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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下衣履到江南名片——明清以来苏州丝绸织造产业的发展

2023-08-14 07:2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作者：马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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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与罗马时代的文献中，东方存在着赛里斯（Seres）之国。罗马帝国的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巨著《地理学》，便记载着马其顿人梅斯前往赛里斯首都塞拉城的旅程。这段旅程在东方的赛里斯国也留下了记录：“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留下这段记载的史书被称为《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所谓的“塞拉”城指的正是洛阳城，而作为国名的“赛里斯”，则有两个含义，即“丝绸”和“丝绸之国”。

明卍字如意云纹绸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丝绸与丝绵，长期是古中国贵族阶层的主流衣被面料与保暖填充物，这种天然长纤维织造的织物柔软细腻，透气性强，又兼具良好的着色性与光泽质感。中华文明广泛进行丝绸织造的历史，丝绸织造产业曾经在东亚大地上广泛存在，多元发展：鲁缟、齐纨、吴绢、越罗、蜀锦、楚练，各地的丝织品各具特色，不能穷举。直至明清之后，丝绸织造才逐步转变为江南地区的特色名片，在烟雨迷蒙中荡开传导至今的层层涟漪。

清苏州市景商业图册（局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沧海遗珠的苏嘉湖丝织业

明朝初年，除南北两京外，在全国的主要丝织产业区，普遍设有地方织染局。其中虽以苏杭二州织染局的规模最大，但织染局体系仍然覆盖着今分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四川、河南、山东的23处主要丝绸产地，此外，山西潞安和广东广州两地虽然没有设立官营织染局，但也是当时闻名全国的丝绸织造基地。即便明清时代的中国相比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要寒冷干燥，桑的生长情况已经在恶化，但中国的桑麻传统仍在。

进入明朝中后期，棉花的种植风潮开始后，这种应用范围更广、更适合当时东亚一般气候与土壤条件的作物对中国旧有的桑与麻的种植范围产生了高烈度的压缩，其中对桑的挤压尤其明显。成书于弘治年间的《大学衍义补》记载：“(棉花)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麻）盖百倍焉”。至明末，除江南与四川外，各地织染局已经无法满足蚕丝在本地自给自足。待进入清代，主要生活于嘉道年间的学者包世臣留下的笔记中已经如此描绘山东的丝织业：“且如兖州，古称桑土，今至莫识蚕丝。青齐女红甲天下，今至莫能操针线。”中国丝织业最早的中心与工艺高地，曾经“冠带衣履天下”的山东，最晚于清代中后期便已桑园变棉田，丝织产业消失殆尽。

清吴观岱采桑图扇页故宫博物院藏

在全国的改桑为棉风潮中，土质粘重的太湖东南扇形地带却依然保留着宜桑不宜棉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于是哪怕种棉区已经推进至近在咫尺的松江、昆山、太仓一带，这里的桑树种植与丝织业却出现了逆势发展，在近则五六里、远则二三十里的密度上，涌现出盛泽、震泽、王江径、南浔、濮院、乌青、菱湖、石门、长安、临平、双林、王店等集中连片的种桑养蚕区与丝织业区，这块产业区面积不大，对应今天的行政区划，几乎完全位于苏州、嘉兴、湖州三市境内，但其与苏州、江宁、杭州三大官营基地一起，供应出了鸦片战争前全国80%的生丝与丝织品。

明清两代江南的丝绸织造，作为一种高度成熟的产业，上承中国数千年的生产技艺，又通过技术扩散深刻影响了新兴的棉布纺织与印染产业。但也正是因为高度成熟，明清时期的缫丝、染色、纺织三大环节仍主要沿袭宋元时期的技术与器械体系，总结其生产革新，大体有缫丝工序改进、斜身大花楼提花机普及与白丝媒介染的体系化三项。

清乾隆缂丝乾隆御制诗花卉册（之一）故宫博物院藏

缫丝工序改进方面，相较于前代“二人一车一灶”的对缫法，最晚至徐光启生活的万历年间，已经改进为“二釜共一灶门，五人一灶”的人员配置，并设置专门岗位，处理缠绕打结的丝节与丝核。由于岗位专门化之后可以实现双缴，也即一名工人同时缫出两条丝缕，于是徐光启《农政全书》中记载的缫丝工序得以实现对人力和燃料的节省，同时也降低了生丝的打结率，提高了生丝品质。

