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行纪④︱南非国家公园的历史与实践

说到去南非旅游，人们马上想到的可能是去克鲁格国家公园看野生动物。确实，南非的国家公园不但保护了濒危野生生物，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成为展示南非形象的靓丽名片。然而，与南非独特的历史进程一样，南非的国家公园也呈现出独特的发展历程，曾经是世界国家公园中的一朵奇葩。

好望角国家公园

作者在好望角

南非地处非洲南端，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只有西南部分地区属地中海气候。可耕地仅占全国面积的11%，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广大的内陆地区大多是山地、稀树草原和沙漠地带，极易发生水土流失，承载力有限。在殖民者入侵之前，南非人口相对较少，动植物资源相对丰富，虽然当地人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有局部破坏，但整体上处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开普后，为了供应两洋航线上来往的、日益增多的船只的需要，开始过量剥削当地自然资源，导致部分物种数量迅速下降。为了能够持续利用，范里贝克在1654年发布命令，保护罗本岛附近的企鹅，以免迅速灭绝。根据荷兰罗马法，动植物只有在自己家养或收获后才能作为财产得到法律保护，野生动植物不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殖民者只能利用其它方式约束自己的行为。随着开普殖民地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展，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导致水土流失，殖民政府不得不突破法理限制，在1820年颁布了保护植物的立法。这是南非最早的环境保护立法。随着开普殖民地与外部世界联系日益密切，或者是为了获得食物，或者是为了获得利润，或者是为了反击野生动物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出现了过度猎杀导致某些动物濒危的状况。面对这种情况，开普殖民地在1858年颁布了保护大象和水牛的法律。1886年，开普殖民地颁布猎物保护法，一方面禁止过度滥捕野生动物，另一方面开始建立猎物保留地（Game Reserve）。这是非洲最早的、比较系统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英国殖民者占领开普后，实施一系列具有英国殖民特色的政策。保守的布尔人越来越不堪忍受，终于从1834年开始向内陆地区大迁徙，并最终在奥兰治河以北建立了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斯瓦共和国。在迁徙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破坏并不大，但一旦定居下来，布尔人的粗放农牧业会对内地脆弱的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尤其是在两矿发现之后，对农牧产品的需求骤然增多，对自然环境的压力也随之增大。另外，随着火器的输入、铁路的修筑和市场的扩大，毛皮、象牙等出口迅速增加，猎杀速度远远超过野生动物的繁殖速度，导致某些具有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即将灭绝。德兰斯瓦在1898年建立了萨比猎物避难所（Game Sanctuary），保护了区内的147种哺乳动物和507种鸟类。

显然，无论是英国殖民者的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殖民地还是布尔人的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斯瓦共和国，他们在保护环境时并没有采用美国和澳大利亚式的国家公园的概念，而是使用了猎物保留地或猎物避难所这样的用词。1872年，美国国会同意在怀俄明州设立黄石国家公园，这是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公园。1879年，新南威尔士殖民地议会通过了建立国家公园的立法，这是世界上通过的第一个国家公园的法律。无论是美国的实践还是澳大利亚的立法，国家公园都是大众休憩娱乐的开放场所，游人甚至还可以用不同方式吸引动物来观赏，人的利益高于动物保护。这种建园理念和管理模式逐渐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但是，南非并没有照搬美国模式，因为在南非白人看来，猎物是由于黑人的猎捕而濒危的，保护猎物是为了白人精英的利用和狩猎，保护动物优于人的观赏。因而，它既不是开放的，也不允许黑人进入休闲，甚至对白人精英的利用也有所限制。所以，从一开始，南非的环境保护就打上了鲜明的种族主义烙印，种族歧视甚至扩展到动物身上。动物被分成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无价值的被称为“害兽”，成为被消灭的对象。

