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2封书信，20年光阴：你不认识她，但你会永远记住她｜翻翻书·送书

十年前，山西收藏家刘涛于上海文庙意外淘得482封家庭书信，由此揭开了一段上海女人被时代浪潮裹挟，在香港漂泊二十年的悲喜往事。

她叫周素锦，1923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康之家。年少时家道中落，百般无奈下决计踏入风月场，成为霓虹灯下的一名舞女。不久，她遇到了香港小老板章文勋，对方有意为她赎身，负担她一家的生活。于是，素锦成了章的外室，并很快为其生育儿女。但好景不长，由于时局动荡和生意萧条，章扔下素锦和三个孩子，带着原配远走香港。性格坚毅又保守的素锦希望能当面向其讨个说法，将孩子托付他人照顾后，孤身一人赴港，谁知这一去便再也没回来。一封封饱含深情的家书成了她与上海家人沟通交流、感情维系的纽带，这一写，就是二十年。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素锦作为女性的心路历程与内在成长。从不得不依附他人，到克服种种困难，自己出去打工。不管多么艰难，也从未放弃作为母亲的责任，把辛苦攒下的每一分钱，源源不断寄回上海。最难得的是，素锦在经济状况极度困窘的情况下，一直未曾放弃自我成长。如书中所说，《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支撑素锦度过了人生中很多艰难时刻。

在素锦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时代的缩影。在港二十年，从经济腾飞到李嘉诚的第一桶金——塑料花生意，从香港的房价飙升到1973年的香港股灾，从1962年的香港水荒到令人闻之色变的台风“温黛小姐”，素锦在时代洪流中的被动与无奈是众多南渡的平凡生命个体的共同经历，他们见证了香港从一个弹丸之地成长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历程，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了数十年来陆港两地民间往来与互动的生动案例。

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个人史的书写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素锦的个体生命历程中，我们可以读到宏观政治变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也不免感叹个人命运与其出身、性格及所处的大环境之间的联结。但不管身处何种境遇，我们都能在素锦身上发现梦想的闪光，这也许是这个故事最让人动容的地方。

今天，第十七期「翻翻书•写写字」的征集就为大家带来这部朴实平淡、感人至深的作品——

《素锦的香港往事》

◎ 四百二十八封书信，二十年光阴，一个女人隐忍顽强的生命史

◎ 小人物与大时代——香港与上海两地的历史变迁，中国式家庭的恩怨交缠

◎ 女性的内在成长——从不得不依附他人，到克服种种困难，自己出去打工。即使在经济状况极度困窘的情况下，一直未曾放弃自我成长

◎ 著名演员、导演、专栏作家陈冲的推荐，时代洪流中 ，一群小人物的梦想、命运和精神

▼第十七期书目：《素锦的香港往事》

《素锦的香港往事》
百合 著
中华书局 2023年8月出品

▼书籍简介

《素锦的香港往事》一书以素锦和妹妹素美（为信主及家人讳，对信中涉及的主要人物姓名作了处理）之间的真实通信为基础，讲述了素锦在香港二十年的日常生活以及期间所历经的悲喜。

素锦是上海人，年轻时因家境贫寒，做了舞女。结识章先生后，在没有名分的情况下生下三个孩子。但章后来带着原配及孩子去了香港，素锦失去了生活来源。百般无奈之下，她于1956年只身赴港。三个孩子留在上海，由素锦的妹妹妹夫照顾。素锦在港省吃俭用，把钱源源不断地寄往上海。

通过本书，我们能感受到素锦作为一个女人，一位母亲，在港二十年间的隐忍及煎熬；也能看到一位香港普通小市民对于生活和世事的种种态度，特别是对于香港1956年到1976年这二十年间的变化与发展的独特体会。这些书信虽是素锦的个人哀乐，但也反映了20世纪50至70年代香港底层百姓的生活；既是素锦个人生命史的片段，也是研究香港城市史的文献史料。本书对信札的呈现克制而恰切，读来历历在目，深受冲击。

▼作者简介

百合

作家。代表作：《百看红楼》三部曲，散文集《爱自己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名家推荐

