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它是个难题，沈从文的女学生情结 | 夜读

1928年，26岁的沈从文来到中国公学任教，爱上了18岁的女学生。

沈从文的情书如狂风暴雨一般，携着不顾一切的勇气和热情向这位女学生席卷而来。

女学生很生气，找校长胡适告状。

没想到胡适却说：“我知道他固执地爱你！”

女学生回怼：“我顽固地不爱他！”

这个18岁的女学生就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张兆和，她对沈从文并没有一丝好感和喜爱。

对于沈从文写来的信，张兆和几乎一封也没回过。

就在这样的苦恋中，沈从文写下了《萧萧》这篇小说。

《萧萧》发表后不久，这段恋情出现了突变，张兆和终于决定接受沈从文的爱。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写下：“我不理解他。”

但沈从文又何曾理解过张兆和？

对于沈从文，他所爱的女学生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沈从文与张兆和

沈从文笔下珍奇的女学生

在民国的男性作家中，对女学生最敏感的应该是有着“文字的魔术师”之称的沈从文（1902—1988）吧。

在其代表作之一的《萧萧》中，浅薄可笑的城市女学生和天真烂漫的乡下少女萧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她们穿衣服不管天气冷暖，吃东西不问饥饱，晚上交到子时睡觉，白天正经事全不做，只知唱歌打球，读洋书。……她们在学校，男女一处上课，人熟了，就随意同那男子睡觉，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财礼，名叫“自由”。

这段话的叙述者是一位农村老人（萧萧丈夫的祖父），他和倪焕之的母亲一样，都认为女学生“穿着异于寻常女子的衣裙，她们是女子中间的特别种类”。

此外，老人也将“随意同那男子睡觉”的自由视作女学生的特征，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

尽管“同男子睡觉的自由”这一说法略显粗糙，但它与“爱的自决”在本质上并无差别。

在这里，把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爱与性的行为称作带引号的“自由”，是意图嘲笑任性的女学生。类似的叙述也可以在沈从文未完的长篇小说《长河》中找到。

真正给乡下人留下一个新鲜经验的或者还是女学生本身的装束。辫子不要了，简直同男人一样，说是省得梳头，耽搁时间读书。……这些女子业已许过婚的，回家不久第一件事必即向长辈开谈判，主张“自由”，须要离婚。说是爱情神圣，家中不能包办终身大事。

在乡下人的眼里，成问题的还是女学生的“打扮”和 “自由”。

这里的“自由”表面上指反抗包办婚姻，但本质上无非是女性对爱与性的自我决定。

正是如此，对沈从文描写的乡下人来说，“女学生”无论是在外表还是行为上都俨然是一种珍奇的存在。

外表指的是在农村女孩身上见不到的裙子和短发，而行为指的是按自己的心意决定行为举止的“自由”。

这种叙述不免让人想起《伤逝》中同时具有这两种特质的子君。与涓生在北京的短暂同居遭遇挫折后，独自回到家乡的子君，应当也会暴露在这种好奇和蔑视的目光中。

如果说《伤逝》讲述的是一个住在首都的男人对新女性的爱与幻灭，《萧萧》则逆转了故事的背景，描写被边缘化的农村人眼中集体化、抽象化的城市新女性。

《伤逝》中，爱情刚刚滋长之时，涓生日日翘首以盼的是身着“高跟鞋、布衫、玄色的裙”的迷人的子君。并且子君的宣言 “我是我自己的”震动了他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但是在萧萧的世界里，这些女学生独有的魅力变成了一种令人发笑的珍奇的现象。

《萧萧》中这些珍奇的女学生与作品的女主人公——没受过教育的乡下女孩萧萧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呢？

围绕这个问题，研究者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李凯玲认为，萧萧虽在女学生身上看到了“自由、平等、幸福”的理想，但这些理想并不能轻易实现，而这恰好体现了当时的农村实态。

张苾芳则认为，沈从文是借农民之口来猛烈批判当时的女学生及女子教育运动的问题。

赞美还是批评女学生，这样截然不同的看法之所以会出现，可能是因为小说中描写的女学生形象实在难以捉摸。与其执着于赞美/批评的二分法，不如回到文本当中，深入思考萧萧与女学生之间（失败的）“相遇”。

一场与女学生（失败的）“相遇”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萧萧的故事。

女主人公萧萧十二岁就被卖作童养媳，嫁给年仅三岁的幼儿。

在成年之前，她不仅要照顾自己年幼的“小丈夫”，还要充当劳动力为婆家诸事作帮手。

有时街上有女学生经过，“小丈夫”的祖父就会拿这些奇怪的女孩打趣。

他光是提到“前天有女学生过身”，乡里的“大家就哄然笑了”起来。

正如前文所述，大家笑的是“女学生没有辫子,留下个鹌鹑尾巴,像个尼姑,又不完全像。穿的衣服又像洋人……总而言之,一想起来就觉得怪可笑!”

