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追野生动物，我找到了做学术的快乐 | 未完待叙

盛夏，窗外蝉鸣阵阵。复旦大学江湾校区的办公室里，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聊起今年的研究项目，目光炯炯。

这是王放和他的团队在上海追踪野生动物的第四年，也是他们第二年开展“貉口普查”。今年7月，近200位上海市民志愿者在54位领队的指导下，共同参与调查了本土野生动物“貉”的生存状态。

一位年轻的自然学者，与这种“闯入”居民区的犬科动物之间，发生了哪些别样故事？一路“追星”、放弃摄影成为一名“自然测量员”，他的动力又来自哪里？

本期《未完待叙》节目中，王放了讲述他在城市“追”野生动物的经历，以及在学者身份内、外，一个年轻人面对自然与城市、兴趣与事业、工作与生活，做出的不同选择。

“今天好多年轻人会想要安稳……没有问题，我支持这样的选择。但如果你选这个专业的时候，你面试的时候，你是有冲动的……我觉得还是要珍惜自己最初的那一点点冲动。”

以下是他的讲述：

01

和居民一起“貉口普查”

“貉口普查”其实就是我们跟尽可能多的市民，找一个夏天的晚上，像拉网一样地把有貉分布的小区扫一遍，数一数这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总共有多少只，都出现在哪儿，再看一看大家到底是受不了它们，还是能接受它们的存在。

野生貉

去年是“貉口普查”的第一年，我们像在黑夜里摸索一样，不知道上海貉的平均数量是多少，不知道每一个小区的居民对貉的态度是什么。但今年我们有去年的数据做比较，所以我们希望看到貉在上海的分布区是扩大还是减小，以及它的数量是增加还是降低。

团队里面表现最棒的是小朋友。大人通常就打着手电远远地看一看，小朋友呲溜一下就钻到竹子里边，一眨眼就已经跑到那边的墙头，说：“我要看看墙这边的菜园有没有貉在吃东西”。同时小朋友对动物有一种天然的敏感，他们看到貉就告诉我，“我觉得这动物根本不像我妈说的那么可怕，它好像还挺害怕我的，看到我的时候好像耳朵都往后背，身体都在往后躲。 ”

夜间的貉

其实选择貉作为调查对象，要感谢复旦在我找工作的时候收留了我。2018 年，我结束了在美国的博士后研究，准备回国找工作。当时我特别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去深圳，我一定会关注城市里边的豹猫和水獭。如果去南京，我可能会追踪紫金山的野猪和果子狸。如果在北京的话，那燕山和太行山的狗獾、狍，甚至远处的华北豹会是我特别关注的对象。那如果我去上海，貉是最棒的。

貉是上海的本土物种。其实它的分布区遍布大半个中国，我想这也是会有成语“一丘之貉”的原因，大家还是熟悉这个动物的。但貉在中国的大部分区域数量很少，甚至在下降。可偏偏在上海这个超大城市，它在过去五六年的时间里数量一直在上升，分布区一直在扩大。所以我们会觉得它在上海出现是理所应当的，但可能又藏着一些特殊性，这个是从科学上吸引我们的原因。

王放和团队在调研现场

我们还有一个想法是，在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有保护、有发展、有人的需求，有这么多的冲突和矛盾，那需要做些什么呢？我们觉得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在我们国家再给野生动物新建大规模的自然保护区，把人隔离出去，这样的机会会减少。

我们也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可能有一些动物会适应人类的活动，会表现出对农田、道路交通或者城市化的适应性，那这些动物可能从自然保护的角度来讲是有优势的，是需要被关注的。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看到，到底野生动物能够在什么程度上适应人类活动？是不是有一条线，在线的这边，我们可以实现人和野生动物的共存？我们要找到这条线具体在哪。

02

我的成长过程，是大型“追星”现场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订《少年科学画报》，有一个连载是讲著名的珍·古道尔博士在非洲研究黑猩猩的故事，当时我就想，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奇妙的职业，天天就跟野生动物在一块，跟逛动物园一样，然后就可以变成科学家。

我爸妈看我这么喜欢野生动物，就送了我一套书，里面有一本叫《大熊猫的故事》，我就发现原来中国也有这样神奇的科学家，在山里跟大熊猫一块生活。

珍·古道尔（图片来自 视觉中国）

不久我爸妈告诉我说，他们发现这本书的作者潘文石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而且跟我们家在同一个烧饼店买烧饼。我就天天去那个烧饼店门口等着，后来真的见到了他，既兴奋又失望。

原来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也吃烧饼，也喜欢吃糖火烧，但又是一个很慈祥的爷爷。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成为他的学生就好了。但等我上大学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所以我成了他书里主人公的人物原型，也就是吕植教授的博士生。

王放和潘文石

刚开始真正对野生动物产生兴趣的时候，我通过一些杂志、画展，知道了中国最棒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叫奚志农。他在云南的白马雪山拍滇金丝猴，在青藏高原拍藏羚羊，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影像报道，也推动了自然保护。我真希望能够跟他一起工作，哪怕看一看他工作的场景，看一看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所以当时我攒了八百块买了一台相机，就拍一些身边的小动物，尝试做一些所谓的自然报道。

有一天我在北大的池塘里拍一只赤麻鸭，身后有个人一直很安静地在后面看。等我离开那个泥潭的时候，那个人突然说：“过来说说话吧。”我一回头，就看到了奚志农老师。他问：“你在做什么？”我说：“我特别希望拍一组校园里的野生动物，这是我们身边的自然。”奚老师就记了我的电话，问了我的住址。

