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单田芳：我的第一次登台

编者按：

2018年9月11日下午3时许，一代评书大师单田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出生于营口市的一个曲艺世家，1954年登台表演评书。2007年1月26日，单田芳宣布收山，《老店风云》是他的收山之作。从艺半个多世纪以来，单田芳共表演录制了《隋唐演义》《三侠五义》《乱世枭雄》等100余部计15000余集广播、电视评书作品，开创评书走向市场的先河。本文摘自单田芳自传《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

图/视觉中国我是如何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前面我说过了，我生活虽然不愁，但全靠老婆挣钱养活，我深感愧疚，早就发誓一定早日登台早点挣钱把这个家支撑起来，靠老婆养活太没出息了。到了鞍山之后，评书演员和大鼓演员很多，加在一起有四五十位，既给了我广大的学习空间，也为我早日登台创造了好条件，我岂能错失良机？所以在我到鞍山不久，我就向曲艺团的领导提出我要登台说书的要求，赵玉峰老先生也极力推荐我。那时候要求登台的也不止我一个人，男女一共有几个人，为此曲艺团专门举行了一次测评考试，还请文化局艺术科的领导参加，如果考中了才能有资格登台，否则就得继续学习。

为了顺利过关，我攒足了气力在家里备课。那时全桂已经怀上了我女儿慧莉，我每天在家摆上一张桌子，前面竖一面大镜子，对着镜子说书，全桂就成了我的辅导老师，一边听一边给我挑毛病，还有几个学员像赵书其、杨秀石、石连壁等也到我家来凑热闹，我说他们就当听众，他们说我们就当听众，彼此提意见找毛病，有时长辈从门前路过，被我们发现了，就把他请到我们家中做指导老师。我记得有很多同行老前辈都参与过这一活动，看来收学生就要收勤快的学生、好学的学生，懒惰是不可取的。我准备了一段评书，叫师徒斗智，这个段子是引用了《明英烈》其中的一段，为了这个段子我铆足了劲儿，可以说是倒背如流。

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考试那天，我一举拿下了第一名，最使我高兴的是文化局的领导点评说：“单田芳完全可以做准演员哪。”有了这句话就等于奉了圣旨，我的身份一下子变了，由什么也不是变成了准演员，当时那股高兴的劲儿就甭提了。过关之后我要求上台说书，当时鞍山有七个茶社，每个茶社分早中晚三场，可是没有位置腾出来叫我去说，怎么办呢？曲艺团就开创了板凳头儿的先例，什么叫板凳头儿呢？就是正式演员说早中晚三场评书，人家属于正场，时间又好，钟点又正，板凳头儿是什么呢？是晚场没开始之前和中场结束之后，那段空暇时间就叫板凳头儿，后来领导批准我在前进茶社说板凳头儿。

当时正是冬天，眼看快过春节了，我开始加劲备课，曲艺团为了进行宣传，在大街小巷贴出大红海报，上面写的是前进茶社特请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于正月初一演讲《大明英烈》，欢迎听众届时光临，风雨不误。您听听这真是忽悠，我连台都没登过，算哪国著名评书演员？其实这就是商业运作。我走在街上看着这些海报，心发跳，脸发烧，非常不自在，压力油然而生，赵师爷知道后，鼓励我说：“小子，我对你说过，说评书有三难，这就是第一难，登台难，你一定要有信心，把这关闯过去。”老人家的话对我鼓励相当大，田荣师兄也鼓励我说：“上台不要心慌，凭你那两下子肯定没问题。”虽然他们如此鼓励我，我依然是忐忑不安，老实说春节都没过好，年夜饺子是什么味儿我都没吃出来，走路说书，在屋里坐着说书，甚至连做梦也在说书，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转眼到了正月初一，那天是怎么度过的，简直难以形容，从天亮之后我的心就加快了跳动，好像一座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我换好了登台的衣服，拿着扇子醒木，披上棉大衣，赶奔前进茶社，一路上我还在说书，等进茶社之后，屋里头热气腾腾、乌烟瘴气，因为是春节放假，听众比平时多得多，那时正场还没结束，演员是我同门的师姑叫张香玉，我进了休息间候场，把衣服整理好了，扇子醒木拿在手中，那会儿我的心几乎从我的嗓子眼里跳出来，又怕时间到又盼着时间到，心里矛盾极了，正在这时候我听见师姑张香玉说：“各位都别走，下面还有评书演员单田芳给你们说一段《大明英烈》。”我还听见几个人鼓起掌来，不知道是起哄啊还是讽刺，这时张香玉师姑下了台走进休息室，她知道我没登过台怕我紧张，就安慰我说：“别怕，赶紧上台吧！”我说：“好。”于是我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装作若无其事毫不介意的样子登上了三尺讲台。