祖父偶尔也打趣萧萧道：“你长大了,将来也会做女学生。”

萧萧起初因为全不明白女学生的含义，所以断然拒绝了祖父提议。

但不知何时起，她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被祖父唤做 “女学生 ”时，不经意中也答应得很好。

于祖父而言，女学生不过是茶余饭后说笑的谈资，但萧萧却异常认真，甚至一再恳求祖父：“明天有女学生过路，你喊我，我要看看。”

除此之外，在小说叙述者的口中，“萧萧从此以后心中有个‘女学生’。做梦也便常常梦到女学生,且梦到同这些人并排走路”。这显示出萧萧对女学生强烈的关心。

第二个向萧萧谈起女学生的是工人花狗。

为了吸引萧萧的注意，他把祖父的话添油加醋后说给她听。

在花狗讲述的故事中，四个女学生在官道上拿着旗帜, 像军人一般大汗淋漓地唱着歌。“不消说,这自然完全是胡诌的笑话。可是那故事把萧萧可乐坏了。”

此篇中，仅有一处萧萧亲眼看到女学生的描写，出现在祖父打趣萧萧“你也把辫子剪去好自由”的玩笑话后——

听着这话的萧萧，某个夏天也看过一次女学生了，虽不把祖父笑话认真，可是每一次在祖父说过这笑话以后，她到水边去，必用手捏着辫子末梢，设想没有白娘子的人那种神气，那点趣味。

其后，花狗再次出现在故事里，只是他这次没有谈女学生，而是通过唱“使人开心红脸”的山歌来勾引萧萧。

在屈服于这种诱惑后不久，萧萧就意识到自己怀孕了。然而花狗却抛下她，不辞而别。

为怀孕所困的萧萧再次听说“有好些女学生过路”，她“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

这之后，萧萧也想要步花狗的后尘, 准备沿“女学生走的那条路”逃到城里去。

在小说初出的版本中，这是“女学生”这个词最后一次出现。

被找到的萧萧很快被带回乡下，直到最后都没有看到都市（女学生所在的地方）。

回去后萧萧生下了花狗的孩子，但由于是个男孩，她得到了大家心照不宣的原谅，最终顺利地与丈夫拜堂圆房。

花狗的儿子在十二岁时迎娶了比他大六岁的新娘。

这一天，萧萧也抱了她与丈夫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去看热闹的迎亲队伍，简直“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就这样，小说在萧萧的 “不变”中画上了句号。

