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没有反派的苏东坡传

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苏东坡。在《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中，作者周文翰试图呈现一个更加丰富、立体、日常，也更难以被简单定义的苏东坡。“历史人物写得越多，我反倒越陷入一种不可知论里面，希望可以写得别那么确定，别那么全知全能。”

前不久，周文翰与书评人绿茶展开了一次关于苏东坡的讨论，题为“没有反派的传记”。他们聊到一千年前政治斗争中各类历史人物的境遇，也聊到职场内外苏轼的迷人魅力。谁是英雄？谁是反派？当一部古人传记里不再有对与错、是与非的绝对标准，我们又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苏东坡？以下为本次对谈的文字节选。

《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作者周文翰（右）与书评人绿茶（左）在北京建投书局对谈。

人情世故中的苏东坡和他的“敌人”

周文翰：苏轼是北宋神宗、哲宗时期当之无愧的文化明星、文化偶像。现在的一个明星，知道他的人可能有几百万、几千万，而当时知道苏轼的人大约是四五十万人，这已经达到了识字人口的极限。作为一个如此有影响力的人物，苏轼的一生中有许多“敌人”，比如王安石。

但在这本《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中，我并没有把跟他敌对的这些人当作反面角色来写，我希望回到原初的背景下写这些人，写他们跟苏轼发生斗争或敌对的原因是什么。在那个现场中，人并不能简单地分出好坏，矛盾可能是具体事件里的争端，可能是官场上的人脉、不同集团的利益斗争，也可能是观念上的互相敌对。这些东西搅和在一起，决定了不同人之间发生很严肃的争论或斗争。

比如说章惇，他是反派吗？他当政的时候迫害苏东坡，将其贬到了惠州、儋州。但这里是有前因的：章惇和苏轼曾经是好朋友，他们是嘉祐二年一起考上进士的。章惇这人很有性格，他当时的成绩不如自己的一个侄子，于是就重新考了一次。

后来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分属了不同的党派：章惇受到王安石的吸引，成为新党的一员，而苏轼属于旧党。但即便在分裂之初，他们的私人感情还是比较好的，包括乌台诗案发生时，章惇在朝中为官，还帮苏轼说了好话，两人的私人关系还是比较亲密的。

但他们后来为什么交恶了？分裂发生在元祐年间旧党上台执政后，那时旧党开始驱逐新党官员，章惇属于新党里官位很高的人，而弹劾章惇的人之一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辙跟章惇之间还有姻亲关系。这次攻击可能会让章惇觉得，苏轼兄弟不念旧情，竟然这样严酷地攻击自己。

于是章惇被太皇太后调派到地方去当知州，后来又出任一个闲职。苏轼给章惇写了一封信，虽然是在慰问对方，但说得非常冷淡，有点太客气了，不像朋友之间说话的语气。其实这对人性来说是很正常的，比如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朋友，到了中年可能就没那么亲密了，这没办法。我看到这封信，就想到那时他们的关系可能变成了泛泛之交，甚至章惇已经在心里悄悄恨上了苏轼兄弟。

《致子厚宫使正议兄帖》，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苏轼写给在苏州闲居的章惇的信，信中语气比较冷淡。

另外一个背景是，旧党当政时把新党的主要官员蔡确贬到了岭南，他就死在那里。这可能会让很多新党官员感到心寒，所以后来新党当政时，又把苏轼这些旧党之人贬到了岭南。我们能看到在这种斗争的过程中，既有个人情感的变化，也有政治观点的分歧，这些“人之常情”决定了他们在特定场合下做出何种举动。

而我作为一个一千年后的写作者，其实会超脱出来，不像传统传记一样做简单的评判，说谁是反派、谁是正派；而是意识到在那种处境之下，可能有些分裂和斗争不得不发生，或者恰好就发生了。

我甚至觉得，章惇不是苏东坡被贬谪的核心因素，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小皇帝哲宗厌恶苏东坡。比如一个非常细节的场景，元祐末年，有一次哲宗去南郊祭祀，回来的路上，皇后和皇后的乳母骑着马过来，冲撞了原来很整齐的仪仗队。苏轼当时是礼部尚书兼礼仪活动的主管，他就上书批评了这一行为。哲宗当时马上就要亲政，而苏轼上这样的折子，会被反映到太皇太后那里，影响到亲政。哲宗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开始厌恶苏轼。