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况，我的心依然在激烈跳动，两眼发花，往台下一看，似乎每个人都长着两颗脑袋，现在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候了，怕已然没用，我只好把醒木啪的一拍，朗诵了一首上场诗，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说书了，因为我对《大明英烈》这套书相当熟悉，完全可以倒背如流，所以忘词停顿的事是不存在的。但是没有舞台经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语速相当之快，头一句话还没说完，第二句就冒出来了，说过十几分钟之后，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了，我发现很多人都注意在听，我抖个包袱也有人龇牙发笑，我的心这才平静了许多。板凳头儿是四段书，每段三十分钟，按规定，每说完三十分钟，演员就要休息一会儿，观众也好活动活动，上上厕所，可我太激动了，把这些都忘了，一口气说了两个多小时，忘记了休息，忘记了停顿，虽然是数九隆冬，我浑身上下全都是汗，正在这时茶社的赵经理来在书台前，敲着书桌提醒我说：“单先生你跑到这儿过书瘾来了，你看看都几点钟了？”一句话把我点醒，惹得听众是哄堂大笑，我急忙说：“对不起对不起，今儿个就说到这儿吧，如果您愿意听我明天接着讲。”

这第一关终于叫我闯过了，我如释重负。散场之后，我问赵经理：“我说得咋样？”赵经理开茶社多年，是个老油条，什么样的高人都会过，他说：“还行，就是说的口太急了点儿，叫人听得心里忙叨，再说的时候你节奏要慢一些。”我听后不住地点头。我还记得第一天登台，我挣了四块二毛钱，因为当时还没有合作，基本上都是单干，除了上交部分公基金、公益金之外，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四块二毛钱，意味着什么？当时大米一斤才一毛八，猪肉四毛五，鸡蛋一个平均也就三分钱，如果老保持这个纪录，就说明每个月可以挣一百多元，比当技术员工程师强多了。头一关闯下来之后，我腰也挺直了，愁云也散尽了，走路也轻快了，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回到家之后我把四块二毛钱往全桂身边一放，非常自负地说：“怎么样，我也能挣钱了，从今之后，你就在家看孩子吧，我可以养家了。”全桂冷笑说：“你美什么，说评书这种事，得拉长线看活，不能看一天两天。”我说：“你放心吧，我绝对有信心。”

任何事情都是开头难，只要闯过第一关，十拿九稳会畅通无阻，第一天演出结束后，我激动得几乎彻夜难眠，恨不得马上到第二天接着说书，第二天的效果也不错，第三天也不错，就这样日复一日我越说越有劲儿，钱也越挣越多，终于成了板凳头儿大王，也就是说我上板凳头儿的收入超过很多正式演员的正常收入，人得喜事精神爽，由于事业初见成效，对我的推动力相当大，无论是备课听书还是说书我不敢有一丝懈怠。

如果我没记错，我是1955年到的鞍山，1956年大年初一登台表演，到了1957年，我已经成了小红人了。我们家擅长说长袍书，也就是像《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薛刚反唐》这类的书，但对武侠书很欠缺，为了弥补这个空白，我就请教田荣兄，求他认真指导，田荣说：“干脆这么办吧，我给你念一套《三侠五义》和《小五义》你就全明白了。”我一听正中下怀，这简直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好事，于是我们哥儿俩约定好时间，地点在我家。

从打那儿开始，田荣兄每天都抽出时间来到我家，也不管是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他都准时不误，我们哥儿俩对面坐着，把房门关闭，以防干扰，他就像说书似的，开始给我讲述《三侠五义》，时不时还停下来告诉我哪个段落是重点，哪个段落可以一笔带过，这真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田荣兄也实现了他的诺言，我学到了一部精彩武侠评书。正是在赵玉峰老先生和田荣兄的帮助下，我的艺术突飞猛进，再加上年轻，身体好，精力充沛，所以演出的收入蒸蒸日上，使很多老前辈和同行们无不刮目相看。赵师爷笑着对我说：“小子，我说得不差吧，虽然你现在已经初见成效，可千万不要骄傲自大，还要虚心学习。”田荣兄也说：“只要你绷紧这股劲儿，认真学，要求上进，将来前途无量。”