以上就是《萧萧》所讲述的旧式童养媳与“城市女学生”擦肩而过的故事。在小说文本的基础上，笔者想提出两个疑问。

第一个问题源自现实世界中的沈从文。创作《萧萧》的时候，沈从文正无可救药地爱着一个女学生。

沈从文与张兆和

1929年9月，在徐志摩的推荐下，沈从文前往中国公学任教。同年11月，他单恋自己的学生张兆和，并从第二年的新学期开始，为她写了大量情书。

并且在这一时期，沈从文为了将自己的妹妹沈岳萌培养成新女性，还煞费苦心地将她从老家带到自己身边。

来自湘西的岳萌让人不禁联想起离开乡村的萧萧。然而《萧萧》中描写的女学生却是那样刻板而可笑。

现实世界中，沈从文不仅自己爱上了女学生，还努力把心爱的妹妹从乡村少女改造成都市女学生。

可是为何在他的小说世界中，却很少有活泼迷人的女学生呢？

第二个问题则与萧萧看到女学生的反应有关。

正如先前的引用一般，小说几乎没有描写萧萧实际 “看到”女学生的场景。

当祖父说起女学生奇怪的行为举止时，“萧萧独自笑得特别久”，还恳求爷爷“明天有女学生过路,你喊我,我要看看”。

甚至连花狗现学现卖的女学生故事也把“萧萧可乐坏了”。

尽管萧萧对女学生有着如此的热情与执着，但小说却完全没有交代她“某个夏天也看过一次女学生”后的具体反应，这无疑出乎读者的意料。

萧萧第一次见到的女学生究竟是何种姿态？长期道听途说女学生传闻的萧萧看到真实的女学生时有何感受？到底是羡慕还是失望？这些疑问读者都无从而知。

不过见到女学生的萧萧的确常在水边想象自己没有辫子的神气与趣味。

从这一描写来看，我们至少可以隐约推测出萧萧看到的女学生应该都是剪过辫子的。

但总体而言，萧萧在见到向往已久的“女学生”时，完全没有表现出以前那样的热情。这个问题究竟要如何理解呢？

恋爱中的沈从文

杨玉珍对沈从文小说中的女学生形象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她引用了《萧萧》和《长河》中的女学生描写，指出她们“只是在外观形式上引起乡下人的诧异，不过是乡人的一点谈资”，并且在这样的描写背后“普遍存在着对知识女性的全盘否定与批判”。

此外，杨玉珍也指出，沈从文的理想女性是“健康淳良的农家妇”，女学生只是“欺压乡村的城市文明和权力的利器”。

的确除去这两部作品，在与《萧萧》同年发表的沈从文的其他小说中，对女学生的讥讽与揶揄也随处可见：

我看过许多师长的姨太太，许多女学生。……第二种人壮大得使我们害怕，她们跑路，打球，做一些别的为我们所猜想不到的事情，都变成了水牛。她们不文雅，不窈窕。（《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女学生们（中略）嫉妒、好事、虚伪、浅薄，凡是属于某种女子的长德，在这个学校也如其他学校一样，是比知识还容易得到许多的。……她们的功课，都因为学校规则严格，做得完全及格，比男子还用功努力，可是功课余外事情却都不知道。（《平凡的故事》）

但沈从文创造这些粗俗、浅薄、且对现实世界一无所知的女学生，仅仅就是为了“提供一点谈资”吗？作者可以如《萧萧》和《长河》中的乡下人那样完全不受影响吗？不，他真的无动于衷的话，不至于这样三番五次地描写女学生。以作家本人为原型的小说《冬的空间》。中，有这样一节——

男人为一个可笑的孩子气的思想所缠扰，在一张纸上用笔写着：“女人全是了不得的人物，哪怕生长得极丑也很少悲伤的机会。”但这人在心上却用血写着：“我将使你们女人中最美丽的女人爱我。”

这是男主人公（学校教师兼任小说家的A）跟妹妹（以沈岳萌为原型）对话之后写下的一段文字，所以文中的“你们女人”明显指的是女学生。

这一时期沈从文的笔下，既有肤浅而臭美的女学生，也有渴望被“最美丽的”女学生所爱慕的男性角色。

与其说这一矛盾之处体现了沈从文对女学生的淡漠，不如说暗示了他对女学生异常强烈的关心。

或许是正因为女学生对沈从文产生了偌大的影响，所以他才有意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讥讽与轻视女学生。

而令沈从文魂牵梦绕的女学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张兆和。

许多传记作品都描写了中国公学“皇后”张兆和与沈从文之间的恋情。

除此之外，当时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也对张兆和多有报道。

从1929年4月16日至1931年11月1日，共有11篇文章提及张兆和，主要都是介绍她在篮球队和话剧社的卓越表现。如以下两例：

张兆和女士，该校的老同学，天生一副健美的体格，平日衣饰朴素，脂粉不施。然而那苹果色的双颊，快乐的天性，愈显出“自然之美”。她的态度很有些Boyish，同学们称她为校徽。

张女士是该校的高材生，天真活泼，对于国语尤显的纯熟非常……自始至终她一直很镇定使全剧弄得很是紧张。

表情的温柔与刚强，都用得十二分的巧妙。而且口齿清白，更使一般观众听得入神。

到了最后几幕，她似乎更兴奋得忘记了自己了，演得悲伤处所，她简直引得几个软心的女性观众留下了清泪，使这次公演能成功，她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功臣。此后她将也更受到许多青年人的崇拜了。