所以我想，有时候一个人讨厌另外一个人，其实并没有什么道理，原因可能是很细微的。我在写作当中，会对这些细微的理由保持开放的态度，不希望把一切都归结到特别有逻辑的因素上面，比如说政治理念分歧。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想写一部“没有反派的传记”。

绿茶：周文翰是媒体人出身，对于古人的看法及态度跟我们惯常的传统传记写作者有很多不同，他想还原一个作为平凡人的苏东坡，并且写苏东坡那个时代的其他平凡人。近期我觉得有一种趋势，大家更愿意去关注历史上的那些平凡人，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去还原普通人的生活及其所处的时代。这些年我也看了一些宋代相关的著作，对苏东坡这个人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有了一个理解，那就是宋朝到了宋仁宗之后，存在着皇权断裂的危险，因为宋仁宗没有孩子，接任他的英宗是他的宗室子弟，所以皇权的延续性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断裂。

宋英宗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权交替期，但他在位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夯实政权的交接就去世了。到了神宗时代，也就是苏轼所处的最核心的这个时代，皇帝非常想证明皇权落到他们这一宗的合理性，所以他开始重用新党这一批人。其实在仁宗之前的整个北宋前半期，皇权、相权及执政权处于相对比较平衡的状态，不会一边倒；到了后来，要么是旧党当政，要么是新党当政，总是一边倒。整个政权的倾斜，造成了苏东坡这一代旧党人的命运。当然，后来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旧党对于新党的侵袭也是非常狠的。苏东坡是神宗朝之前的进士，他这代人在后来的权力格局中，几乎都没有特别好的立足之地。

周文翰：其实我在书里也写了一点，关于宋神宗为什么要改革。历史书上有很多解释，我在传记里面也列了好几条，但我突然转念一想，最重要的难道是这些堂而皇之的理由吗？其实有可能不是。宋神宗改革可能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跟你刚才说的也有点关系：他是一个年轻的皇帝，刚刚二十岁，他真的想要超越先祖辈的功业，想灭掉西夏、打败辽国、夺回燕云十六州。

为了这个理由，他才开始改革，任命王安石这些人去搞钱——钱搞够了才能发展军备，然后才能打仗收回西夏，再收回北方。但这个目标宋神宗不好明说，因为当时辽实力强大，宋人对辽是有点恐惧心理的。而且两国在宋真宗时期结成兄弟之国，是签了盟约的，所以不能公开闹翻。这是一个很隐蔽的理由，可能只有宋神宗和他最信任的几个人知道，比如王安石，而苏轼这样的人是不知道的。我反倒觉得，这个理由可能是宋神宗要任命新党这些人搞改革的真正原因。

我有时候就想，这种看上去不太重要的理由，会不会反倒是真正的理由？其实这都跟人的生命体验、人的意志、人的情感有关系。我写作时经常反思，隔着千年的时光，我们掌握了足够的资料、论述和统计数据，来分析古代人为什么要做一件事，然后罗列一二三四好几条理由，看上去很有逻辑；但其实你想一想，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这样做事情吗？有时候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只是出于一个特别轻率的理由，或者是因为我们根本没听说过第二、第三条理由，只听说了第一条，仅此而已。所以我一直在想，我要写的是一个真人，他会有很多不逻辑的、非理性的决定。

绿茶：我有个小疑问。我们知道新旧党之争是那时的主流，大家都要面临这个问题。新党领袖是王安石，旧党领袖是司马光，两人都很轴，属于非此即彼的那种。苏东坡也被归入旧党，他是旧党中名气最大的人，但其实他对司马光的很多主张也不赞同。你的书在党争方面写得并不是很多，你是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还是觉得它跟苏东坡本身没有那么强的关联？

周文翰：我之所以没有特意渲染党争，跟我对苏轼当时在党争中的真实位置的判断有关系。苏轼到京城任官时，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官员，还没有因为诗文出名，所以他那时候并不是一个舆论领袖。在当时的党争里，他是倾向于旧党这一派的，但他在当时不是一个重要角色，更多是在旁观王安石的一系列举措。