对我家来说，经济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是靠老婆养活，现在反过来了，由我承担了家庭的主力，我们在鞍山买了新房，我和赵师爷是邻居，住在楼上楼下，这样学习起来就更方便了，那时我头脑当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冲！

就在那一年的春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不由得喜出望外，原来我父亲刑满释放了，他已经回到沈阳的家。我一蹦老高，跟全桂大声说：“咱爸出狱了，我得赶快回家去看看。”我老伴儿也高兴得不得了，我带了不少钱，坐上火车回到沈阳家里。

我还记得我刚进门的时候，父亲一个人正坐在屋里喝茶，我们爷儿俩几年不见了，这次相见显得多少有点陌生，我进门大叫了一声：“爸，你回来了。”我爸显得不那么亲热，只是用鼻子哼一声，好半天他才说：“听说你跟王全桂结婚了？你也说书了，真叫我大失所望啊，当初我发誓要改换门庭，我恨透了说书这个行当，可是老天爷不睁眼，为什么也叫你说了书？再一个王全桂比你大八岁，怎么能做你的媳妇？这个人我无法接受，你回来看看我可以，但你回去转告王全桂不准进我这个家门。”我听了之后，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奶奶坐到旁边一句话也没说，接下来我父亲用手捶着桌子仰天长叹：“我是做了哪门子孽？遇上了这么多逆事，今后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我在监狱苦盼了六年，好不容易回了家，没有一件事叫我顺心，我呀我呀！命太苦了。”老人家说着说着放声大哭，我奶奶也哭，我也哭，我边哭边心里翻个儿，不知道如何向我父亲解释，也不知道用什么法来安慰他。

后来我想到一个主意，那时我妈虽然走了，可我三舅还在沈阳说书，他是去年刑满释放的，依然在沈阳曲艺团工作，他真不愧是个小圣人，跟我妈一样，鼓槌一响黄金万两，生活不成问题，我爸和我妈对我三舅一向尊重和亲热，也许三舅能把他劝好，于是我离开家门以买东西为名，找到了我三舅家。当时我三舅住在沈阳皇寺大街一所不起眼的出租房里，我们爷儿俩见面之后，我一边哭着一边向他讲述了经过，我三舅是个内向人，平时很少说话，但是说出话来极有分量，他听着我的哭诉，一句话也没说，而后站起身来，穿好衣服，拉着我就走，直接回到我家里。在我没回来之前，他跟我爸已经不止一次见面了，但是每次见面我爸对他都十分亲热，三舅进屋之后，把衣服脱掉，好半天没说话。我站在旁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爸沉着脸眼里噙着泪水，也没说话。

在十几分钟之后，还是我三舅先说话了，他说：“永魁啊，事情到了这步，只好逆来顺受了，说句迷信话这就叫命，你再难过能改变得了现实吗？香桂走了，那是她的自由，随她去吧，传忠现在说了评书，我听说进步很大，有人告诉我，他在鞍山还是个小红人，看来啊，孩子就是说书的命，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改换门庭不改换门庭有啥区别？你难道还想叫他当市长、省长？咱家有那份儿德吗？你有那种本事吗？既然没有，也由他去吧，他将来在曲艺圈里要成了角儿不也是一件好事吗？你何必这么难过呢？”

三舅的话句句说到点儿上，终于把我父亲说服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父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我认了，不认也不行啊，但是我不承认王全桂是我的儿媳妇，这点不能改变。你走吧，回去说你的书，我的事你就不必管了。”听话听音儿，看得出我爸的余怒依然未消，对王全桂成见极深，我能走吗？我爸好几年才回到家里，怎么的我也要陪他住几天哪？开始我爸不同意，一个劲儿往外撵我，后来我三舅说话了，说：“永魁啊，你这么做就太不近人情了，孩子大老远回来看你，有那么多的话需要唠一唠！”我爸不坚持了，我三舅在我家吃过了晚饭就走了，屋里就剩下我们爷儿俩，我奶奶回西屋去了。

那时我家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大妹妹在铁路文工团工作，已经结了婚，落户在成都，我二妹妹在抚顺财贸学习，还没有回来，我三妹和四妹被我妈接到哈尔滨去了，现在家里家外就剩下我们三口人。在睡觉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说但又不敢说，但话是开心锁，不说又不行，于是我仗着胆子打开了话匣子，把我爸没在家这段期间发生的事情向他详细地介绍了一遍，重点是说到我和全桂婚姻的事，我说：“爸，王全桂没有文化，说话口快心直，这是事实，但这个人心不坏，在咱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她挣钱养活了咱全家，没有她我也不可能在鞍山买了房子，再说她已经为咱家生下了一个女儿，也是老单家的骨肉，难道您真的就不能接受她吗？”