意外得来的四百八十二封信里，藏有一个女人二十年来在异乡的艰难。以真实书信作底，作者真切勾勒了女主人公素锦在香港二十年的日常生活以及其间所历经的悲喜。叙述平实、朴素，对信札的呈现克制而恰切，读来历历在目，深受冲击。《素锦的香港往事》关乎一位普通女性二十年的人生过往，亦是香港平民际遇的诚实纪录。

——张莉（北师大教授）

从剪不断理还乱的七情六欲，到富有牺牲精神的爱；从无奈求生存的奔波，到阅读罗曼·罗兰时的感动和升华；这对姐妹长达19年的通信，记载了时代洪流中一群小人物的梦想、命运和精神，感人至深。

——陈冲（著名演员、导演、专栏作家）

▼精彩试读

4

1958年九十月间，在素锦来港长达两年以后，章文勋总算是开恩给她租了一间小房子单住。他打工的公司写字间扩充了，明年要开办制衣厂，这对他来说是个利好消息。

素锦终于搬离了位于柯布连道六号的小姑姑家，新家地址在北角英皇道附近。1958年10月13日她给妹妹的信里说：“而现在呢，虽则是租了一间房，而开支等用到（倒）也不小，越加在心急着盘算着，希望能达到接孩子的愿望。”

她还信心满满地说：“……终是慢慢来的，现在比去年、前年终好点，他说是的，所以我想明年孩子是一定可以来了，虽然在孩子来的时候，经济情形可能还有些紧。在我想，如果稍微紧一点，一定可以过得去的，在后年他的情况可能又有进展，那么我们的情形又可以好点了，以后逐步逐步可以预算估计，归还款子了。”

然而章文勋承诺的每月三百元生活费，并未兑现，反而还减到了二百，后来又改口说再加五十元。素锦小心计算着，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钢刃上。

她把原先买衣服的十几元预算买了布，做了些床单和被子夹里，预备孩子们来了用。就这样耗子偷米似的，每月零零碎碎买点生活用品，想给孩子们拼凑成一个像样的家。

亲戚叫她看电影她都婉拒了，受人邀请还得还礼，她没有那个余钱。也不高兴逛马路，“这里的东西真叫人爱，所以我连看都不看，免得引起奢望”。

她刻意吃得很差，因为一吃好点的就会想到孩子，心里便会充满负罪感，于是她成了所居住的377号（楼）里饮食上最苛待自己的人。

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她现在每月争取存一百五十元——孩子们若来了，用钱的地方一定会很多。

小姑姑开始还担心她这点钱不够用，会向他们借钱，没想到素锦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出门穿得整整齐齐，头是头脚是脚。对比身边其他有些贫贱夫妻，为了钱弄得生活乌烟瘴气，人也邋里邋遢，小姑姑不禁对她刮目相看。

素锦自己也颇以为傲：“每逢出街，人们或以为我是个有钱人，有眼有白的。”她分析那些人过得不好的原因是不会处理经济，香港这地方虽然风气不好，人容易被花花世界带偏，但自己如果头脑清楚有定力，就不会轻易被同化。

小姑姑也深以为然：“一个人失败和成功都是有原因的。”

素锦对理财也有了自己初步的心得：“现在我知道善于处理经济也是一种学问，能精打细算，同时耐心、冷静，不能冲动（购物）。”

“古言曰大富是命运，小富靠勤俭，虽则不能大富，也当致力于小康。我相信我以后我可能也会达小康。”

她的主要娱乐活动就是呆在家里看书。她看的大多是文艺类及翻译类书籍，这些作品既消磨了时间，也为她提供了很多启示，书里的内容常常令她陷入沉默深思，那就是该如何掌控生活而不为之所困。读书明理，几个月下来，她明显感觉到自己认知的进步。她还想读英文，但英文书太贵，因囊中羞涩暂时作罢。

在给妹妹的信中，她这样写道：“简单的生活与智识是不可脱离的，有智识，即使过最简单的生活也是有技巧的，所以我有信心，我有勇气，我相信我们是会好的，快乐些吧！”