然而，这种保护并未达到预定的目标，因为保护面积太小。1926年，在萨比猎物避难所的基础上，通过把周围的黑人强行迁走来构建克鲁格国家公园。从此以后，南非的国家公园建设进入快车道，到1994年和平过渡时共有17个国家公园，占全国土地面积的4%。南非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认同和采用国家公园的概念，关键在于保护理念发生了变化。白人保护主义者认为，纯粹的保护并不能持久，只有利用性保护才能可持续。这种观念转变不仅是现实需要的产物，也是受国际环境保护发展影响的结果。1900年起草的关于非洲野生动物、鸟类和鱼类保护的公约规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建立了狩猎及猎物保护区。1933年通过实施的、在自然状态下保护动植物的公约（伦敦公约）吸收了1900年公约的内容，鼓励建立大型猎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虽然仍然拒绝对保护区的动植物进行商业性利用，但允许为了体育活动和生计的利用。在南非，建立国家公园的动机并不单纯，除了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之外，还有剥夺非洲人土地、为白人城镇和工农业制造劳动力、平息黑人反抗，以及彰显白人团结等多重考虑。支持建立国家公园者认为，通过建立国家公园可以防止黑人对环境的破坏，更可以凝聚白人的力量，显示国家的统一。正是这种说辞，打动了只知风干的肉条（biltong）（南非布尔人特别喜欢的食品）不知野生动物保护的克鲁格，他才同意以他的名字命名南非第一个国家公园。南非国家公园的建立既是政治博弈的结果，也是政治斗争的体现。

在1994年之前，南非国家公园的理念和管理都发生了多次变化。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南非的动植物保护主要依靠动物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的知识，那么二战后随着生态学的普及，动植物保护的知识基础逐渐转向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但是南非并不接受全部的域外知识，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的知识最好，对生态学中的关键概念，如生物多样性等，视而不见。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真的不了解国际生态学的新进展和普及状况，而是对它进行选择性利用。因为如果承认生物多样性的合理性，那么再向前一步就要承认人种和文化的多样性，而这对实行种族隔离和分别发展制度的白人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尤其是管理国家公园的政府机构国家公园委员会(National Park Board)，完全由白人上层，以及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士组成。即使他们都是卓有成就的专业人士，但在就公共事务作出决策时，他们的政治取向可想而知，这也铸就了他们在当时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这种状况在南非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尚可维持，因为国家可以拿出经济发展中的少部分利润来补贴国家公园。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保护模式在南非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就难以为继，甚至无法自保。

进入1980年代后，种族隔离制度制造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廉价流动劳工红利几乎耗尽，国际社会日益强化的严厉制裁使流入南非的外资和消化南非产品的国际市场日益萎缩，国内黑人的绝对贫困导致消费能力不振，日益强化的黑人反抗运动使投资环境和经济增长环境日益恶化，这些都造成南非经济总体上陷入困境。随之而来的是原来主要依靠国家补贴的国家公园难以维持，白人群体自顾不暇，更不可能拿出钱去保护濒危动植物，野生生物保护遭遇瓶颈。突破瓶颈不仅需要从内部反思，而且还要改善外部环境。内部突破主要是从非营利性保护转向在保护的同时发展旅游业和扩大访问群体，外部改善就是要扩大保护面积，同时使涉及的群体能够获利。这两方面结合就是不但要改变环境保护的理念，还要改变国家公园与周边群体和环境的关系。在这两方面的改变都需要白人政府内部的自我更新和来自国际社会的新刺激。白人保护者深刻地认识到，环境保护面临着“要么利用要么失去”的选择，国家公园只有在增强自我造血功能的前提下才能生存下去，可行的出路是扩大生态旅游的广度和深度。既要让更多国内外游客来参观，还要提供更多的附加消费产品和服务，同时扩大国家公园的面积和保护范围，一方面在承认获利的条件下把保护区扩展到私人土地，另一方面突破“公地悲剧”，形成私有公地保护区。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从生态系统出发进行跨国性环境保护日益成为潮流。南非的环境保护再也不能像它先前的政治那样我行我素，而是必须融入世界环保浪潮。南非与津巴布韦、博茨瓦纳、斯威士兰、莱索托等国合作，建立了跨国的国家公园。与邻国主要由国家主导环境保护不同，南非的许多国家公园虽然用“国家公园”的之名，但其实是由各省主导的。由此可见，南非的环境保护受到种族隔离制度的深刻影响，也被它拖累。种族隔离制度难以维持之时刻，南非的国家公园等环境保护制度也就到了必须改弦更张的时刻。

1994年和平过渡之后，南非的国家公园发展进入新阶段。与此前相比，一个突出特点是试图把环境保护与环境正义或社会正义有机结合，不过，这个结合之路并不平坦。最初，不少在建立国家公园时被强行迁走的非洲人和居住在国家公园周围但并未受益的非洲人甚至要求解散国家公园，把土地还给他们，物归原主，实现真正的当家作主。显然，这样的要求无疑具有正义性，然而，这样的要求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它会让环境保护的成果得而复失，也不符合非洲人国民大会等黑人政党与白人政党在和平过渡前达成的协议。和平过渡后的多民族团结政府一方面秉持环境保护的理念，另一方面积极探讨实现环境正义的途径。中央政府首先把国家公园委员会改组为南非国家公园（South African National Parks），并设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其中9位成员由民众公开提名，然后由政府组建的选拔小组综合考虑，择优推荐；另外9名由各省省长推荐。经过改选的南非国家公园的管理层成员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增加了大量黑人成员，改变了原来完全由白人垄断的格局；二是纳入了社会生态学的专家，使国家公园的管理基础由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三是权力下放，充分照顾各省的利益，形成上下齐心协力的局面。