第二天早上十点，他叫人给我送了十万块钱的器材。他说：“我观察了你拍动物，非常投入，而且对动物没有一点打扰。我在荒野里拍动物，你的这些构思能告诉大家，不用去荒野也有野生动物。但是你的器材太破了，用我的这个吧。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的营员了，我们会持续地支持你两年左右的时间。”

王放和奚志农

最终，我们一起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对城市野生动物的追踪。他给了我很多思路，比如能不能用野生动物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等这个项目结束，奚老师又邀请我成了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的讲师，开始跟他们一起写教材，编野生动物摄影集。

我的整个成长过程，简直就是一个“大型追星现场”，就是在“追”我的前辈们。我很幸运，“追”到了潘文石老师，“追”到了吕植老师、奚志农老师，“追”到了一批支持我、帮助我的人。我的感受就是，你有一个目标就去做，突然有一天，那些遥不可及的人，那些“天上的星星”会从天而降来支持你、帮助你，你会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王放的微博主页

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还有B站的账号名都叫“王放_自然测量员”，有几个原因。

其实我一开始更希望像奚志农老师一样去拍动物，去做纪录片，但中间也有很多苦恼。

当时我们接了一些中国最好的杂志社的拍摄邀请，但是发现，第一，我们只能点到为止地说一些威胁和挑战，不能把事情说透，没有做出特别强有力的自然报道。

第二是完成一个自然报道之后，隔个半年、一年再去，发现高山索道、高山滑雪场建起来了，我们曾经工作的地方已经被推平了。我会陷入巨大的自我怀疑之中，就是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王放在野外考察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科学也许是更强有力的工具，能够去计算我们需要百分之多少的森林，能够去预测如果我们建了高山滑雪场，有百分之多少的概率野生动物会消失，或者还能够剩下百分之多少的物种。我特别希望能够用定量的办法去计算、去预测生态系统未来的变化，我也会觉得这样的办法能够去直接地支持政策的制定。

另一个原因是我特别仰慕的一位前辈先贤叫约翰·缪尔。他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植物专业毕业之后，得到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工作，是美国西海岸的“西海岸测量员”。他用几年的时间走遍了山谷，去看冰川、岩壁和森林，然后用一生的时间推动了美国国家公园的建立，包括优胜美地、推动了黄石、大提顿的建立。他推动了美国的国家公园法案，推动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和林学家吉福徳·平肖建立了美国的林务局，推动了美国自上而下的对森林资源的保护。

约翰·缪尔（图片来自 维基百科）

我们的工作也许会追随着这些人的足迹。我们希望产出扎实的科学论文，与此同时，制作科普的绘本，推动纪录片的拍摄，做公众教育。我们会希望这些东西除了枯燥的数据、图表、论文之外，有一些价值，有一些情感，有一些可以跟孩子沟通的美妙的故事，也许在未来也能够带来一点改变。

03

做让你有“冲动”的事

现在的高校环境对青年教师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要发论文，要有科研项目，有大量的考核。

我觉得有两件事情非常帮助我减压，一个是攀岩，一个是举重。攀岩的时候你全部的注意力只在一两个小点上，举重的时候你全部注意力只在重量上，我会觉得好像那些苦恼就暂时消失了。

业余时间我喜欢带孩子，我会带孩子去看看貉，去找刺猬，去爬山。我孩子 6 岁了，我昨天才认真告诉他：“从你 4 岁开始，我一次一次地让你去接近野生貉，当然一方面是希望你喜欢动物，同时我也在用你做‘道具’，去测试貉会不会攻击小朋友。”

业余时间，王放经常带孩子去野外看小动物

昨天晚上我带他去看貉，我们特别惊喜地看到一只赤腹松鼠正在把树皮揪下来做巢。它叼着那个揪下来的树皮，放在嘴里团成一个团然后跑掉。我希望他能觉得这个世界特别好玩，希望他爱身边的这些细节。只要他觉得这个世界是有趣的，相信他会找到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我真正得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都 35 岁了。如果我当时没有拿到这个职位，那前面的所有训练，从大学一直到博士后十几年的生命就好像白费掉了，而且家人孩子都需要跟着我奉献。

我记得当时我和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去芝加哥玩，看篮球比赛的时候，他问我：“你挣多少钱？”我说4万美元，他说好多。然后我补充说是一年，他特别惊讶。当时我的同学们都已经月入4万美元，我还在年入。但是我特别快乐，我在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我知道不会一直这样。

在办公室聊起自己的工作，王放仍充满热情

有时候我跟学生聊天就说，你们想不想做教授？他们会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生简直太辛苦了。或者只做单纯一点点的科学家，不做那么多。我现在既做科普、科学传播，又做在地的保护行动和培训、去推动法规政策，确实太多头了。

我提一点不负责任的建议。我经常跟孩子们说，我特别希望你们能更勇敢，更有信心。

我觉得可能因为疫情，可能因为从小的压力，因为各种各样的困扰，包括社会的信息太多了，所以今天好多年轻人会想要安稳：想快速找到一个工作，希望能够租得起房子，能够看到上升的通道。那公务员可能更好，一个更稳定的工作可能更好，去大厂可能更好。没有问题，我支持这样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选这个专业的时候，面试的时候，你是有冲动的；写论文的时候，在做那些艰苦的准备的时候，是有打动你的瞬间的，是会突然感受到自己的才华和愿望的，我觉得还是要珍惜自己最初的那一点点冲动。它可能会让你受苦，可能会让你在短期内沮丧、有更多压力，但是坚持总会有收获。

我觉得保持一点点勇敢和耐心，总有机会在前面的。如果你也是那个接受一定风险的人，我觉得你可以更勇敢，你不必去看太多身边人对你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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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除标注外）均来自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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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周依、吴思越

编导/薛紫嫣（实习）

后期/郭子皓

采访、撰文/周依

监制/徐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