直到他三十七八岁被外放到杭州，随着诗集的印刷名气越来越大，变成了一个舆论领袖，这才引起新党和皇帝的关注。他写的诗词、信件，以及他说的趣话也到处传播，里面经常夹枪带棒地讽刺新党。那时王安石已经不做宰相了，是皇帝自己在操持新政，所以苏轼在元丰年间写的一些诗句，就被看作讽刺皇帝。因此，我在写乌台诗狱那章时，没有采取传统的看法，我觉得这就是皇帝要在舆论上跟苏轼斗争。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官场，风声有时候是从最上面放出来的，下面的人闻到风声，才去围攻某个人。

这是我选择的一种写法，希望克制地写出一种“尽在不言中”的感觉，不想直接出言议论。书的最后，写完苏轼、苏辙离世，我加了一句话：“十五年后，北宋灭亡。”为什么要停在这里呢？其实你再回头去想，苏轼去世二十六年后北宋就灭亡了，那么这些人争来争去，到底争了个什么？新党成功了吗？旧党成功了吗？谁是英雄，谁是反派？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在思考，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所有这些政治的争论，最后都变成了废墟，留存下来的只有一些像苏东坡这样有意思的人物和故事。

关于变法的争议非常多，现在的很多学者也还在研究，但我在书中没有涉及太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说不清楚。新法改革的目标没有一样是实现的，但是我们能够去质问王安石说，你怎么这么失败吗？不能，因为王安石是在他的局限之下做出决策、提出想法的。其实每种决策都是这样的，你提出一个主意，它变成政策被确立，然后又在过程中各种变形，最后连你也不知道它变成什么样了。

我们没法再去责怪，认定某个人应该为这一切负责，所以这个权利只能交给每一个读者，每一个作家，或是每一个旁观者。我们站在废墟上，自己去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问自己：你相信什么？你相信什么原因？你相信什么结果？这是历史留给每个人的问题。所以我只是写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苏轼和其他人是怎么说、怎么做的，其他的让每个读者自己去判断就行了。

工作中的苏东坡和工作之外的苏东坡

绿茶：我们再聊聊苏东坡这个人本身吧。我觉得他人缘非常好，跟谁都能够混得不错。他是情商很高、很性情的一个人，不会藏着掖着，不像他弟弟苏辙那样比较沉稳、有城府。苏东坡身上有一种很典型的文人气质，干什么事儿都干不长，比如修身修几天他就烦了，就开始喝酒。当然这种性情也成就了苏东坡。

那个时代文人太多了，文章写得好的人也多的是，但为什么就苏东坡出来了？因为他的人设和他的行为是特别吻合的，有些人写文章是一套，做人又是另一套；为官是一套，交朋友又是另一套，但苏东坡不是这样的，他相对来说特别纯粹，所以才会有这么跌宕的人生。现在来看，我们当代很少有人能像苏东坡这样，人生就像过山车，一会儿到顶，一会儿到底。这在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中其实是很独特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起伏，其实也很难写出那种生命体验。

苏东坡被贬谪到黄州、惠州、儋州时，也是他诗歌创作的最高峰。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做大事了，只能“躺平”，他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写作、与朋友交际。其实他担任各地的知州时，也算鞠躬尽瘁、勤勤恳恳。他也想证明自己执政的能力，但说实话，执政方面他没有那么厉害，在当时那一代士人中，比他能力强的大有人在。

从周文翰的这本书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平实的人，比如说他喜欢买房，几乎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想买房。而且好多人都很喜欢他，尽管在他被贬谪的时候，有些人不方便跟他有过多交集，但是政治环境稍有松动，大家马上就一哄而上，让他帮忙题字写诗。他身上就是有这样一种迷人的魅力。

周文翰：这本书出版后，我有机会跟一些读者朋友交流，这才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苏轼这么流行，他成了我们现代人最熟悉、最理解的一个古人。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苏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比较真率，另一方面有可能跟时代有关，每个时代的人其实都受主流文化以及身份的限制。比如说在座的人，可能有的是公司职员，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公务员，这是我们主流的社会身份。但是我们还有一种在私人空间里的身份，在这个空间里，可能你就是一个喜欢插花的人，一个写诗的人，一个玩音乐的人。而苏轼在他那个时代，公开的身份是一个士人、一名官员，他一辈子都在当官，死前二十多天才给皇帝上书请求退休。