新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尚有争议，但都同意转型，并提出了新颖、透明和可参与的转型政策框架。转型时期的保护和国家公园概念的含义发生了明显变化，那就是环境保护不再是纯粹保护野生生物，还要兼顾社会正义；环境保护不再仅仅让少数特权阶层和民族受益，而是要惠及社会大众；环境保护的理念不再仅是白人的发明，还要把当地人的生态智慧结合进去；进而把片面强调生物价值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保护模式转向协调生物和人类利益的、可持续的、当地人和社区参与基础上的新保护模式。完成这个转型自然不是短期内就能实现的，它既不是一夜之间翻天覆地的“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只要权力在手就能把令来行，而是持续不断的、艰苦的协商、妥协和创新。

归还建立国家公园时被占土地是新南非政府面临的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许多国家在建立国家公园时都把当地人以多种方式赶走，南非也不例外，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规模和强度在世界历史上首屈一指。克鲁格国家公园第一任园长詹姆斯·斯蒂芬孙-汉密尔顿因其从1902年起就凶残地赶走当地人而获得“驱赶者（聪加语Skukuza）”的绰号。民主新南非的宪法以及其它相关法律赋予了失去土地的人们合法索还自己土地的权利，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土地索还委员会，负责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按照既要保护环境又要满足社会正义的原则处理民众的正义要求。该委员会经过调查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理思路，那就是设立五个地区土地索还专员，由他们在调查了土地索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后，负责把相关各方召集在一起，进行协商解决。如果涉及的是国有土地，那就召集索还者及其律师与政府相关各单位协商，协商结果需要得到土地索还法庭的确认。经过多年的工作，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例如1969年被驱赶的马库勒克社区就从克鲁格国家公园重新获得了帕夫里地区2.5万公顷土地所有权，但条件是他们必须自愿以环境保护的方式利用这些土地，没有南非国家公园的同意，不能在这块土地上开矿、种植、永久定居。具体做法是与南非国家公园签订为期50年的合同，建立合同制国家公园，由南非国家公园负责环境保护，由马库勒克社区负责符合环保要求的旅游开发。此外，马库勒克还拿出自己另外的5000公顷土地建立社区公园，并入克鲁格国家公园进行管理。这种双赢的做法不仅事实上扩大了克鲁格国家公园的保护面积，还把当地人的环境知识和生产生活实践逐渐纳入了环保友好型的轨道。

