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志｜从江阴到得克萨斯：一个年轻美籍华人眼中的百年家国

做一个华人对我意味着什么？我长着黄皮肤，但从舌尖最自然地流出的字句却来自一门西方语言：英语。我在得克萨斯州土生土长。就像许多得克萨斯人一样，我会射击、骑马。即便如此，能够搅动我灵魂的依然是来自东方的声音。

当我想到中国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一片在几百年前赋予我生命、将气息注入我身体的土地。我想到的是过去那一代又一代男男女女，特别是我的外曾外祖父母、外公外婆，还有我的父母，是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

1

我的故事开始于1891年。我的外曾外祖父（母亲的外祖父）出生了，他大名叫曹仿周，笔名叫曹一尘。他出生的时候，正逢政治腐败、时局动荡，以及清王朝的衰败。曹一尘是一名学者，创办了许多报纸。他也是中医、西医、作家、爱国者、民兵指挥官，以及当时一名开明而超前的思想者。

曹一尘。本文照片由作者供图

比如，在人们反抗清王朝的动荡时期，当时还是个少年的曹一尘剪下长辫，摆脱了王朝的枷锁。这意味着与传统的决裂。他在1911年10月在江阴组织民兵，支持湖北反抗君主统治的起义。如果（隆裕）皇太后不愿退位，这支民兵便准备继续与清政府作战。而历史告诉我们，清政府最终下台了。

曹一尘才18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在那时，长子是家庭的保护者，因此，他身上背负起了养育六口之家的重担：他的母亲、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他早年就赢得了许多写作奖项，后来创办了一份报纸，来自报纸的收入喂饱了家中的每个人。

20岁时，他和来自朱家一位富有千金结了婚。在中国，有一个关于择偶的重要传统：“门当户对”。用现代语言简单翻译过来，就是配偶之间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来源上都有高度兼容性。但在100多年前，门当户对在朱家看来不只意味着社会地位。

在他们结婚前，旁人都嘲笑朱玉珍的父亲说，他居然会考虑找一个这么穷的女婿。他对嘲笑的回答是：“当我择婿的时候，我寻找的是珍宝。这个年轻人确实是一件珍宝。尽管年纪轻轻，但他担负起了抚养整个家族的责任。他是一名事业有成的作家，胸怀爱国之情。在我眼中，他的品格和行为便是珍宝。”

这样，朱小姐就在19岁时嫁给了曹一尘。

可惜的是，曹一尘并非完人。1922年，他和就读于上海大学的庄兰真（我的外曾外祖母）生下了我的外婆。曹夫人（朱玉珍）宽宏大量，把我的外婆当成自己的女儿抚养。

曹一尘的弟弟们都去世了，孩子们都留给他照料。他不仅要养育这么多孩子，他所在的这座努力争取稳定的国家也陷入了战争。

到1937年8月13日，日本人已开始日夜轰炸江阴。8月25日，曹一尘送他的孩子们、侄子侄女、母亲，还有我的外婆（约20人）乘船去了一座现在被称为月城的小镇。他自己留在了江阴，协助当时的政府扫除日本间谍、照顾伤患。在日军轰炸中，他出版了另一份报纸。他称它为“大声日报”。

到了10月，曹夫人患上了疟疾。曹一尘得到消息后雇船连夜赶往月城镇，船上带了许多当时最先进的抗疟疾药物氯喹（Chloroquine），还带了他认识的最好的一名医生。但为时已晚。他带着药赶往她的床前，把小药丸放进她的嘴里时，曹夫人已经去世了。

一个月后，日军占领了上海，曹一尘所有的出版物被停止发行。此后不久，江阴也被日军完全占领。

1938年，江阴县——或者说是当时政府的余部——任命曹一尘为县长秘书，抵抗日军。那时，政府官员坚守在城外，藏匿于芦苇和沼泽的船中，把断裂的船板当成了临时书桌。深夜，曹一尘用毛笔写下指令，只靠一支小小的蜡烛照明。