白丝媒介染的体系化方面，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丝的改进，明代前中期染色所用的丝多为黄丝，即未经炼白的丝，因此无法染出鲜艳的浅色，明末开始多采用炼白丝，鲜艳浅色的印染得以实现。第二阶段是媒介染配方在清代的大规模普及，丝的着色性好而色牢度较差，使用铝盐或铁盐作为发色剂进行媒介染可以大大提升色牢度。明初刘基所著的《多能鄙事》记载染料配方11种，至明末清初的《天工开物》记载的染料配方已经增长至26种，而成书于清中期后的《布经》（安徽图书馆本）记载的染料配方已经扩展至74种，并对关键染料的出产地品质进行了评级，其中的增加种类，正是以媒介染配方为主。

清宣统彩色方格纹蜀锦故宫博物院藏

最为重要的，是斜身大花楼提花机的普及。明末，苏州已经广泛应用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这五种主流织机，以生产不同纤维排布方式与纺织密度的各色丝织品。而纹样的织造则要倚仗大花楼提花机，唐宋以来，大花楼提花机为平身式，完全依靠人力拉框打纬，于是对于密织厚重织物，只能由男性工人操作，较轻的机框还导致织机稳定性差，织就得绸缎松紧不一。而明末开始普及的斜身式提花机加入了“叠助”这一关键部件，通过它的摆动，机械重力撞框得以替代人力撞框，使得打纬力可以调节，提花织造在体力门槛降低的同时，产品也变得精细均匀。这一关键的器械改进使得清代得以改良或发明了宋锦、缂丝、罗缎、纻丝、花造、贡缎、漳缎、织金、闪缎、妆花缎、天鹅绒缎、线绸、绵绸、纹绸、春绸、捺绸、宁绸、宫绸等等新的产品种类，这些新产品的纤维排布较之前代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但纹样设计对称严谨而复杂，质感光泽多样，艺术表现力强，造就了中国古典丝绸织造的巅峰期。

刺绣技艺的兴盛与传承

以更加精细均匀的丝织品为基础，起自三国时期的苏绣在明清两代蓬勃发展，针法图样体系迅速迭代，流派繁衍，名手竞秀，形成了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在苏、粤、湘、蜀四大名绣中独树一帜。明末清初，在吴门画派的影响下，浙江绣娘倪仁吉编成《凝香绣谱》，是为我国第一部刺绣专著。

清代乾、嘉、道时期，苏州绣娘中先后涌现出恽珠、丁佩、得莲仙、赵慧君等代表人物，其中的丁佩著有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一部刺绣专著《云间丁氏绣谱》，这部专著上承明代吴门画派，兼收并蓄了唐卡等边疆艺术风格，对择地、选样、取材、辨色、工程、论品的全流程技术经验进行了总结，得出苏绣工艺"齐、光、直、匀、薄、顺、密"的七字要点。其中介绍了1８种色彩的运用和特点，纹样涵盖山水、人物、花鸟等丰富题材。针法上，对装饰、艺术和实用等不同应用场景下的打籽绣、平绣、穿珠、平金、擞和针、切针、套针、平绣、接针、锁绣进行了讲解，并对其在丝、纱、缎、绸、绢、绞、罗等不同绣地的使用经验也进行了普及。

同治十三年，《云间丁氏绣谱》面世的第五十三年，一位名叫沈云芝的女孩出生于阊门海红坊。她从七岁开始学习苏绣技艺，十五岁即成为名动江南的绣娘。1904 年，沈云芝三十岁，在农工商部供职的苏州人单束笙登门拜访沈云芝，请求其为寿典准备贺礼。三个月后，沈云芝以其父收藏的名画为蓝本完成了一批绣品，并从中选出八幅上贡京城。这批绣品获得高度赏识，亲笔题写了“福”“寿”两字赐给余觉、沈云芝夫妇，自此之后，余觉改名余福，而沈云芝也将启用那个在中国工艺史上屡见不鲜的名字——沈寿。

沈寿

1904 年11 月，农工商部派沈寿夫妇去日本考察，学习外国美术教育经验，中国刺绣史的一个新的篇章就此翻开。沈寿在传统绣艺的基础上，参照日本的美术手法与西画光影技巧，开创了“仿真绣”工艺。1909 年，第一套仿真绣作品《意大利帝后像》获意大利世界万国博览会金奖；1915 年，这套作品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再获金奖。清末民初名动天下的沈寿于是历任清朝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在北京、苏州、天津、南通等地主持开办刺绣传习所，培养刺绣人才。在沈寿的晚年，她将一生经验编撰成《雪宧绣谱》，这本专著融合了东西方成熟技艺与沈寿的个人创新，在配色、针法、光影运用乃至绣娘的工作体态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与发展。沈寿身后，实业救国的状元郎张謇出资，将《雪宧绣谱》以《中国刺绣术》（Principles and Stitching of Chinese Embroidery）之名译成英文版，沈寿一生的心血得以在教育后辈的同时，传扬海外。