我说我的，我爸一句话也没说，我一看他听不进去，只好转变了话题，我说：“爸，您判了六年徒刑，我二舅三舅也判了徒刑，这件事到底怪谁，为什么这么严重，到现在我也解不开这个谜团。”父亲听到这儿长叹了一声，这才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倒霉就倒霉在佟浩儒身上了，在我去天津找你妈的时候，佟浩儒对我说他有个表弟叫王子明，在国民党的时候混过事，现在解放了，没有了工作，你在沈阳路子宽，能不能帮着给安排一个工作，我问他会什么手艺，他说会熏肉，开饭馆，于是我就答应下来了，哪知道这王子明是假名，他原名叫佟荣功，是佟浩儒的亲堂弟，他又在国民党里做过少将督察处长，这些我全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结果吃了大亏，受了株连，落了个窝藏、包庇反革命罪，我恨透了这个佟浩儒，是他给咱们几家带来了灾难，我也恨我自己，处事不慎，才得了这么个结果。”

我又问我爸：“现在佟浩儒干什么呢？”我爸说：“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我在北京西什库十三号被关押期间，曾经见过他一面，有一次提审，两个人戴一副手铐子，我身旁那个人就是佟浩儒，他趁看守不备，对我说了一句话，永魁啊，哥对不起你。”我爸说到这，连连叹息，接着说：“佟浩儒就是咱家的克星，事到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又问道我妈和他离婚的事，我说：“爸，你怎么就同意跟我妈离婚了呢？”我爸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大声说：“那时我正在服刑，没有自由，她三番五次找到北京，逼着我跟她离婚，说得冠冕堂皇，政府给她做主，不给我做主，我不离也不行啊。”我一看我爸又要大发雷霆，吓得我不敢再往下问了，我家虽然是个说书的，但父母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我从小就是从棍头下长大的，别看我已经娶妻生子，可在父亲面前，我不敢犟嘴，不敢惹他生气。

简短截说，我在家陪了他三天，后来父亲对我说：“你还得说书，赶紧回去吧。”我临行时对父亲说：“爸，现在我能挣钱了，生活不成问题，我每个月都会给您送钱来。”我爸说：“过去靠的是你妈，现在经过学习了，我也明白什么叫自食其力了，今后我也要改行说评书，不弹三弦了，我还不到五十岁，我相信我还会挣到钱的，这个家用不着你担心。”

在我临走之前，又去看望了我三舅，三舅明白了我的来意，对我说：“你父亲受的打击太大了，一般人承受不了，他没躺下就算不错了，有我帮着他，他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他说那些气话也是能改变的，你就放心回鞍山吧。”于是我含着眼泪离开了沈阳。

坐到车上，心里边苦辣酸甜涌上心头。回到家里之后，我像泄了气的皮球，把包放到了椅子上，王全桂赶紧问我：“见到咱爸没？他怎么说的？”我没好气地说：“我回沈阳干吗去了？能见不着吗？爸说了，不承认你这个儿媳妇，不允许你踏进他的家门。”王全桂吃惊地睁大眼睛问我：“这是真的？咱爸真这么说的？”我说：“我难道还造谣不成？”王全桂是个急性子，办事情嘁哩喀喳，从不拖泥带水，她二话不说抱起几个月的女儿慧莉，一溜风地就回沈阳去了。我以为她要回沈阳跟我爸去干仗，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可是拦又拦不住，用我三舅的话说由她去吧，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几天之后，王全桂高高兴兴从沈阳回到鞍山，二话没说，从怀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说：“你看这是我跟爸的合影。”我当时又激动又高兴，忙问她：“你跟爸把话解释清了？”王全桂说：“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解释不清的，我对你们老单家是功臣，所差者就是比你大几岁，咱俩结婚，你愿意我也愿意，难道这还犯法不成，你爸有什么理由不允许我进这个家门？我们爷儿俩唠了两天两夜，咱爸也特喜欢咱这个女儿，你看抱着她还照了相。”我听后，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