尽管政府官员躲过了日本人，人却躲不过内心中的黑暗。贪婪促使人为了利益出卖他们的同胞。有人告诉日本人说，曹一尘和中国统治阶层有联系、行为残酷。这前半句是真的，后半句则不是。日本人起初把曹一尘关押在江阴，把他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在审问后，日本人发现，他只是个戴着眼镜的温和学者，不认识任何重要人物。

我19岁的外婆惊慌失措。没有了父亲，她这个年纪最大的孩子要怎么养活20人的家庭？这个1米58的女子穿着磨破的小鞋子，出去寻找一切可以帮助她父亲的人。终于，她找到了她父亲在报馆的同事，那名同事认识日军办公室里的一位翻译。这名翻译最终说服日本官员，说他们抓错了人。

这一说辞，加上曹一尘对朋友们的忠诚，让他在1942年4月10日被释放。而且那时，日本轰炸珍珠港才刚过4个月，所以日本人可能更担心同美国的战事。

到了1945年8月，日军开始从中国撤离。两年后，1947年7月22日，曹一尘去世了。他的遗言是：“这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啊？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2

我的外婆追随了她父亲曹一尘的步伐。虽然她生活艰难、唯一得到的温暖是出生时她母亲的怀抱，但她自己成了一名坚毅的女性。在很少有女性能得到大学教育的年代，她从建村农学院毕业。她和我的外公在1949年来到台湾，在鼓山国民小学开始了35岁的教书生涯，多年被选为“模范教师”。

在早些年代，当地政府只给儿童提供6年免费教育，进一步教育需要入学考试和学费。因为大多数孩子都身无分文、家庭贫困，他们没钱考试进修。许多家庭都觉得考试没有意义，因为即便他们的孩子通过了考试，他们还是付不起学费。许多家庭可能连饭都吃不饱。外婆拒绝让贫困的枷锁遮蔽孩子们的光明未来。她还是常常用自己的教师薪水支持学生读到高中，尽管她自己也要抚养4个孩子。

外公和外婆。

外婆常念叨一句家传的老话：“不是佛门弟子，不进范家门。”这来自她的祖母（曹一尘的母亲）范寿卿。字面上的意思是，如果不是佛教徒，就不能踏进范家的家门。但更确切的理解应该是，一名佛教徒不应该仅仅致力于崇拜某个神明，而应该是一个学者，一个生活的哲学家，致力于自我的改善。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不仅要致力于改善自身，还要致力于成为一支良善的力量，帮助所有人得到改善。

而这种服务社会的精神则传承自北宋名臣范仲淹。长辈们总对范家这位著名先祖的故事津津乐道：在孩提时代，范仲淹发现父亲并不是生父后，离家寄居佛寺苦读。在一千年前，佛寺是安静独处、思考、学习的地方。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那时的寺庙更像是大学，在那里少有仪式和集会，而是可以让人们学着变成更好的人。

5年中，范仲淹就在佛寺的宁静中找到了庇护。他非常贫穷，只靠零星的食物维生。他的衣物总是被磨得又细又薄，看似一片几乎透明的滤网，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当他最终升为参知政事后，范仲淹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影响供养了他的整个大家族，为家中的强者和弱者都提供了照顾。

长辈们说，自那以后，范家的传统便是互帮互助，对知识和社会环境都保持觉知。我们有一句家训：“不为良相就为良医。”为了给社会繁荣做出贡献，我们要努力不仅对身边事物保持警醒，还要用那种警醒去为社会服务。

范仲淹也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闻名：在世界陷入忧虑之前，我就感到忧虑；等世界得到快乐后，我才感到快乐。曹一尘和外婆就努力追随着这样的信条。

3

外婆第一次来到美国是1984年出席我父母的婚礼，第二次来则是1989年我出生时。到那时，外公外婆已决定退休到美国长住。我记得不多，但还能回忆起我的摇篮，还有外公外婆隔着悬挂着的玩具娃娃低头看我的情景。