让国家公园成为南非所有人的国家公园是新南非政府面临的又一个重大挑战。在种族隔离时期，非白人逐渐被变成了南非的外国人，他们自然无法参与国家公园的管理，也因为贫困而无法到国家公园旅游和接受环境知识教育。新南非建立后，国家公园的管理和利用必须与国家的人口、性别结构相符合。南非国家公园在系统内按照国家的就业政策实行平权政策，首先在国家公园董事会设立一个委员会，任命一位黑人担任执行主任，在下设的三个处雇佣3名黑人，其中两位是女性。现在，黑人在董事会占到一半以上，另外，南非环境保护的旗舰——克鲁格国家公园也产生了第一位黑人园长。1995年1月，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转型任务小组，负责在各级机构中执行平权政策，加快在中上层雇佣非白人和女性的步伐，改变雇佣中的不平等和性别歧视的局面，同时改变住房分配和职务升迁中的不平等做法。1997年1月，管理委员会还成立了另一个组织，负责改变国家公园的经济机会完全由白人公司霸占的格局，确保经济机会向黑人企业家、制造商、咨询员和服务提供商开放，尤其是要确保中小企业和公园附近企业的参与。各个国家公园先后推出了利用当地人力资源的项目，如设立生态旅游创业项目，在园内商店设立售卖当地工艺品市场，培训为当地游客服务的导游，组织当地生产商为公园供应新鲜产品，组织文化团体为游客表演传统舞蹈，可持续利用公园的可再生资源，推广传统草药治疗和护理文化等。不过，这些项目的收入非常有限（进入园内商店售卖艺术品的艺术家月收入大约4000兰特，仅比他们先前在公园外打游击售卖多了2000兰特。），并不能迅速改变多年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极端不平等现象。于是，南非国家公园提出了商业化战略，要求每个公园都设立一个商业开发和旅游机构，负责制定开发规划，扩大旅游人口，增加收入，让更多的当地人受惠。由于当地人没有车、很难自由进入公园，公园就建立了适合当地人游览的营地和徒步路线，让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享受游览国家公园的乐趣。另外，公园还开发了生态教育项目，面向附近的小学和青年俱乐部，组织黑人学生在公园内感受自然，举行研讨会等。所有这些努力都把广大黑人从国家公园的局外人逐渐变成局内人，进而增强他们对国家公园和新南非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南非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这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上，还表现在治理结构上。虽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但部落酋长甚至王国国王还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光大方面，部落社会具有重要发言权。国家公园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处理好与当地部落社会的关系。在种族隔离时期，公园和管理者把部落社会诬称为盗猎者和环境破坏者，是需要防范的对象，部落社会也认为公园一方是土地、野生生物和自然资源的劫掠者，是强盗。但在新南非，这样对立的关系显然已经不合时宜，需要做出根本性改变。南非国家公园通过设立部落社会论坛，寻求把国家公园和相邻部落社会整合在一起的有效途径，由社会生态学局负责落实论坛的讨论成果。它把部落当局、青年领袖、教育工作者、环保团体、乡村发展委员会和政府机构召集在一起，共同解决公园和部落社会之间的水问题、就业和经济机会问题、牲口越界问题等，进而使部落社会能参与到国家公园的决策中去，国家公园的代表也能对部落相关事务发表意见。从此以后，环保就不再是国家的排他性行为，而是全民参与的集体行为，新国家公园的设立需要得到相关各方的认可。正由于国家公园成为全民的公园，于是先前肆意埋没公园内的黑人文化遗迹的做法就被完全否定，相反重新发掘和展现公园内历史文化遗存成为当地部落社会非常重视的工作。在克鲁格国家公园，通过现场发掘，1460年酋长国的聚落结构、采金和贸易的规模等重见天日。把当地社会的历史文化纳入国家公园管理预示着国家公园从单纯的野生生物保护转向全面的生物保护和文化保护。这种保护既符合国际环境保护的新潮流，也体现了新南非包容的、可持续的民族国家建设的取向和成就。

南非政府机构——国家公园

南非国家公园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这与南非的政治演变密切相关。环境保护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中立领域，它既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强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力量。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必然导致国家公园和环境保护的转型，与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一样，环保转型也遇到从法律和政治上解决容易，从经济和社会以及文化上解决难的问题，其艰巨性和持久性可想而知。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也表现出矛盾和困扰的一面。在种族隔离时期，国家公园史研究揭露了白人剥夺黑人的罪恶，为非洲人解放事业提供了历史事实支撑，同时它注重社会政治维度的新范式有效影响了欧美的注重环境主义的研究范式。但是，在南非和平过渡之后，国家公园和环境保护出现新局面，如何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重现和解释南非国家公园史和环境保护史是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西海岸国家公园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作为环境史学者和极限运动爱好者，参观国家公园是份内之事。在开普敦大学访学期间，笔者就近访问了桌山国家公园和西海岸国家公园。桌山国家公园建立于1998年，前身是占地3万公顷的开普半岛自然环境保护区。由于开普敦和大量的私有土地间杂期间，现在的桌山国家公园由8个独立的区域组成，包括桌山山系以及1000平方公里的海域和海岸线地带。从生物多样性来看，它坐落在作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七大热点之一的开普半岛生物多样性热点上，栖息着8200种植物，其中1409种已经受到威胁，300种濒危或严重濒危，29种已经灭绝。从人文历史来看，它是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无论是好望角还是桌山都是南非历史的见证。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好望角、巨石滩和桌山。好望角保护区既是桌山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又是一个独立的保护区。它总体上由海洋、海岸线和山地荒野三部分组成。起伏的山间丘陵和覆盖其上的多彩灌木在冬日暖阳下带给人无限遐思和心理愉悦，不时出现的驼鹿、鸵鸟、披红狷羚和白纹牛羚带给游客阵阵惊喜。海岸线上卷起的惊涛骇浪就像它冲击海岸一样给游客带来强烈心理冲击。在自然的伟力面前，不可一世的人显得那么渺小，那么缺乏存在感和成就感。登上开普角，极目浩瀚的大西洋和印度洋，偶尔还能看到吐水的鲸鱼，在海天一色、风高浪急中体会当年迪亚士为什么称之为风暴角，而葡王后来又为什么给它命名为好望角。或许航海家和他们身后的支持者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次探险的意义，但成功越过好望角确实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物种、病菌、枪炮等等在海路上大交流，使开普成为全球环境史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结点，世界环境史的格局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