打那儿之后，我们经常回沈阳去看我父亲，那时我父亲的情绪基本稳定住了，他每天都到茶社听我三舅说书，就像小学生听老师讲课似的，他立志要改行做一个真正的评书演员。家里的事基本稳当住了，把我解脱出来，我又一个心眼儿的开始说书奋进了。

在我女儿慧莉出生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8年腊月，我又得了儿子，乳名老铁，学名单瑞林。这孩子又白又胖又结实，非常讨人喜欢。曲艺团终于走上正轨，由个体变成集体，开始评定工资，文化局派专人到曲艺团任团长书记。在评定工资的时候，我被评为第五级，每月工资84元，我老伴儿是每月98元，此后我由准演员变成了正式演员。别看我在曲艺团属于五级演员，每月仅拿84元工资，但我每月的收入却遥遥领先，为此我心里产生了不平，为什么我每个月收入这么多钱，才拿区区84元，而有些老演员他们却拿着高工资，而收入却不及我的五分之一。我是牢骚满腹，难免私下议论，跟知心的朋友发泄。运动一来了，我就成了众矢之的，首先是攀比思想严重，拜金主义至上，我在会上不得不服，可私下里却丝毫未减。

现在回忆起来，人家批评我是非常正确的，那真叫一个帮助。年轻人啊稍微有点小名气，就容易产生攀比思想，尤其在演艺界，更为严重。我当时充其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板凳头儿大王，与那些老艺术家无法攀比，但思想里却滋生了这种恶习，所以奉劝年轻的朋友们在你们小有成就的时候，切记戒骄戒躁，应当虚心学习，不要计较名利，有道是功到自然成，强求的结果都是苦涩的。

到了1962年，文化主管部门规定，凡属传统艺术一律停止，演员必须说新唱新。这道命令使曲艺界的演员傻了眼，因为说书人都是从师傅那里继承的艺术，讲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来就没说过新书，这道命令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好在鞍山曲艺团有个杨田荣，也就是我那位田荣师兄，他过去在天津的时候说过新书《铁道游击队》和《新儿女英雄传》，有一定说新书的基础，因此他就成了我们说新书的老师，平时以身示范，还开创了一个新书学习班。不管男女演员全都参加了这个学习，要学习如何说新书，我自然一马当先，其实说新书对我来说并不怎么困难，因为我有文化，喜欢看小说，对许多新书也很感兴趣。经杨田荣一点拨，我马上就可以演出了，除了田荣之外，就属我说新书说的好。我曾一口气说过《草原风火》《新儿女英雄传》《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等三十多部小说，收入并不比传统书差多少，所以每天我家里都有同行拜访向我学习说新书，我也把我个人的体会如实地传授给他们，于是杨田荣和我成为了说新书的顶梁柱。不久田荣被电台邀请到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等，颇受人们的欢迎。每到中午，杨田荣的声音覆盖着鞍山地区，从此他从一个茶社名演员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我羡慕得不得了，心说迟早有一天我也要登上电台，从此之后我在说新书方面下的功夫一点也不亚于传统评书。

随着我说新书小有成就，个人主义也冒出了头，总感觉到我不仅说传统评书是顶梁柱，说新书也不含糊。那时杨田荣上了电台，随着声望的提高，各单位邀请他的人很多，再加上他每天到电台录书，所以难以保证茶社的收入，而我的收入却比他要高得多，想到这些我心里非常不平衡，84元工资对我来说太少了。不仅是我，我老伴儿比我闹得更凶，她的工资是每月98元，按她的水平以及从艺的年头，应该挣到一百一十一块五，由于她认死理儿，不会顺情说好话。这使她的工资比别的女演员低了一等，为此她更是不平，当时又有孩子，她又闹情绪，所以说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时候有一天不演出就要扣工资，所以她每月的工资顶多开四五十元，我们俩的工资加到一起，难以维持家里的生活，尤其我们当初单干的时候收入多花费大，现在骤然减少，难以适应，每月都往里赔，把我们几年的积蓄都要赔光了。我老伴儿实在不想在鞍山待了，要离团，可是申请了几次，领导不批，后来她一赌气带着孩子离开了鞍山，跑到外面单干去了。我嘴头上说反对她这么干，其实心里支持她，也希望她找个好的落脚地，把我也带出去。