我还记得和她一起度过的那些夏天，我在温暖的阳光下艰难地背诵中国古诗。她对我们的教育毫不松懈。我们常常把书藏起来让她找不着，逃过她的中文课。每天早上，我们都满身泥尘地帮着外婆照料她的花园。在桃树和苹果树之外，还种了大片的西红柿、小南瓜，还有糖荚豌豆和茄子。外公养了一只有翡翠绿尾巴的母鸡，每天都赐予我们一只焦糖色的鸡蛋。

帮外婆给菜圃浇水。

买菜总是非常复杂的活动。我们常去至少3处商店，每次购物车里都装满了好东西。外公外婆几乎每天都给他们的孙辈以及我的舅舅姨妈做午饭，经常还做晚饭。下午最热的时候，我们总会午睡。晚饭后，便是我洗澡、与表姐躲在被子里分享秘密的时间。

在这个大家族里，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事情，长幼观念也很强烈。我不时会因为惹麻烦遭到训斥。我甚至都不记得原因，只记得有一回，在我8岁时，不知怎么的打开了外公那辆黑色道奇车的拉门，还撞上了一棵小桃树，把树撞成了两半。作为7个表兄弟姐妹里的第5名、第3个孩子的女儿，我的地位可想而知。这回我可着实地被我的舅舅、姨妈、外公外婆、父母训了一大通……还好我不是年纪最小的。

我的家族中有一种传承下来的严厉。实际上，我几乎从未见过我的家人互相拥抱。我们每个孩子都被寄予许多希望。我们被要求博览群书、自己铺床、坐姿端正、恭敬礼貌、准时睡觉、听话帮忙、整洁有序、在学校表现出色、取得成功。尽管充满了严厉和训诫，但我还是能感受到他们的温暖和欢笑。

我意识到我们从未拥抱时，大概才十岁出头，于是我开始拥抱外公外婆，亲吻他们。在那之后，外婆和我在下午坐下聊天时，总喜欢握着我的手。实际上，我不记得有哪个星期是我没有见到外公外婆的。我们整个家族都住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市，最远的房子之间只相隔10英里。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概半是因为我年轻的心开始试着宣告独立吧，我开始觉得我们的生活方式烦人甚至令人恼火。我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得到整个家族的认可。我交的任何一个男朋友都需要得到每个人的同意，甚至不能带男友去参加经常的家族晚餐。我们并不是被粗暴地强迫去做某些事情，更多是受到同辈压力和家族光环的影响。我们被期待以某一种方式生活。我感觉那种人生哲学并没有任何价值。

但是，正像河水冲刷着岸上的某一点那样，时间也在不断地流逝，永不停止，也永不回头。我眼看着外公外婆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他们的黑发淡去变成了灰色。那个曾经拿着锄头在泥土里挖掘搅拌，撒种浇水后就制造出一篮又一篮蔬菜水果的女人，如今变得脆弱而瘦小，即使躺在一堆枕头里几乎都不会留下多少印子。她那曾经充满活力的脸颊和眼睛凹陷了下去。而那个80岁时还在车里装满了小孩们，每天送我们去学校的那个男人，已经无力地躺在床上，无法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起身了。

没有人能赢得对抗时间和年龄的战争。我看着姨妈和舅舅们日夜照料他们。我看着母亲在我们家和他们家之间匆忙地来回，试图给他们治疗（我母亲有免疫学博士学位，同时也是中医医师）。我看着母亲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常常半夜开车去看他们。她每晚都会哭，为父母抽泣，希望他们能活得更长一些。我看着整个家族为了外公外婆在医院里安营扎寨。我看着舅舅一个接一个地找医生，却无济于事。我看着小舅舅试着用勺子喂外公吃东西。在那段时期，每一张脸都历经苦难，脸色灰暗。再多的阳光都带不回他们的笑声，甚至都无法哄他们露出微笑。

最终，我们仍无法靠拥有的资源战胜时间，也无法逃避穿着黑衣走下过道的那一天。

4

人们常会在经过一场生命中的大事后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苏格拉底曾说：“未经检验的人生不值得度过。”在外公外婆去世后，我开始认真思考我的人生。