但另外一方面，他是一位诗人、词人，他还画画、写书法，这就是他的第二身份、第三身份、第四身份、第五身份。他会让自己的业余生活非常丰富，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喜欢他的原因。他不是以官员的身份写文章训示大家，他有一个丰富的灵魂，写了很多经历的感情、见过的风景以及交过的朋友，这些都是跟私人生活相关的。

《潇湘竹石图》，可能为苏轼画作。

我觉得苏轼对我们今人有一个启示，就是别把自己的社会身份当作生命的全部，一直按照某种标准生活。你的私生活可以丰富一些，你可以去插花，也可以去搞音乐，就算这些私人爱好不能带来什么成就，但它们会让你的生命丰富，让你感到满足，这已经很重要了。在《孤星之旅》这本书的附录里，我罗列了苏东坡一生修建过的园林。我个人非常喜欢园艺，所以注意到苏轼去每个地方当官，几乎都要在官署的院子弄个鱼塘，建个小亭子。他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我觉得这是他丰富生命的一种方式，他希望用这种方式发挥自己的才能，把心里的热情释放出来。

用庸俗的话说，他可能有点不务正业。但他当官其实是很勤勉的，他本身也很聪明，处理公务又快又妥当。他之所以在政坛失败，一方面跟当时的新旧党争背景相关，另一方面也确实跟他的真率和任性有关，他缺乏老油条的那种妥协平衡的能力，有时候显得太真了，这在官场是比较忌讳的。举个例子，在元祐年间，苏轼作为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绝对是京城显贵之一，但他处理事务时常常不那么圆滑，比如当时的官僚推辞任命时，会推荐跟自己资历差不多的人来担任职务，但苏轼会推荐黄庭坚、秦观这种跟自己官位差得很远的人。

这当然对秦观和黄庭坚本人出名有好处，但这个举动其实很轻率，一方面因为资历的原因，他们肯定不能去担任新职务；另一方面，这种行为使得痛恨或讨厌苏轼的人也开始讨厌黄庭坚、秦观，后来在元祐年间，他俩都很倒霉，常常遭到谏官攻击。我想这是苏轼身上不太“成熟”的地方。作为当时的天下第一名人，他的名气也影响到他跟同僚的交往，使得彼此间的关系比较微妙。偏偏苏轼有时候爱开玩笑，比如他嘲笑一个身形肥胖的顾姓朋友，写诗说对方睡觉的样子像屠夫趴在肉案上，称其为“顾屠”。现场大家自然都说这是开玩笑而已，但是这个朋友在背后能高兴吗？他肯定也不高兴。苏轼的人生遭遇，也和这种爱开玩笑、真性情的个性有些关系。

但反过来说，这也正是苏轼让我们这么喜欢的原因，我们喜欢的并不是一个四平八稳的苏轼。所有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古代人物，都不是四平八稳的。李白四平八稳吗？杜甫四平八稳吗？都不是。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命运，都有那种能够很激烈地引起情感共鸣的地方，苏轼也一样。而苏轼在中国古代这些诗人里面，其实又是很奇怪的存在。

苏轼是一个像李白、杜甫那样的失败者吗？不是的。李白、杜甫在他们那个时代里就是失败者，但苏轼其实不算，他二十二岁就考中了进士——当时三四十岁考中进士是常见的事；二十五岁考中制科第三等，待遇和状元一模一样，名满天下；三十七八岁时在杭州成为全国最著名的诗文作家，取代了文坛盟主欧阳修的地位；五十岁时成为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从二品，是当时最高的官位之一。

在古代诗人里面，可能只有白居易稍微和苏轼像一点。白居易生前就是太子少傅，也是从二品的官员，他们两人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都在活着时就成为当时最著名的诗文作家，只不过白居易只被贬谪过一次，最后顺利退休，在洛阳安然过世；而苏轼可能更有戏剧性，他被贬谪一次以后，当了几年官，然后当了礼部尚书，晚年再度遭到打击，被贬去了惠州、儋州。他身上的这种戏剧性和丰富性，反倒激起了我们对他的同情和兴趣。