巨石滩坐落在西蒙镇海边，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非洲企鹅的陆地栖息地。非洲企鹅个头不大，但憨态可掬，惹人怜爱。1956年第一次普查时还有大约15万繁殖配偶，到2009年仅剩2.6万繁殖配偶，半个世纪数量下降80%以上，处于严重濒危状态。人们不得不建立非洲企鹅保护区，一方面减少人为造成的干扰和伤害，另一方面帮助其繁殖，使其种群数量在不下降的基础上有所恢复。濒危动物保护并不是出于对其经济价值的重视，而是从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内在价值出发，在维持生态系统整体动态平衡的基础上，使其能够得到恢复，最终成为不需要借助人为保护就能生存的正常物种。参观非洲企鹅保护区是收费的，这种收费除了要给保护区筹集资金之外，更多的是提醒人们应该增强环保意识，杜绝肆意向自然索取的行为，避免最终造成害“人”害己的双输悲剧。

从桌山看罗本岛

桌山被最早生活在开普地区的科伊人称之为“海中山”，后来又被殖民者称为“上帝的餐桌”。桌山海拔超过1000米，当东南风吹拂之时，开普敦的污染和雾气自然会被吹散，它因此而被称为“开普医生”。与此同时，由于干冷空气的作用会在桌山上空形成翻滚的白云，如梦如幻，被誉为桌山的华服。更值得关注的是桌山虽然坐落于开普半岛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但受到开普敦城市发展和人口集中的影响，自然环境需要保护。笔者曾两次攀爬桌山。第一次从纽兰德森林进入桌山国家公园，走环山路线到魔鬼峰东面的刀锋岭，参观了当年殖民者留下的炮台和城堡后，继续沿陡峭崎岖的小路向上攀登，但由于时间紧张和大风肆虐不得不终止攀登。沿途不但从不同角度欣赏了桌山的雄姿和具有6亿年历史的岩石风采，还体验了穿行在不同植被景观中的奇幻感受。在杉木林中，盘根错节的根系保护了极易流失的水土，遮天蔽日的树冠给攀登者带来阴翳。走入灌木林和荒野之后，银树林、木灰林、帝王花等让人目不暇接，极目右边是繁华的开普敦市，转向左边就是无言的桌山岩石，明显的对比让人不知是在人间还是在天上。正是身处天上人间的界面让人产生快意和向往，增添继续向前的动力。攀爬刀锋岭时不时冒出的花簇给人惊喜，在艰难中得到快慰。这是与我熟悉的环境或曾经攀爬过的山峰截然不同的环境，是可以给人留下别样的、深刻的印象的环境。“不到桌山非好汉”。由于在开普敦访问的时间有限，在天气情况并不理想的情况下，选择从最成熟的普拉特克里普峡谷路线攀登。这条线路从海拔400米处开始攀登，爬升600米，坡虽陡但并不难行。虽然上坡时不时要面对巨石，给人以强烈的压迫感，但转身就能看到不同的开普敦城市景观，给人以成就感。到了800米以上，经常会遇到从岩石中渗出的水流，一方面增加了攀登的难度，另一方面又给攀登者送来清冽的甘泉。从峡谷口登顶后，是一个类似火山口的凹地，向右攀登就到了缆车到达之地，也是魔鬼峰的一角，向左攀登就到了桌山之顶。沿着既有线路走，可以遍赏四周风景。先是看到大西洋，然后看到好望角，到了马克利尔观测台就可以鸟瞰开普敦。然而，山上气候多变，风大雨急，由于担心后面还会下大雨，不得不匆匆结束山顶观光，就近顺着斯凯乐顿路线下山。前段虽然不时有骤雨，沿途也时有积水，但并不难走，还可以看到奇峰突起的美景。然而到了中段，就是沿着峡谷而下的陡坡，小山洪淹没了路途并不明显的印记，只能凭借经验往下闯，甚至要淌水下山，后来还要扒着直梯下峭壁。这无疑是最难的路段，如果雨再大一点，恐怕就要被困在山上了。下到斯末资路段后，虽然还有小雨，但山路比较和缓，路况清晰，加上即将出山，沉重的心情不仅豁然开朗。这一路虽然艰险，但也看到了山上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丰富的动植物（约1400种植物和50多种动物）不但给桌山披上秀装、赋予灵气，也给开普敦带来安康。开普敦就是桌山和两洋赠与人间的礼物。山上的栈道、路线、灯塔等人文遗迹都昭示着不同时代人与桌山的关系。虽然不像8000米以上的高山那么巍峨，但桌山还是以自己的方式显示了和人一样的存在。这说明，无论山的高低，人都不要藐视山，敬畏自然永远是王道。

