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丰：王羲之书帖在东瀛

王羲之书帖在周边国家的散播，当时应该非常广泛，只因记录缺乏的缘故，现在能见到的已经十分稀少。不过在日本，从文献到实物都有令人兴奋的遗存。七世纪开始，日本向唐王朝派遣遣唐使留学中国，留学生及僧侣们来到中国以后，学习各类文化知识，日本奈良时代、平安时代的上流社会对于唐朝文明及制度十分向往，收集许多唐代舶来品，名家书迹是他们有意收集的重点物品。

遣唐使是这些舶来品的主要收集者，他们收集的珍宝包罗万象。吉备真备作为遣唐使的一员，在唐朝居留有十七年之久，他回国后，将收集的物品进献给朝廷，有一简单目录：

《唐礼》一百卅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侧影铁尺一枚、《乐书要录》十卷、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并种种书迹，要物等不能具载。

《唐礼》百三十卷，《太衍历经》和《太衍历成》十二卷，《乐书要录》十卷、测影铁尺、铜律管、铁如方响、写律管声、马上饮、小漆角弓、射甲箭。

吉备真备带回的物品，以日本缺少的唐代礼乐制度书籍和相关实用物为主。唐代礼乐制度对日本影响较大，应该和礼乐书籍的传播有紧密关联。当然书法也是他们搜集的重点之一。

天平七年（735），吉备真备回国后，将在中国获得的许多书迹献给圣武天皇。随后鉴真和尚千辛万苦东渡日本弘扬佛法，《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对于鉴真每次东渡日本时采购携带的物品都有详尽的记载。天宝十二载（753）十月十九日的清单中就有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三帖、天竺、朱和等杂体书帖五十帖。鉴真到达竹志的太宰府，随船而来的王羲之行书真迹一帖也被记载下来。

弘仁二年（811）八月，空海和尚奉献嵯峨天皇：

献墨本十部表

德宗皇帝真迹一卷、欧阳询真迹一卷、大王《诸舍帖》一卷、《不空三藏碑》一首、《岸和尚碑》一铺、徐侍郎《宝林寺诗》一卷、释令起八分一帖，谓之行草一卷，鸟兽飞白一卷。

弘仁五年闰七月奉献《王右军兰亭碑》一卷等拓本。

通过遣唐使等诸多流通管道，日本成为王羲之书帖及复制品流入最多的地区，这些舶来品大多被仔细地记录下来并流传至今，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过去不太熟悉的王羲之书帖及复制品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天平胜宝八年（756）六月二十一日是日本圣武天皇的七七忌日，当时光明皇后在著名寺院东大寺为圣武天皇举行佛事活动，将天皇生前喜爱之物共六百余件奉献给东大寺。奉献物被精心写入目录《东大寺献物帐》之中，这份目录现存奈良正仓院。《东大寺献物帐》详细记录了王羲之书帖情况。有响拓本晋右军王羲之草书共二十卷，用银平脱箱收藏。每卷字体、纸色、行数及装潢情况也都有记录。其中纸张有黄纸、白纸、浅黄纸和苏芳纸等；装池形式有紫檀轴、紫檀花轴、绀绫褾、碧地锦褾、绮带等。这样的装池形式很可能来自唐朝宫廷，后连同书帖赐予日本皇室。卷一至卷十为草书，余下的为卷五十一至卷六十，没有卷十一至卷五十及卷五十七，卷五十七的替代品是一卷扇面。卷五十六、卷六十标明为行书。

另外有两具十二扇屏风，一具上有欧阳询书法真迹，另一具用黄、白、碧绿等纸制成，上面临王羲之书帖。

《大小王真迹帐》记载：

大小王真迹书一卷。黄半纸，面有大王书九行七十七字，背有小王书十行九十九字，两端粘青褐纸。又桃褐纸裹着紫绮带，水晶轴。右书法，是奕世之传珍。先帝之玩好，遗在箧笥，追感瞿然，谨以奉献卢舍那佛，伏愿以此妙善，奉翼冥途，高游方广之通衢，恒演圆伊之妙理。

除古代文献记载以外，流传至日本并且现存的王羲之响拓法帖被认为是最可靠的王羲之书帖复制品，也可作为了解王羲之书帖情况的途径。根据正仓院北仓《出入帐》记载：

天应元年（781）八月十二日出

大小王真迹书一卷。黄纸半张，表里书。两端粘青褐纸，纳白葛莒一合。

书法廿卷。纳平托箱一合，其装具及纸行数详于献入帐。

天应元年八月十二日《出入帐》

其中八月十八日返回的十二卷书法，在《出入帐》后面有详细的记录：

书法壹拾贰卷

拓晋将军王羲之草书卷第一。二十五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草书卷第二。五十三行，苏芳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草书卷第三。卅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草书卷第六。卅一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草书卷第九。卅五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草书卷第十。□五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书卷第五十一。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浅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书卷第五十二。卅七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书卷第五十四。廿一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书卷第五十□。□五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行书卷六十。廿七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扇书一卷。廿行，黄纸，紫檀轴，碧地锦褾，绮带。