写完这本书以后，我对苏轼的很多感知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我小时候背苏轼的诗词，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潇洒的诗人。但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在不断重塑我所认识的苏轼，他的核心身份是一个士人、一名官员。他一辈子都在当官，只不过因为他被贬谪了，没有公务，所以只能去写诗、写词、画画去了。写作的过程中，其实我也在重新理解苏轼这个人，理解他所处的时代。

苏轼身上就是有很多既矛盾又丰富的地方。写历史人物写得越多，我反倒越陷入一种不可知论里面，希望可以写得别那么确定，别那么全知全能。古人的生命里有很多现代人看来显得不理性的东西，但在当时来说就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那么作为现代的作者，我可不可以模拟一下当时人的状态，写出那个真实的他？写得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这就是个人的选择——作为一个作家，你选择怎么写？作为一个读者，你选择怎么看？

旅行中的苏东坡

周文翰：在《孤星之旅》这本书里，我一直试图克制地叙述苏轼的变化和成长，比如第三章，我就想写苏轼是怎么变成一个诗人的。他二十五岁那年，跟他的父亲、弟弟把老家的房子卖掉，然后全家十几口人乘船出三峡去汴京，在这趟旅行中他开始认真地写诗。在这章里我大量引用了苏轼的诗，想描摹出他最开始写诗时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成长过程，比他变成著名诗人以后的经历更有意思。

其实写这些的时候，我的情感也发生了共振，因为我自己也喜欢旅行，有很多写作都是在旅行中完成的。我对空间的感知比较敏锐，所以也想把苏轼的这种感知写出来。后来我有了一个反思：苏轼不是我们现代人所定义的那种旅行家，他不是出于某种知识的、情感的或艺术的兴趣，而去某个地方长途旅行。

苏轼所有的旅行都发生在他去当官的路上或者被贬谪的路上，都是沿途顺便一游，没有为了旅游而旅游。这在古代是正常的，因为古代的人对空间的感觉真的跟我们现在很不一样。比如苏东坡从河北的定州被贬谪到惠州，他要走好几个月，每天大约只能走四五十里，天黑时就住在县城的官方招待所，当地的通判、县尉出来招待他，举行酒宴，大家喝酒赏曲。如果聊得投缘，苏轼还要写诗感谢对方；如果他觉得这地方风景好，就会再多待两天，去旁边看看佛寺或山峰。这就是古代的士人、官员正常的生活方式。

《三峡瞿塘图》，苏轼从四川沿着长江下三峡，一路感受良多，刺激了他的作诗兴趣。

在古代，人的行动是很慢的，知道信息的方式也非常少。写作的时候，我也在模拟这种状态，有时候会有意地把一些旅行写得特别慢，稍微繁琐一点，就是为了让大家感觉一下，这样的时间和空间是怎么运行的。

我不想写得太快，太快的话我们就没有那种感知了，老觉得苏轼好像也跟我们一样，今天在汴京，第二天就能到杭州。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他从汴京去杭州至少要花二十天，甚至更长。那么这个时间、这些生命是怎么流逝的呢？我希望这本书有种纪录片的质感，当然如果是真的纪录片，可能素材会比这本书还多得多，因为当时人的整个礼俗状态和意识，整个物质空间的结构，都跟今天差别太大了。当时最繁华的城市汴京，大约也就有八九十万人口，而现在北京有两千多万人口，城市的规模完全不一样。

我的很多关注点都落在苏轼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以及他的视觉所见和听觉所闻上面。这些信息都是史书里面有记载的，只不过没人把它们勾连在一起。而我的工作就是把两件不同的事情放在同一个情境里面，比如史书里记载了当时某年某月发生的谣言，我就要斟酌、选择苏轼可能会听到什么谣言，他可能关心什么谣言。

如果我相信这个事情苏轼听说过，那我就把它们写在一块儿。比如这本书的第一章，我写苏轼二十二岁时第一次进汴京城，听见了各种谣言。正史上记载，这年年初，皇帝在后宫里突然发疯，大喊说皇后和太监要谋杀自己，但是苏轼在他的笔记和文章里没写他听过这个谣言。于是我写的时候就做了一个选择，我觉得他一定听过这个谣言，只不过因为这是皇家忌讳的事情，所以世人一般很少记录它。

这样去书写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有点代入感。就像我1998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也是从一个小城进入一座大都市，带着青年人的好奇和敏感，去看、去听这座城市的信息。我想去每个景点看一看，想见这座城市里所有的人。

