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汉城：城市角逐要放弃“总量思维”，专注“特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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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汉城，“名副其实”，名字里有个“城”字，实际上他的主要工作之一也是观察和研究“城市”经济。他的几本近作，都是围绕城市：观察城市“大角逐”，关注城市“大洗牌”，分析谁才是城市“领跑者”。

在城市角逐日渐激烈的当下，如果为城市的角色定位出谋划策，该秉持什么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黄汉城，聊聊他所看到的城市变局。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黄汉城，粤港澳大湾区财经自媒体智库“智谷趋势”副总裁、总编辑、首席研究员。著有《中国城市大角逐》《中国城市大洗牌》《谁是中国城市领跑者》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首先，祝贺新作《中国城市大角逐》（东方出版社）刚一出版就好评如潮，有买家评论说“看得出作者为这本书下了很大功夫，通过很多数据来对一个城市进行多维度的分析，翔实有趣，通俗易懂。对于很多年轻人的城市选择来说，是一本很不错的书！”我在想，如果让您给现在的年轻人推荐城市，您会推荐哪个城市？判断依据是什么？

黄汉城：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甲之蜜糖也可能是乙之砒霜。所以，我可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不过，能不能在一个城市长期投资（工作是时间投资，买房是资本投资），我有一个衡量指标，就是当地的市民社会是否比较发达。

在社会结构当中，市民社会处于国家与家庭之间，有缓冲上下挤压的作用。在纸媒的黄金时代，广州曾经是中国的媒体中心，南方周末、南方窗等媒体群英荟萃，这里还有独具特色的政协委员，为民发声。这是为什么“羊城”给人的感觉更加多元化，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缘故。

市民社会发达的城市，会更趋近于生活在约翰罗尔斯所说的“无知之幕”下，有较为公正的规则保障。这样，不管你是收入的最上层，还是收入的最下层，每个人都能更安心的追逐自己的梦想。

高明勇：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第一次发布的涵盖三地发展的顶层设计。粤港澳大湾区是“千年大计”，战略地位非同寻常。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与世界知名的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等大湾区比起来，粤港澳大湾区有哪些自己的独特优势？

黄汉城：纽约湾区强在金融，东京湾区强在制造，粤港澳大湾区强在综合性，或者换个词汇，叫做多元化。

放眼全世界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有点类似于欧盟，香港是金融中心，深圳是科创中心，广州是商贸中心，佛山东莞是制造中心，澳门珠海是旅游休闲中心等等。多中心格局为差异化竞争奠定了基础，大家可以专业化分工，放大了上下游城市群的产业协同效应，这就是粤港澳大湾区比较独特的竞争优势。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是两种制度，三种关税，三种货币，内部存在着一些无形的制度壁垒，阻碍着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体制壁垒犹如撒在经济发动机的沙子一样，使得大湾区没有完全发挥出潜在的生产力。

不过，如今整个大湾区正在如火如荼的“拆墙”，比如最近已经实现了“港车北上”，并且开始研究“粤车南下”，让单牌车也能自由出入。随着“拆墙”的深入，以后大湾区内部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将更加自由化流通，犹如打开一道水坝，将存储起来的高水位生产力进行泄洪，变劣势为优势。

高明勇：记得早在2019年您就曾说过，长三角正在变成一个“省”，珠三角正在变成一个“市”。为何会做出这样一个论断？几年过去了，两大城市群的发展是否“如您所愿”？

黄汉城：从地理经济学角度来看，长三角多平原，一马平川，容易走上裂变的道路。而珠三角以外均为丘陵地带，向外扩张困难，容易走上聚变的道路。事实上也是如此。

2019年，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将六安、淮北等7个安徽城市同时纳入长三角范围，实现了对安徽的全覆盖。长三角有了一种相对凌驾于各区之上的力量，在不改变竞争的状态下强化合作，缓解产业同质化问题。