其他的新闻报道也将张兆和描绘为备受崇拜的中公偶像。如此看来，张兆和确实是博得爱戴的“理想女学生”的代表。也许正因为这种耀眼的女学生光环，沈从文才爱上了她。

1930年4月26日，苦恋张兆和的沈从文，在给友人王际真的信中如是写道：

我在此爱上了一个并不体面的学生，好像是为了别人的聪明，我把一切做人的常态的秩序全毁了。……但我所望，就只是这年青聪明女人多懂我一点……我的世界总仍然是《龙朱》《夫妇》《参军》等等。我太熟习那些与都市相远的事情了，我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太多，目下所处的世界，同我却远离了。

沈从文的信着重强调了张兆和的“聪明”，而她的聪明来自城市的教育。不过正由于对她的爱，沈从文反而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根植于湘西乡土。

并且颇具启发性的是，沈从文在信中写下的不是“我想了解她”，而是希望“这年青聪明女人多懂我一点”。

如前文所言，涓生也好，焕之也好，这些男性知识人可能并没有尝试深入地理解作为他们恋爱对象的新女性。

与之相比，沈从文虽然没有像他们一样试图启蒙自己的爱人，但也从未想要深入认识与理解对方。

事实上，他的愿望一直都是希望她这个有文化的城市人能够理解出身农村的自己。

同年11月5日，沈从文在同样寄给王际真的信中，倾吐了与都市无法相容的自我认识：

因为在上海我爱了一个女人，一个穿布衣，黑脸，平常的女人。但没有办好，我觉得生存没有味道。……我有时真愿意同一个顶平常的女人结婚。

不过就是平常女人也还是不会同我在一处的，就因为我的生活同一切读书人都太不相同。

我想到的、有趣味的、厌恶的，都还是一个最地道的中国农人，而都会中的女子，认了一点字，却只愿意生活是诗。我只是散文，因此再蹩脚的女子也不能同我好了。

除了没有学历和钱财，沈从文还因自己是“最地道的中国农人”而感到强烈的自卑。

沈从文与张兆和

据他回忆，由于过分担心自己浓重的方音，以至于在中国公学的第一堂课上足足沉默了一个半小时，让所有学生都倍感困惑。

相较于自卑且羞怯的沈从文，出身名门的张兆和既可以在篮球场展现飒爽英姿，又可以在担当话剧女主角时说一口漂亮的国语。

在沈从文的眼中，张兆和在各个层面上都无疑是极其耀眼的存在。

然而，沈从文并没有将现实世界中的理想女性（张兆和）和对她的赞美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也不曾尝试解读或改变她的心理。

相反地，他以自己所熟悉的“乡下人的眼睛”。来描述女学生的特质，比如小说中的“辫子不要了，简直同男人一样”，“跑路，打球，做一些我们所猜想不到的事情”等描写。

涓生、倪焕之等读书人倾向于将自己的光辉灿烂的理想映射在爱人身上，时而赞美她们的勇敢，时而为她们的懦弱而扼腕。沈从文的女学生描写可谓与之截然不同。

作为读书人的新青年往往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引导自己的恋人。乡下人出身的沈从文不能也不想这样做。

他虽然也深深地爱慕着女学生，但却选择离开都市的校园，转而回到故乡的湘西风景中观察与审视她们的身姿。

当故事的舞台转到农村，女学生的穿着变成了奇装异服，部分少女勇于实践的自由恋爱也退化成了一种可耻的野合。

事实上，进行这些创作实践的沈从文此时处在痛苦恋爱之中，甚至在给朋友的信中感叹“生存没有味道”。

但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将自己恋慕的对象类型化、客观化，然后将其置于乡村，用乡下人的眼光来审视她。

可以说正是这种尝试使得沈从文的小说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色彩。

被唤醒的情欲

接下来进入第二个问题。童养媳萧萧一直向往着女学生，就连做梦也便常常梦到女学生。

可是为什么叙述者要在小说中留下空白，不描写萧萧见到女学生的场景呢？

《萧萧》并不是最早描绘女学生与童养媳相遇的小说。

在此之前，冰心的作品《最后的安息》（1920）就已经展现了都市女学生与乡下童养媳之间的情谊。小说中，刚刚搬来乡下别墅避暑的惠姑，偶然结识了比她大两岁的童养媳翠儿，并得知了她在婆家的惨遇。出于对翠儿的同情，惠姑常常帮她一起洗衣、汲水。就这样，两个天真活泼的少女很快心意相通，成了形影不离的挚友。