我觉得苏轼在二十二岁进入汴京的时候，应该跟我是一样的，他是一个年轻人，他的神经和细胞都打开了，想要尽量地攫取关于这座城市的所有信息，所以我才在第一章特别繁复地在写汴京这座城市。

然后等写到苏轼老年在儋州的时候，我就减少了信息的含量，一个年迈的人精力应该很差了，他感兴趣的可能就是哪个旧党的成员死在了某个地方，哪个亲戚生病了，哪个侄子考中进士，类似这样的信息。那时候朝廷里也有很多其他信息，但我选择不写它们，因为我会去想象这时的苏轼已不再关心这些信息。这就是我作为写作者，要在背后进行的判断。

读者看完这本书，可能也会对苏轼这个人有新的认识，在心里勾画出他的面目，也许还会去看苏轼的其他传记或者他的诗词，并且不断地重绘他的形象，其实这就是阅读或写作的意义。写作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在重读和重绘，我想起七八岁时读苏轼的诗，“淡妆浓抹总相宜”“横看成岭侧成峰”，总觉得他特别潇洒，但后来越写越觉得这个人好像有很多不潇洒的地方，然后不断地改写对他的认知，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在重新认识他，重新想象他。

绿茶：想象和构建一个历史人物，这本身是件特别难的事情。我之前甚至觉得，苏东坡这个人已经被其他人写透了。所以我很佩服周文翰的勇气，他这样一种克制的记录方式，让我觉得特别有价值。我们作为媒体人出身，天生具有一种记录的本能，看见一个东西，就想用现在的一种眼光去确认它。

其实回到苏东坡身上，我们会发现他本身也是一个很强的记录者。凡是所到之处，他都要去触碰空间里的点点滴滴，然后他会去记录，不管是以诗歌的形式，还是用书信的形式。我觉得这种记录尤为重要，它让我们在重新审视苏东坡时发现，一些不被列入正史的信息，反而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因为我们看的那些传统史书，更多的是把一些碎片糅合在一起，变成所谓的大历史；而那些生活里细枝末节的东西，往往不会被正式纳入它的叙述体系。但那些被遗落的东西，其实才是一个人身上最丰富的组成部分，人不能只有骨架，他得有血、有肉、有头发、有情绪，这些东西其实都遗落在一些细节里，比如诗文、书信、碑记、墓志等等。苏东坡作为一千年前的人，能有这种觉醒式的记录方式，我觉得特别好。周文翰作为一个记者，他就捕捉到了这些信息，而这些信息在苏东坡的一些其他传记里其实是被忽略的。所以就像周文翰所说，写作者得有一种选择，是选择信还是不信。

刚才说到苏东坡的旅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旅行和旅游搞混。旅游是有选择地去一个地方享受假日时光，而旅行是像苏东坡这样，在当官、贬谪或者离乡途中的移动，因为它是在旅途中的一种行为。苏东坡从汴州到惠州，中间就得走那么多路，还要选择走陆路还是走水路，还得考虑费用的问题，而且也不能耽搁太长时间。我其实蛮羡慕苏东坡能有这样的“旅行史”，我们现在好像很容易抵达一个地方，但这种旅行过程其实是没有的，往往就是从点到点，这对于旅行来讲其实很要命。

苏东坡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在一个地方安好家之后，喜欢在家之外再盖一个小房子，招待朋友、道士或和尚。在家庭空间之外，他得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来释放更私人化的东西，在那里他可以与人喝得酣醉，说些更私密的话。

他的很多细腻的体验其实是我们很难感知到的，比如《孤星之旅》中有个细节，苏轼在黄州时，有一次从雪堂喝完酒回来，三更半夜敲门敲不开，就拄着拐杖静听江水滔滔流动，写下了那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从这种文人的细腻感里边，我们能感知到这个人的内心的丰富性。所以我觉得除了用手机记录，其实我们每个人还应该有一种更自我的、独特的记录方式，这样会给生活留下一些特别清晰的印记，等你回过头去看，它会呈现出特别的价值。

文字整理：许禄、张倍

题图为《赤壁图》卷

图片来源于故宫博物院官网

原标题：《一部没有反派的苏东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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