这大概就是阅读的力量。

在台湾的弟弟元陵因生活所迫，找了个夜间听电话的工作，白天还要上课，连轴转很辛苦，薪水也很少。后来不知怎么被女朋友的爸爸听说了，无论怎样也不允许他去了，愿意承担他的生活费用。还有一年零三个月就能大学毕业，为健康着想，元陵决定接受资助，但他表示这算借的，日后一定归还。元陵在信中给姐姐打气:“虽然我们一家人如今所受这多苦，但相信中年以后一定不会这么坎坷，我们本都是清心寡欲的人，只要生活安定就知足了。”

素锦听了后很替弟弟高兴，叫他安心念书，他如此勤勉，日后前途必定可观。

妹夫路临轩去苏州看素锦的小女儿囡囡，发现孩子面黄肌瘦，瘦到皮包骨头，于心不忍，索性将她接回了上海，交给自己的母亲即素美的婆婆照顾。

囡囡用天真稚嫩的文笔坚持给妈妈写信，说自己想妈妈。素锦激动地给囡囡回信：“亲爱的囡囡：妈妈看到你写给我的信，同时也看到你的照片。我是非常地高兴与欢喜……我知道你已经很懂事了，你说很想我，望我开心，是的我也一直在想念你和哥哥姐姐……我希望你要乖些，听阿姨、姨夫的话，我知道阿奶待你很好，如果你不乖，妈妈要不喜欢你的。你已经十岁了，要懂事和学礼貌，同时要用心读书，自己要好好做事、学好的习惯，那么我就开心了。祝你快乐！妈妈1958年7月25日。”

因长期营养不良，囡囡身体虚弱，1959年1月12日，素美去信告诉姐姐，囡囡扁桃体发炎，高烧不退，自己夜不能寐，衣不解带地看护她。

“我半夜起来给她服药、喝开水，今日热度已退，喉咙不痛，请你放心，过两天就会好的，我替她买了一斤新的红色粗绒线，替她再结一件绒线衫，还有些旧绒线也翻新了一下，替她结了件马甲，早就穿在身上了，鞋袜都已替她添换了新的。”

素锦深感过意不去：“你又要工作，又要烦心，又要忙孩子的生活及各项，使你体力和精神都太消耗，我做姊姊良心上实在过意不去。

你是慈心善良的人，我有许多地方是不及你的。

你心中快乐些吧，你应当快乐，你是在为我受苦的，你不会白辛苦的。孩子大了，也会知道谁待他们最亲，我已经像在上课受教育一般的明白了。”

素美想要两块香港手帕，素锦却拒绝了这个请求：“你要的手帕我是买了，但因为传说手帕寄了会感情不好，以及揩眼泪分离，故而我不寄。”无论从现实还是情感上，妹妹是她唯一的依靠，她无论如何不愿也不能失去她。

一个月后，她还是寄了，满足了妹妹这个小小的愿望。

然后便是等待和盼望，盼望章文勋“能每月给我加五十元，甚至多加些”。一直等到年底十二月，终是事与愿违，章文勋为倒账的事情正烦。

素锦不敢提要求：“现在我不罗嗦，免得他嫌我麻烦，我总尽量省而已。”

她想念上海：“上海的天气一定很冷了，此地很温暖，你们冷暖当心，保重身体。我一定听你让我宽心的劝告，只是我内心歉疚，以后再报了。”

“此地各商店都在忙着过圣诞节了，橱窗里都是摆饰和礼物，看了令人感觉到一年又快过完了。我只是想着明年总比今年好点。”那天才8号，但香港人已经开始为过圣诞节预热了，到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的歌声此起彼伏，街道两边橱窗装饰得五彩缤纷，各色礼物包装精美，堆得摇摇欲坠。圣诞树上挂着成串成串的小灯泡，闪闪烁烁如不停眨动的眼睛，让人联想到树枝间藏匿着无数只小妖怪，正迫不及待向外张望。

她如一个中年版卖火柴的小女孩，孤身穿过街巷，面容平静，眼神疏离，背后那个热烘烘的世界，驱不散她心中冒出的寒气。

她们此后将近半年的信件遗失了，两边还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得而知。只知道，半年后，素锦不仅没把三个孩子接到香港，她的生活又再次陷入了困顿。