她们两个的影儿倒映在溪水里，虽然外面是贫、富、智、愚，差得天悬地隔，却从她们的天真里发出来的同情，和感恩的心，将她们的精神，连和在一处，造成了一个和爱神妙的世界。……翠儿的心中更渐渐的从黑暗趋到光明，她觉得世上不是只有悲苦恐怖，和鞭笞冻饿，虽然他妈依旧的打骂折磨她，她心中的苦乐，和从前却大不相同了。

因为冰心本人就是女学生，所以她笔下的故事非常浅显易懂。惠姑在帮助翠儿洗衣服时，了解了童养媳这种陋习，并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优越环境并非理所当然。从惠姑那里学习识字的翠儿，则感到自己的世界日益广阔，甚至也想到学校接受教育。她们之间纯粹的友谊超越了身份与地位，并时刻提醒着读者，“想要读书”的愿望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毫不夸张地说，《最后的安息》可谓是一个现代性启蒙的故事。

那么《萧萧》又有何不同呢？

正如前文所述，仅单方面“看过”女学生的萧萧，可能根本没有出现在她们的视野之中。

因而，双方应该没有任何的接触与交流。对萧萧而言，“看过”女学生这件事情究竟是影响重大，还是无关紧要呢？

诚如第二节所述，《萧萧》中珍奇的城市女学生有着两个基本特征：“断发与穿裙子”，以及“爱/性的自我决定”。

听着祖父的讲述，萧萧忽然生出了一个 “模模糊糊的愿望”，并且不禁在心中畅想“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做女学生有趣味”。

萧萧思考的 “那些事”和“有趣味”的东西应该不同于冰心笔下的翠儿所渴望的“读书识字/接受教育”。

尽管萧萧没有明确表达这种愿望，但她很可能已经渐渐意识到，女学生可以自由地行使自己爱与性的权利。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在《萧萧》初出的版本中，作者在村人议论女学生的场景之前，插入了一段附近男工们裸体乘凉的描写。

从萧萧方面看来，仿佛是哥哥几个家中男子汉，身体那么壮实，使人吃惊，膀子一弯就有大筋凸起，有些地方怪有趣味。

之后的所有版本都删除了这段话。但是正如先行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萧萧对男工健壮的手臂的关注，为后续情节的展开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此后，萧萧又被花狗的粗壮的手臂所吸引，在他讲起女学生故事时羡慕地感叹：“花狗大，你的膀子真大。”

而花狗则答道：“我不止膀子大。”甚至当萧萧委身于花狗时，她的眼睛也“只注意到他那一对粗粗的手膀子”。

通过以上这些描写不难看出，“粗粗的手膀子”正是激发萧萧性觉醒的媒介之一。

其次，花狗所谈所讲的 “女学生”故事和 “山歌”对萧萧来说都是陌生的。

前者只是乡下人口中“胡诌的笑话”，就连讲故事的花狗本人也不甚了了。

但此时萧萧已沉浸于“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的神秘想象中。至于后者则提前唤醒了萧萧的情欲。而这欲望本是身为童养媳的她“十年后给小丈夫生儿子继香火”时才能拥有的东西。

虽然在讲述者花狗看来，“女学生”与“山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话题，但听者萧萧却可能已经将二者联系在一起。

因为通过祖父的玩笑，她早就知道女学生有着“随意同那男子睡觉”的“自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想象中“自由”的女学生与“使人开心红脸的歌”，都为萧萧接受花狗奠定了基础。

当她看到这些女学生时，感到的应该不是先行研究所指出的现代性启蒙，而是一种更加模糊的，近乎官能的渴望。

萧萧的确看到了令自己魂牵梦绕的女学生。但仅凭这远远的一望，当然不足以化解她心中纠缠的压抑与渴望。

也正因如此，在祖父说起“萧萧你也把辫子剪去好自由”的“笑话”之前，这些关于女学生的记忆都被封存在她的脑海深处。并且，萧萧每“到水边去，必不自觉的用手捏着辫子末梢”，透过水面的倒影，想象没有辫子的自己。

如前所述，小说中剪去发辫的“外表”和自我决定爱/性的“自由”始终关联在一起。对萧萧来说，幻想自己没有辫子，就是在想象脱离童养媳的身份，像女学生一样享受“自由”。而这种想象对萧萧来说必然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东西。