魔鬼峰

桌山上的Maclears Beacon

作者雨中下山

顾名思义，西海岸国家公园坐落在西开普省的大西洋沿岸，是广大的萨凡纳地区和潟湖湿地以及沙丘和海岸线的混杂地带。西海岸被认为是南非最美的海岸，陆上主要是丰富的沙地植被和灌木丛，面积达3万多公顷。徜徉其中，不时会发现类似肉苁蓉等珍稀植被，沙漠中的花海更是让人流连忘返，惊异于大自然的造化。与开普角凶猛的惊涛拍岸相比，萨尔达尼亚湾的浪涛更具观赏性，更为舒缓。大西洋近岸的岩石使汹涌而来的波涛激起连天大浪，随后在岩石上形成瀑布，在岩石后面形成蠕动的泡沫海，迫使人不断后退到高处。如此人与自然的互动既让人感受到大海的柔情，又让人体会到大海的威严。在体验大海的两面性中，人实现了与自然的合二为一，甚至天人感应。西海岸国家公园中最让人兴奋的部分是兰吉班湿地观鸟。兰吉班的盐沼是全国最大的一块盐沼，占全国盐沼总面积的约32%。在这块湿地上，栖息着250多种鸟类，约占南非鸟类的四分之一多，还有从俄罗斯等地飞行1.5万公里到此孵化的候鸟，如弯嘴滨鹬和三趾鹬等珍稀鸟类。根据1973年海洋渔业法，兰吉班被确定为海洋保护区，以保护兰吉班潟湖和周边湿地以及萨尔达尼亚群岛。1985年，保护范围扩大到沿岸代表性陆地环境，兰吉班海洋保护区升级为兰吉班国家公园，不久之后更名为西海岸国家公园。1987年后再次扩容，把附近的沙丘和农地以合同保护区的形式并入国家公园。1988年4月25日，兰吉班国家公园被列入拉姆萨尔湿地名录。在兰吉班，参观者被环境管理经理领到用伊丽莎白.哈丁的捐款建立的海上观鸟小屋，一边听他介绍鸟类知识，一边透过瞭望口观察鸟类的活动和社交习俗。整个过程必须保持安静，以免惊扰敏感的鸟类。其中，火烈鸟的嬉戏和飞翔会激起游客内心的阵阵涟漪，但这必须压抑住，这种欲呼又止，不能尽情欢呼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环保不仅仅是把生产和生活方式引向可持续的事业，还是一个颇为神圣、具有仪式感的事业。

湿地上的火烈鸟

环境保护是人类对大规模环境破坏做出的反应，建立国家公园是其中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然而，正如环境问题是历史上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后果一样，环境治理也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后果，还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经济基础、政治模式和社会结构，其环境治理也显示出不同特色。南非的国家公园以其非功利性环境保护似乎表现得更为环境、更为纯粹，但实际上却被用作为了满足少数白人的利益而剥夺大多数黑人利益的工具，国家公园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南非和平过渡后，国家公园也不得不转型。这次转型把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结合在一起，以协商共识的方式改变先前不平等的局面。表面上，南非的国家公园不再像以前那么纯粹，但实际上更加符合南非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因而在扩大社会基础上更加有效，更加行稳致远。南非国家公园的国际化虽然在种族隔离时期受到制裁的影响，但在和平过渡后迅速跃上新高度。桌山国家公园以其开放性和四季适宜性吸引了大量海内外参观者，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西海岸国家公园则表现出另一些特点，其生态脆弱性和季节性非常强，客观上访客需要具备更多的沙漠生态学、海岸带生态学的知识基础才能欣赏到它的价值。南非的其它专项国家公园莫不如此。换言之，国家公园绝不仅仅是保护自然环境的场所，它也是人类社会的映照，欣赏、维护和扩大国家公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推进文明转型的重要抓手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