟囱》）；是水乡的小船，“在水面上越来越远，最后融进了水面的深处”（《秋风渡》）。这些粗粝的生活质地似乎是历史的碎屑，成了海飞所创造的时空的凭证。被压抑的欲望，被释放的天性，普通人的生命情态在海飞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成为跌宕起伏的波浪。

二、抵达文字的本真

在海登·怀特看来，所谓历史，并不具有“客观性”与“自主性”，而是一种“文本的历史”，是经过历史学家的编码与解码之后所形成的故事。因而，作家选择采用影视化的笔触，借助镜头语言带领读者潜入文本深处。海飞曾担任记者工作，和镜头打交道比较多，这同样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影响。小说也可以被视为多镜头的组合，在特写与跳跃的拼接中展现小说内在的风貌。

在人物刻画方面，作者借助碎片化、散点化的对话分镜形式快速推动情节发展，《少年木瓜》里木瓜与梅花牌的搏斗源于二人的看似闲言碎语、痞子般的对话，而在《我叫陈美丽》中陈美丽与罗老板的嬉笑怒骂暗示了情欲与钱财相互掣肘……直接引语的存在不仅延宕叙事节奏，同时也确证了文本结构内部刻意追求的陌生化与离间性，试图打开人类被压缩的、蜷曲的生存空间，让每一个人物为己发声，成为自己的代言人。而在细节捕捉方面，作者采取特写镜头的方式进行描摹，凸显对于生活的细致勘探。作者关注人物面部的光影明暗，如《匪声》中的丁香的脸上的光泽是“一晃一晃一明一暗的”。此外，海飞极善运用新奇的比喻，激发读者心灵深处的震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轻易发现匠心独具的比喻，被丢在一旁的丝袜是“死去的透明的蛇”或是“一团团疲倦的蛇”，伦理与欲望的矛盾，现实和历史的遗恨与命运的不确定性交融，带着阴森与吊诡的意味；而甘草扔入壁炉中的信纸成为“黑暗的漫舞着的蝴蝶”，则似乎和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将结婚时的捧花丢进火中的情节巧合地形成了内容上的同构，尽管在具体情境下仍存在细微区别，但二者都是决绝地与过往的情感告别。除此之外，海飞在作品中自然融入诗化的哲理性语言，意在揭开日常性生活里的现代理性意识与复杂审美特征，使之真正成为一个严丝合缝的叙事王国。他的语言是刚健平实、笃定畅达的，不拘泥于雕琢藻饰的语词，不沉湎于滥调陈词的句式，而是落笔灵活，借由想象诉说别致的哲思。“害怕阳光的光刀，它能把一切事物切割。”（《蝴蝶》）读者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孩子八岁的敏感疼痛的心声，阳光能切割生与死，切割爱与恨，在无形之中赋予文本一种沉重感。“冬仍然在冬着，春也在起来。”（《我爱北京天安门》）春日的温暖在冬日的萧瑟里显得格外珍贵，希望是从幽暗的人性洞穴外透进来的一束光，似乎也在昭示着必然的蓬勃。可以说，这种将历史的细节布于厅前的策略，显示出作者海飞真正抵达了文字的本真，也许正是这样的作品更能够引发读者内心深处真切的共鸣。

三、倾听人性的呼唤

学者王侃在解读“新历史”小说时提及：“历史从‘舞台’转向了‘后台’，人物从‘角色’转向了‘自我’。”可以说，海飞作品的结局往往呈现为多重偶然性叠加而成的必然性宿命，兜兜转转，众多人物的人生轨迹通常都离不开“欲望”二字，这是冥冥之中挣脱不了的枷锁。归属于原欲的“食色权”之间的角力较量，因其暧昧性而汇聚了多种可能。这也恰恰说明了在文学发展进程中，属于普通人的生命原真性逐渐裸露在历史的表面，呈现在每一个你我面前。

进而，作者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裂隙，选择横冲直撞又不动声色地寻找故事书写的出口，借助写作抵达人物的心灵深处。在阅读文本过程中，读者不难发现，有的人戴上了逢场作戏的沉重面具，“人生那么短，二十年不是大海，也至少是一条大河了。大家在河岸边相互打着招呼，略略有了生分的感觉，但是大家依然可以谈笑风生。”（《像老子一样生活》）具象化的时间成为不舍昼夜流淌的河流，岸边的人在历史的隐喻里借着“老子”的外壳撞开了一片辽阔的空间，可此岸与彼岸隔着人心与肚皮，似是咫尺天涯。有的人则成为流言蜚语的漩涡中心，《温暖的南山》里的满朵与张春的关系颇像沈从文笔下的萧萧和花狗，自然人性、原始欲望均带着懵懂的色调，违背道德伦理的交易反映出藏污纳垢而又生机盎然的民间世界，与此同时能够窥见蛮力、野性伴随着生命力一同喷薄。而有的人陷入虚无困顿的无解漩涡，《瓦窑车站的蜻蜓》里毛小军的孤独如潮湿的天气里寂静的雨，为了一洼即将干涸的水里点水蜻蜓孕育的小小生命们感到惋惜。可以说，海飞描摹出人性的多维层面，延展了作品的空间，故事中的普通人有了别样的生命力。

正如海飞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如果要去写一个故事，他会先把自己当一枚石子，投掷到故事的最中央处。大河奔流向前，波澜之中的光影明灭是一时一地故事的再现，美好与丑恶、纯良和鄙陋交融，一同在晦暗里闪着光亮。

原标题：《《海飞自选集》：像一枚石子，投掷到故事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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