事情还要从素美写给姐姐的信说起。

1960年7月，素美提笔给姐姐写了一封措辞为难的信：

“素锦姊：有一件事想告诉你，又不想告诉你，思想斗争得很厉害，想来想去还是先告诉你不要紧，使你有所准备。就是临轩想去继续读书，完成大学的课程。这一志愿他在几年前就曾有过，当时的情况以及想到孩子们和你的境遇，就放弃了，几年来他没有再提起过。”

妹夫路临轩，生于1927年，1945年毕业于中法学校，从事英语、法语翻译工作。现在在网上查找关于路临轩的信息，其中之一是他在中法学校的毕业照。

另有一份1957年10月30日的调函，内容是路临轩由上海合营银行虹口区办事处调往俱乐部担任翻译工作。调函中提到，路临轩“熟悉英、法文，口笔译都行，兼通苏语”。此处的俱乐部即素美写这封信时路临轩的工作岗位。

让时间再回到1960年。上大学一直是临轩的夙愿，但因为要替素锦养孩子，他只能把这个念头压在心底一拖再拖。现在机会又一次来到了面前，却还是因为这三个孩子而举棋不定。这一年他已经三十三岁了。

这才有妻子素美看到这个情景，咬咬牙鼓起勇气向姐姐诉说自己的为难。

“今年他想去考，但顾虑很大，主要是经济问题。如录取，四年功夫要少收入三千一百二十元，每月六十五元的工资硬碰硬没有了。家庭全部的开支要落在我一个人的头上，我每月五十六元工资是大大的不够……作为他的妻子，反对他去读书是讲不出的。我思想斗争的苦闷，单是父母处津贴一钱也不能少。如果没有三个孩子，我们艰苦节约些，少买些东西，四年工夫很快就过去了，但照阿姊的情况，我们还不能撒手不管。他（临轩）说：‘我不是不管，至少在这一年中还是给他们，一年之后视我们的经济情况再做决定，我是说到做到的，你放心好了。’

“单位报名的人数有三十几个，组织上批准了九个，临轩是其中之一，这很不容易。7月17日经过考试，他考得很好，但是否录取等月底才知，到时再写信告诉你吧，希望你不要着急，我知道临轩的为人，不会为了自己而顾不到别人的，在这一年中你和姊夫好好打基础，我不希望以后听到孩子们没有书读……”

妹妹这封信斟词酌句，努力照顾素锦的感受，“翻译”过来就是，如果妹夫去上大学没了工资，凭自己每月五十六元的工资，要养活他们夫妇和公婆，再外带素锦的三个孩子，她只敢保证能撑一年。一年以后，希望姐姐姐夫能自行承担孩子们的学费及生活费。

此前在另一封信的末尾，素美曾委婉地建议姐姐出去找工作：“我总觉得你应该提醒姊夫，最好能帮你找事情做，这样你人也不会在家愁闷，自己在经济上也独立了，虽然找事困难，但不妨试试看，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最末一句，是怕姐姐误会自己不想替她养孩子，尽管那本来就是为人父母的责任。

素锦见信后，连忙去信表示支持妹夫去上大学。但是——她说自己现在也没钱，并在信中描述了自己的窘迫。

章文勋公司打算开办制衣厂的计划泡汤了，素锦屡次找他索要生活费而不得。他被追索得无处可逃，索性把她约到了一间豪华咖啡馆。

素锦心知不妙，每当他想甩掉她的时候，就会选个高档点的地方。

果然，章文勋一坐下来，就开始大吐苦水，说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下去：“每次发薪都前吃后空，真不想做人了，不如死了算了。”

素锦不出声：“我总不响，我也不说什么，说什么好呢？”

“如果章文勋想要对一个女人不负责任，当然是我而不是别人。对正室他有婚内义务，不会少给，最低也要给家用；对田竹清，那是他心爱的女人，就是借也会借来给她，他们的大儿子已经自立，只养她和小儿子就够了。而我呢？和他分离时间长，在港见面也少，对我的三个孩子，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不为儿女着想的，女儿他认为养到一百岁也是别人家的人，顶多认认儿子，如果环境不好，他连儿子都不会认的，况且父子自小分离也没什么感情。”