1962年2月，她落脚到内蒙古的海拉尔市，海拉尔的曲艺团正缺演员，对这个主动上门的女演员非常欢迎，当时答应每个月给她开工资180元，尽管如此，当时粮荒还没过去，在外边生活还要花钱买粮票，一斤粮票大约是三到四元，除去买粮票之外也剩不下什么钱，所以她给我来信说你快来吧，这儿的崔团长对人非常好，也希望你参加他们曲艺团，工资跟我一样也是180元，我接信之后，连考虑都没考虑，立马作出决定，把鞍山的房子托人看管，坐上火车直奔海拉尔。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在内蒙古团聚了，说来也怪，我在海拉尔的收入也相当可观，海拉尔属于边远地区，说新书可以，说传统书也可以，因此我就拿出拿手的绝活《三侠五义》，结果在海拉尔一炮走红。

哪知好景不长，一个多月之后，鞍山市曲艺团的副团长石富居然找到了海拉尔，要求我们回曲艺团，被我们当场拒绝，我老伴儿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回曲艺团可以，你给我们多少钱的工资？”石团长说：“这是国家规定，我无权更改，但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往上调一调。”我老伴儿说：“那你就回去调整去吧，多咱调整好了我们再回去，老单也是如此。”石团长赌气离开了海拉尔，通过鞍山文化局和海拉尔文化局向我们施加压力，可是有句话您别忘了，山高皇帝远，海拉尔文化局根本不理鞍山文化局那一套。

又过了一个多月鞍山市曲艺团业务团长张树岭也来到海拉尔，毕竟都是同行，我们推心置腹地进行了长谈，张树岭说：“从公家的角度说我是奉了领导的指示来督促你们回鞍山，从私人的角度说咱们都是同行我很想念你们，也借这个机会来看看你们。”当天我请他在呼伦贝尔大饭店吃了烤牛肉，我们边吃边聊，张树岭说：“田芳啊，自古至今，私人不能跟官方斗，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样僵持下去，迟早你要吃亏，再说现在文化局已经把你家四口人的粮食关系冻结了，粮票又这么贵，你们在这儿虽然挣的钱比较多，除去人吃马喂，也剩不下多少钱，还是跟我回去吧。”我当时大发牢骚，嫌工资太少，不涨工资我是绝对不回去的，张树岭没有办法，只好叹了口气，离开了海拉尔。我跟全桂俩人商量，张树岭说的不无道理，虽然咱俩的工资都比鞍山多得多，但是除去花费真也所剩无几，看来海拉尔也不是咱们久居之地，我想找一个真正单干的地方，老话说得好，好汉不挣有数的钱，我老伴儿非常同意，为了感谢海拉尔曲艺团，我们还是坚持着说了一大截书。

之后我老伴儿又联系上营口的田庄台，在同年的八九月份，我们离开了牛羊成群的海拉尔，来到田庄台，至今回忆起来，田庄台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在田庄台居然大红大紫，收入超过所有的地方，从腊月到正月我们除去花费还存了4600块钱，这可是1962年的钱，与现在的4600块钱没法相比。

书说简短，过了年之后，我们又到了苏家屯，从苏家屯又到了营口的盖县，一路过关斩将，几乎全是火穴大赚，但是形势不容人哪，人家都是国营或者是大集体，却冒出我这么个单干户，而且收入相当可观，这对挣工资的老艺人来说，负面影响实在太大，因此有人把我告到营口市文化局，要求文化局下令禁演，理由是我是鞍山市曲艺团的演员，跑出来单干，属于黑户，必须停演。一是形势所迫，二是同行是冤家很多人挣不着钱眼气，自然不能说我的好话，迫于这种压力，我又想到女儿慧莉该上学了，无论如何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习，思前想后再三斟酌，我们还是回到了鞍山市曲艺团。当时曲艺团规定我的工资长一级，每月98元。由于私自出走，违反了组织纪律，需要象征性地在大会上做一次检查，另外罚款800元，对于过去的事就算一笔勾销。还有个条件是收留我回曲艺团，不收留王全桂，理由是她不会新书。全桂冷笑说：“更好，我讨厌死他们了，你在团里说书照顾家和孩子，我到外面单干去，没有你的拖累他们也不会找我。”就这样我们达成了协议，女儿上学了，了却了我一个大心愿。表面上看，孩子上了学，又长了一级工资，是好事一件，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多之后，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从那儿开始，受了大罪，倒了大霉，几乎把命搭上，这是我一生中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回鞍山是我决定的，这一下子就栽进了火坑，假如在外面继续单干下去，也不会摊上这场横祸，后来我总结说命啊，这就是命，该着倒霉，城墙也挡不住。我又说起了新书，结束了长达一年半在外的奔波。

本文摘选自《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