清紫檀木边座双面绣花卉图插屏故宫博物院藏

1954年3月，沈寿身后第三十三年，苏州刺绣研究所成立，研究所总结、汇集了40多种传统针法，创造和革新了200余种刺绣技法，发展了双面绣、乱针绣，创制了双面三异绣，在传承刺绣技艺的同时，也成为了我国重要的国礼生产机构。1964年，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专修班被划分成了花鸟、人物、乱针、打籽打点和小猫五个专业，桌前绣像或渺远浩瀚、或灵动活泼，昏黄的灯光透出窗棂，我们看到的是历代绣娘伏案的剪影。

苏州织造与纱缎账房

在织造与刺绣技艺发展的同时，清代江南地区丝绸产业的生产组织较之前代也产生了重大变化，官营民办，采买运销，清代的丝绸产业绕不开两个名词，也即“苏州织造”与“纱缎账房”。

在苏州设立官营的丝绸生产机构的传统，从宋代就已开始，明代更是有苏州织染局，位置在察院场以南二百步，因织染局由太监管理，织染局旧址与观前街之间也就留下了一条太监弄。明代的苏州织染局隶属宦官系统的二十四衙门之下，不受省部约束，完全服务于对皇室的供应以及内帑的征收。理论上，宦官作为无后之人和皇帝近臣，似乎是为皇家实心任事的不二人选。然而，管理苏州织染局的太监们在为皇家大行搜刮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腰包，再兼明代的匠籍制度下机户机工完全沦为了织染局的附庸，宦官们于是对其恣行欺凌，无所顾忌。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初三，前司礼太监，时任织造太监兼税监孙隆终于把这个历代老祖宗传下来的把戏玩砸了，苏州机工与市民暴动，万历皇帝被迫撤回了全部税监、矿监，皇家的面子和腰包大受损失。暴动中殉难的五名市民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的合葬墓位于今外山塘街775号，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人墓”，在他们的身旁，还长眠着当时的机工领袖葛成。二十六年后的天启七年，“止苏杭织作”，明代的苏州织染局撤销，其位置沦为马场。

“五人之墓”碑图源：苏州姑苏发布

顺治二年，清廷废除匠籍。顺治四年，在前明织染局与崇祯帝周皇后之父周奎故宅的旧址上，清代的苏州织染局建立，两处场地分称北局与南局。康熙十三年，苏州织造衙门在南局成立，统管南北局，是为江南三大织造之一的苏州织造。对于织造局的组织以及与织工的关系，清代较之明代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重建苏州织造署记》中写道：“我朝鉴前明任用中官之失,于顺治三年以工部侍郎一员总理织务”，也即清代的苏州织造本不归内廷，而是外廷工部的下属机构。康熙二年，顺治朝煊赫一时的大太监吴良辅伏诛后，参照前明设立的宦官机构十三衙门随即裁撤，清朝的内廷管理体制恢复为满洲旧制内务府，清帝最终还是选择将织造这个皇家制衣厂纳入内廷管理系统，苏州织造这一职位从工部转隶内务府，并与仍然隶属户部的浒墅关监督一职打包，几乎成为内务府包衣的专职。苏州织造衙门的主职与明代相同，仍然是供给内廷衣物以及充当皇帝在江南的耳目；但作为天子家奴管理的衙门，这里又同时是清帝的行宫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其与户部、工部外廷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其成为了清代商业税收体系与官营贸易体系当中的一员，苏州织造干系的不再只是皇帝的私房钱，而是国家财政。

苏州织造署旧址图源：苏州姑苏发布

在与织工的关系上，清朝虽然废除了匠籍，但顺治八年之前，苏州织造采用佥报制度，也即以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巨室充当机户，再由其以行会形式雇用民间机工进局应织。由于官吏乘机勒索当地乡绅富户，行会又将损失转嫁给底层机工，导致被征召的富户与机工不堪重负，破产以求解脱，生存状况较之明代并没有改善。顺治十年，历经两年过渡期，佥报制度彻底废除，苏州织造改行“买丝招匠”制度，也即织工对于织造局而言不再是服劳役者，而是雇员。此外，当苏州织造局的编制内织工无法满足生产任务需要时，苏州织造还会启用“领机给贴”与“承值应差”制度，从民间行会雇佣临时工。至此，苏州织造得以实现完全集中生产，织、染、绣、检验全部在南北局内的三百余间专用工坊内完成，一改“姑苏岁造，旧时散处民间，率皆塞责报命”的积弊。