她也看穿了章文勋这次约自己的目的：“在此种局面，很明晰就是他认为我是累赘，只是说不出口叫我走而已。”

妹妹的信她也没让章文勋看，看了也白看，没用的，他只会强调没有办法。

素锦还是用她的老对策，装聋作哑。也渐渐萌生了新的想法：“如果真真他一点责任也不付（负），那么素美妹，我将不顾一切，也是为了孩子不能有什么顾虑的了，什么名誉清高，没有办法之时，不能坐以待毙的。你见到此信，不要着急和为我难过，或者好转也未可知，如果不好，我想至少饭终有吃的，人是要适应环境，不能再顾什么小节的了。”这口气，像极了《连环套》中能豁出去的霓喜。不知素美看到这些话，心中该有多担心。

素锦给妹妹打气，语气悲壮：“愿神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欢乐就将出现了。愿神祝福你们，身体康健。”

三天后，小姑姑搬家请酒设宴，地点定在豪华酒楼。他们双双出席，送了一只捷克的手工玻璃花瓶，是章文勋从公司楼下进口商店赊来的。素锦苦涩地说：“有钱人总是这样，我们不能和她相比，可是人情上又不能不送。”穷人结交富人，多半要赔本，这是社会交往规律。

他还是没给她钱，让她再等。素锦说：“我所竭力忍耐，也是为了这三个孩子，他们能够有书读已是好的了。”

没多久，章文勋又一次远走他乡，把她一个人丢在了香港。这一次他去的是越南首都西贡，即后来的胡志明市。

素锦再次茕茕孑立，身无分文。

在台湾的大弟弟元陵毕业，跟女朋友一同去了美国求学，暂时对素锦爱莫能助。

妹妹素美来信，路临轩没能如愿上大学，这给了素锦一丝喘息的机会，但是——体弱的老三囡囡生了肝炎，孩子们的营养跟不上，但国内买不到营养品，让素锦想想办法。

60年代初，正逢内地食品物资匮乏阶段，糖油类东西比较稀缺。当时周作人就几次三番委托日本友人给他寄猪油、白糖、炼乳、罐头，甚至为收到一盒广式月饼开心不已。

素锦接到信后，马上买了食品，通过天福号给上海寄回去，天福号应该指的是邓天福银号。物品她分了两处寄，一处寄给了“公平路母亲处”即素美婆婆那里：一罐澳洲牛油，半斤福建肉松；一处寄到了山东南路的素美家：一磅虾米，一磅福建肉松。虾米和肉松是八角钱一两，这么多东西连邮费一共花去三十五元二角钱。

为什么要分开寄？这和当时的政策有关。胡子华先生在《三百余封书信，一位女性二十年的光阴》中写道：“《上海海关志》记载，‘1960年7月，上海海关……对供应量减少、生活需求量较多的物品，如糖、食油等准予进口，但每人每月限收取一次，每户限收取三次，每户限值五元。’而在此前，上海个人收港澳邮寄的物品，需合于‘自香港、澳门寄进自用物品限量表’，素锦邮寄的油、虾米和肉松都不在其内，且由于新规定对每户有限值，于是她才做了分寄处理。”

章文勋从西贡连寄回来三封信，但每一封信都是在诉苦。说当初自己因借贷无门才离开香港，过去才发现那边因用人不当，一切要从头做起，目前归期无定。他还说，自己没法给素锦寄生活费，也理解她的处境，如果她“改变方针”，意即另择良人，他绝不怪她。

这又是一份变相的“逐客令”。

素锦把信丢到一边，走到窗前，推开那两扇窄窄的小格子，楼下的市声瞬间蹿上来。这座华丽冰凉的城市，它的繁华日日在眼前上演，却与她毫无关系。抬望眼，一轮明月高悬头顶。

她现在连哭都哭不出了。

“实在是受尽了心酸，才知人间的疾苦。我只想能吃口青菜淡饭，能够安定，不要再加重你们的负担，把子女接来，能安安定定已经欣慰非常了。可是命运偏偏乖戾，不知几时才能有转机，现在已到这个阶段了，我是不敢想什么了，只盼望吉人天相，安度这个困难的环境。”

必须要自谋生路了，否则别说孩子，自己也要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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