在那之前，我过得就像水中一片漫无目的浮萍，跟着生活随波逐流。在青少年时代，我看不出我的渊源和家族有任何价值，甚至会说我不是华人，我是美国人，只是美国人。我不理解为什么我要那么尊敬长辈。我的人生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我和谁约会、去哪里都和他们无关。有谁在乎你家来自哪里？你就是你自己。

妈妈，我，和表姐。

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仍然残存了一些影响，但这种愤怒的态度在我的大学年代开始逐渐消退。

然而，随着外公外婆的去世，以及中国近年来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我不可避免地开始反思，重新衡量我的文化身份。黄皮肤但讲英语意味着什么？做一个华裔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这些词听上去就像一个自相矛盾的混合体。

对我来说，寻找答案的最佳起点就是我血脉的历史，即家族的传承。在我之前的那些先辈当然不是十全十美，我们也不应用玫瑰色的眼镜看待往昔，但我们总能学到些什么，得到新的洞见。

对我来说，做一个华人意味着尊敬曾经的先辈，铭记他们，并向他们学习。我的先祖努力把社会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我的外曾外祖父努力用他的头脑和笔为国服务。在年轻时，他照料家族度过动荡的时代。在战争和危险之中，尽管生活条件极其贫困，但他没有背叛朋友，维持了他们的信任。他坚持了下来，并始终在思想上保持警觉，出版报纸，处理政务。

外婆在小女孩时就被永远地从生母身边夺去。年轻时，她在父亲在外处理公务时肩负起照顾整个大家族的责任。在逃离日军攻击的时候，她女扮男装躲避侦查，通常不得不依靠讨来的零星食物维生，有时甚至什么吃的都没有。当她父亲被关在狱中、充满痛苦和恐惧时，她争取父亲的释放。在社会认为女性不应该多读书时，她去读了大学。她的学生们都很喜爱她，她还用自己的收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尽管人生艰难，但我从未听到外公外婆有半点怨言。我从未听到他们提过得了PTSD（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也从未听他们提过自己精神崩溃过。即便是在外婆生命的最后几天，她仍坚持说她还好。直到最后一刻，外婆都是一个付出者。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

对我来说，外婆还活在某个地方，戴着一顶宽边草帽，照料着她那红色天鹅绒般的玫瑰花。外公也一定在厨房里揉着面团准备晚餐。他们还活着，身体健康。我则坐在台边，手肘撑着桌面，望着正在烧菜的外公和透过窗户洒进来的阳光。我想象自己在那里思考关于人生的问题。

我开始懂得自己的华人背景。数千年前，中国曾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如今，它则与美国不相上下。为什么？我在祖先们的行动中看到了答案。做一个华人意味着去拥抱这种精神上的坚韧、这种不断改善自己的努力、这种参与社会繁荣发展的渴望、这种毫无抱怨和恐惧地言出必行的纪律性。这意味着慷慨，忠于真正的朋友，带着荣誉感行动，关爱家人，学习那些在我们之前走过人生之路的人们。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曾经强大，也仍然强大。它的人民有着一种根本的人生哲学，其基础是自我改善和互相帮助。

在我看来，在当前的时代，真正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道德的危机。失去这些核心美德将使人们失去动力，失去战胜艰难时期的力量，失去成长的能力，取而代之的则是腐败和衰落。这也适用于个人。在没有那些核心的价值时，我迷失了。可以说，我在那之后发现了一条新的道路，它会带我穿过黑暗的森林，但最终会引向一段值得度过的人生，以及我人生故事的美好结局。

作者儿时。

作者简介：张逸竹，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本科毕业于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学系，硕士毕业于乔治城大学商学院，正在圣母大学法学院完成法学学位，父母在读研究生时从中国台湾来到美国。

镜相工作室独家稿件，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欢迎记录真实世界的个人命运、世情百态、时代群像。转载及投稿都请联系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一经采用，稿费从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