在GDP挂帅的机制下，各地集中精力于招商引资，激烈的区域竞争造就了中国奇迹，但也留下一个后遗症，就是有时候会不顾市场规律，大家一拥而上盲目发展同一种产业，导致各地内耗严重。或者进入招商恶战，争相降低土地价格和提供大量补贴，造成了税收流失。或者是债务驱动下，带来了沉重的发展包袱。

与此同时，珠三角正在疯狂的修建跨海通道，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深珠通道逐渐从设计图纸上走到现实，珠江东西两岸之间的联通，从未像今天这般顺畅。加上各市的地铁相互衔接，模糊了行政区划，7000多万人口的大湾区逐渐形成一小时生活圈。

几年过去了，珠三角变成一个“市”的趋势可以说非常明显，不远的将来，这里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而长三角变成一个“省”还有待继续观察。

高明勇：您长期工作、生活在粤港澳大湾区，在您看来，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与深圳，哪座城市对整个大湾区的影响力更大？为什么？

黄汉城：广州是国际交通枢纽中心和国际商贸中心，这两个功能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交通支撑商贸流通，商贸的流通反过来又会要求并刺激交通格局的升级，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巩固了广州千年商都的地位。“羊城”有很多的批发市场和非常有影响力的平台“广交会”，这些档口/展位的背后连接着整个广东省的经济腹地，无数个工厂的制造品通过这些“前台”走向了五湖四海，支撑着大湾区作为一个世界工厂的基本盘。

深圳是全中国最像硅谷的地方。“鹏城”的居民平均年纪只有三十几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没有之一。坊间还常说，深圳这座城市没有外地人，因为每个人都是外地人，这种移民经济与人口结构，使得深圳极具冒险精神和创新创业精神。每天，每个时刻，这里都有新鲜出炉的专利成果等着外溢，孵化成具体的产业；这里的金融资本热衷冒险出击，寻找“猎物”，投资那些尚在纸面上的项目。因此，周边的城市都渴望接受到深圳的辐射。惠州忙着筹备地铁与深圳跨城链接，中山正数着日子等待深中通道的落地，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甚至提前腾退低端产业空间，以便承接深圳的产业转移。珠海通过港珠澳大桥陆路接壤了香港了，但还不够，仍在紧锣密鼓的推进深珠通道，想要成为深圳的后花园……

两座城市对大湾区的影响是不同层面的。如果硬要比大小的话，深圳对于大湾区的产业升级影响更大，广州对于大湾区的产业出口影响更直接。

高明勇：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提“城市群”或“城市圈”的概念，但也有观点认为在城市集群中，大城市会对周边地区产生“虹吸效应”，有可能导致周边城市发展无力。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在这些城市集群中如何做到区域整体协调发展？

黄汉城：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是自然规律。举例来说，成都不单单是四川的政治中心，它还是大西南片区的经济中心。由于成都的夜经济、颜值经济非常发达，还是国内的“第二总部收割机”，相当宜居，很多青海、西藏经济基础较好的家庭，其子女都在成都工作和买房，说成都是大西南的经济首都应该说并不夸张，其虹吸范围远至几百公里之远。

这进一步推动成都成为一个巨无霸式的超级城市。虽然它远离海岸线一千七百公里以上，人口却超过了两千万，这在人类历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这种“虹吸效应”没有所谓对错，我是很反对不惜代价地去扶持周边被“掏空”的小地方的。资源只有集聚才会产生规模化效应，强行扭曲只会造成资源错配，低效率化。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既要又要”。“城市群”的共同富裕，“都市圈”的均衡发展，不是说也要让卫星城市做大。更准确的做法，是瞄准细分的赛道，做精做细，有自己一两个独门绝技。

比如说日本，他们很多的单项冠军，百年老字号的隐形冠军，也没有在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里，而是散落在一些中小城市里头。但同样具有全球性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有不错的人均收入。

国内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城市的决策者不甘心做配套，总想要做主角，挤入舞台的中心。结果，有限的资源更加分散化了，不管做啥都吃力不讨好。其实，无论是搞旅游，养老康疗，还是展会经济、特色产业等，小城市只要专注于细分领域，依旧能够活的很好。是时候放弃“总量思维”，专注“特长思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