漳缎织机苏州丝绸博物馆藏

苏州织造的职能体系、组织形式与管理模式的转变，使得其编制迅速扩大，从明代的6个堂口、173张织机、680名织工膨胀至3个堂口、42个分号、800张织机与2330名织工，272名局役的规模。进入乾隆朝，苏州织造年产3900匹，年报销款项折银5万两以上。而具体到每一位工匠，则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织造局编制内不同工种的工匠，每月仅能获得口粮4斗，再以计件或计日的形式每月拿到1-5两不等的工钱和补贴，这个工价在清代的大多数时间较之市场价是严重偏低的。但织造局工匠却往往在老病后举荐子侄进行顶替，继续入局为匠，以至于织造局小吏们最为普遍的腐败行径就是在顶替时对工匠进行刁难敲诈。小吏们的行为在康熙朝与乾隆朝引发了两次对织造局吏员的大整顿，前一次定下了“亲给各匠工价，悉照司法兑发，胥役不得经其手”的规矩，后一次则引来了皇帝“丧尽天良，无耻至极”的申斥。在光绪三十二年苏州织造停织以前，织造局的工匠们就这样代代相继，一方面产生了织造局相对民间效率低下物料成本偏高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苏州丝织业最顶尖的技术与经验却得以长期稳定传承。

清蓝地勾连万字吉祥纹满地缂丝吉服袍苏州丝绸博物馆藏

而在民间，组织起丝绸织造生产的机构是纱缎账房。在清代前期，苏州地区的民间丝绸织造与棉纺业相似，也是以自产自销的独立小生产者为主的，他们被称为“现卖机户”。但从康熙中期开始，“购储丝经, 散发机工承揽包织成货者”的商人出现，他们控制下的机构被称为纱缎庄，俗称账房。纱缎业与绸缎业并非是同一个行业，前者主营放料加工和批发，后者进行零售，两行在商会中分开登记，各有公所，纱缎业公会称“云锦公所”，绸缎业公会称“七襄公局”。康熙四十一年开设的石恒茂英记是苏州的第一家纱缎账房，雇佣工人170名，年产量630匹。鸦片战争以前，纱缎账房的发展相对平稳，总计开设11家，雇工不到2000人。鸦片战争后，丝织业作为中国独特而积累深厚的产业门类，受到经济侵略的压制较小，反而因为清朝丝织品出口管制的放松，实现了高速发展。于是无数纱缎账房在苏州地面上喷涌而出，到光绪二十年前后，资本金在10万银元以上的账房就已经达到上百家，全城大小账房总计过千，控制着全城15000张织机中的九成以上，织工“恃账房为生”。而苏州织造的停织使得大量顶尖技术工人流入账房，及至清末，苏州丝织业的技术与资本要素已经完成整合。

丝缕不绝的苏州丝织业

原瑞丰丝厂(今苏州第一丝厂址)门景图源：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

在清末的滚滚洪流中，苏州失去了全国工商业中心的地位，近代工业发展被一众新兴城市甩开。此种困局下，苏州丝绸产业却成功完成惊险一跃，实现了近代化转型。“木机土法丝绸之不足恃”成为纱缎业共识，本就已经培养出成熟的经理人与技术团队，拥有雄厚资本的大批账房转型为绸厂，电力生产被广泛引入。至1936年，苏州有近代绸厂89家，在整个长三角仅次于上海和杭州，电力织机2100台，占整个长三角电力织机保有量的12%，并积极引入化纤生产，在丝绸制品内需急剧萎缩的民国时代成功生存了下来。

第一丝厂门景图源：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

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始建于1925年的瑞丰丝厂更名公营中国蚕丝公司苏州第一丝厂，成为苏州第一家新中国国营企业。首任厂长费达生，是我国著名的蚕丝专家，也是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胞姐。80年代，费达生发表《建立桑蚕丝绸的系统观点》一文，中国蚕丝业振兴的号角由此吹响；也是在80年代，费孝通提出“苏南模式”， “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乡镇企业发展路径获得广泛认可。姐弟二人在思想解放领域做出的贡献使得苏州丝绸产业乃至整个纺织业再度进入发展快车道。2009年，宋锦与缂丝作为中国桑蚕丝织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2022年，苏州全市纺织产业规模达2605亿元，苏州高端纺织产业集群成功入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