解不开的谜

以上我们验证了这样的假设：在萧萧的意识里，女学生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爱与性，而正因这种印象，她才对女学生充满憧憬。

换言之，《萧萧》其实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现代的女学生形象唤起了乡村少女对“性自决”的关心。

让我们再次回到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故事。

虽然沈从文寄给张兆和的许多情书都已纷失，但我们依然可以读到当时发表过的一些情书。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求你，以后许可我作我要作的事情，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人，让我有一种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这点是你容易办到的。

沈从文信中洋溢的不是我们在《伤逝》和《倪焕之》中看到的那种讨论“理想主义”恋爱的姿态。

他的爱对自己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是自我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

尽管沈从文姿态的确不同于“启蒙和指引恋人”的涓生、焕之，但这种爱的表白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自说自话的独角戏呢。

实际上，这场爱恋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单方面进行的。

张兆和对老师的频繁来信倍感困扰，曾到中国公学的校长胡适那里寻求帮助，但他们的谈话似乎并不顺利。

胡适建议她直接与沈从文沟通，但被无数青年人追求过的张兆和回答说，自己不可能“一一去应付”。

胡适显然认为这些话颇具挑衅性，于是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此人年太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的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

胡适信中使用的词是“了解”，而非“爱”。这一点不禁让人想起沈从文在致王际真的信里提到的“但我所望，就只是这年青聪明女人多懂我一点”。

胡适想说的应是，一个追求者众多、沾沾自喜的少女根本无法理解被沈从文（那样优秀的文学者）所爱的价值。

但“了解爱”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求婚者是优秀的文学家，就必须接受他的爱吗？

阅读了胡适这封信的张兆和，在自己的日记中如是写道：

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该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被爱者如果也爱他，是甘愿的接受，那当然没话说。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张兆和当时只有20岁，从这段日记来看，她的确如沈从文所言，是个“聪明”的女学生。

而这段独白也可以看作是子君“我是我自己的”这一宣言的变体。

当胡适说沈从文“固执地爱你”，张兆和立即回答“可我固执地不爱他”。

面对沈从文真挚的求爱，她此时行使的是拒绝这种爱的“自由”。

年轻的张兆和成功地向世人证明，她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爱/性。

而张兆和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对收到的情书做出任何回应。

沈从文就在这样的苦恋中，写下了《萧萧》这篇小说。

若说作家在《萧萧》中映射了自己与张兆和的关系，或许并不牵强。

萧萧心心念念地憧憬着传闻中的女学生，然而作家却完全没有描写她最终见到女学生时的心理。

这并不是因为双方的相遇无足轻重，而是因为对萧萧来说，这是一次不可言喻且“难以理解”的邂逅。

事实上，在沈从文眼中，张兆和可能也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存在。虽然他经常在信中向她表达自己的爱意，但对他来说，张兆和似乎总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解不开的谜。

沈从文的爱恋不同于涓生的雄辩，但它仍然不是双方的 “对话”，而像是一方对恋爱体验的“独白”。

《萧萧》发表后不久，这段恋情出现了突变，张兆和终于决定接受沈从文的爱。

沈从文与张兆和、张充和姐妹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写下：“我不理解他。”

但沈从文又何曾理解过张兆和。在《萧萧》中，沈从文没有填补这种 “不理解”和莫可名状的挫折感带来的空白，仅用“可以理解的”乡下人的语言来书写这个故事。

随着近代女子教育的推行和五四新思想的传播，希望自主地决定自己人生的新女性逐渐增多。

爱与不爱，结婚与不结婚的选择已不再取决于家长或男性的决定，而是基于男女双方的相互确认。

对爱上新女性的青年而言，恋人的自由意志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美好的存在，但它有时也会变成一种负担，甚至是一种威胁。

至于沈从文，他所爱的女学生则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无论是负担、威胁还是谜题，对于男性作家来说，女学生一直是不能完全表象化的“他者”。

有别于《伤逝》《倪焕之》的书写，《萧萧》中的女学生表象提供了一个男性作家审视独立自主女学生的全新视角。

（全文参见《新娱乐形式与感觉结构（文学·第十七辑）》，作者滨田麻矢，译者乔亚宁）

原标题：《爱情它是个难题，沈从文的女学生情结 | 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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