《大小王真迹》一卷，在天应二年二月廿二日返纳，《出入帐》中详细记载其中表里状况：

大小王真迹书一卷。黄半纸，面有大王书九行，七十七字，背有小王书十行，九十九字，两端粘青褐纸。……水情（精）轴。

延历三年（784）三月廿九日的返回单中详细记录了拓王羲之书法八卷的情况，记录方式与前十二卷相同，基本上是沿用《东大寺献物帐》的方式，不过原卷数被省略。这次借出有十二卷，仅七天时间遂即返还，大小王真迹借半年后返还，而其余八卷被借用了将近三年时间。借者具名“检校使藤原朝臣家依”等六人，这是皇室向东大寺借入，长时间的借阅显然是为了临习观摩。

收藏于宫内厅的《丧乱帖》，上钤有“延历敕定”四字朱印。延历是日本桓武天皇的年号，他即位在奈良时代晚期，卒于平安时代初期（782-806）。帖上印记表明，桓武天皇借阅后还回时加盖钤印，还回日期在延历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正仓院会定期将所藏宝物通风曝凉，曝凉物品从书画到香料，种类甚众。据正仓院北仓《延历六年曝凉使解》记载：“大小王真迹书一卷、书屏风二帖（虫吃缘）、记书五卷（一珍宝记、一种种药记、一书屏风并毡记、一书屏风记、一大小王真迹记）。”时间在延历六年六月廿六日，有各色人等十六位签名监督。曝凉物品以《检珍财帐》为本，如果有疑问，则引《献物帐》改正。与“大小王真迹书一卷”同时曝凉的还有“大小王真迹记”的所谓“记书”，“记书”可能是对本卷真迹的详细解读。在嵯峨天皇弘仁十一年（820）十月三日之后，皇室收藏的“大小王真迹小半纸，纳革细莒；真草书贰拾卷，纳银薄平文莒，（别笔）已上书本直伍十贯文旧钱”流落民间，未出现在宫廷的记录之中。《丧乱帖》整卷其实共有三帖，另有《二谢帖》《得示帖》装裱在同一手卷。

东京前田育德会收藏的《孔侍中帖》也属《丧乱帖》同样的情况，上亦有“延历敕定”朱印，由《哀祸帖》《孔侍中帖》和《忧悬帖》三帖组成。私人收藏的《妹至帖》及近年新出的所谓《大报帖》，所用纸张、拓模的技法与《丧乱帖》相同，也是重要的王羲之书帖唐代响拓本。

王羲之传至日本的书帖很可能不止这些，正仓院藏有一幅临王羲之书帖，应该是写经生临习之作，用笔雄健有力。

传为十一至十二世纪的《秋萩帖》是日本著名法帖，第一纸有两首和歌，第二纸以下有四十六首和歌，共有四十八首和歌，最后是十二帖王羲之尺牍法帖临写，分别是《初月廿五日帖》（又名《初月帖》）、《知近远帖》、《绝不得帖》、《向遣信帖》、《知阿黝帖》、《黄甘帖》、《乡里人帖》、《六月十九日帖》、《得丹阳书帖》（又名《丹阳帖》）、《想清和帖》（又名《清和帖》《想清和士人佳帖》）、《高枕帖》、《不得重熙还问帖》。其中《乡里人帖》和《得丹阳书帖》在褚遂良的《晋右军王羲之书目》中有过著录。《乡里人帖》，1行，9字，草书，曾入刻《淳化阁帖》卷七；《得丹阳书帖》，5行，42字，黄伯思以为伪帖，入刻《淳化阁帖》卷七。

《秋萩帖》的正面是唐写本《淮南鸿烈兵略间诂第廿》（以下简称《淮南子》），自第二纸以下，书家利用《淮南子》的背面书写四十六首和歌，然后再临写王羲之书帖。古谷稔称，一般认为是藤原行成书写。首先，藤原行成笔法相似，经过与藤原行成所书《白氏诗卷》字迹比对，有若干字迹，如“月”“五”“下”“不”“年”“之”“思”等字十分相似；另一点，藤原行成日记《权记》中曾记载：宽弘八年六月八日曾借览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

藤原行成经常向皇宫借阅法帖，《权记》长保二年（1000）八月九日记：“自御所给御本廿八卷。见之外题多误，或以王羲之书法玄晤之类也，一见返奉。”八月十四日又记：“自今物忌也。然而候内不能罢。目录宜阳殿十七箇帙。”藤原可以从皇宫借出二十八卷“御本”，虽不一定都是王羲之书帖，却以王羲之为名。宜阳殿是皇室存放法帖的地方，藤原目录十七帙。《权记》宽弘八年六月八日记载：

八日庚戌，参内，去宽弘五年四月十四日所借赐宜阳殿御本六卷（一张芝草《千字文》、一同《草香》一天、一王羲之真书《乐毅论》、一同真书《黄庭经》、一同真书《尚想》、一同真书《河图》）。傅头中将令返上。

这六卷宜阳殿御本法帖在藤原行成手中借留达三年多，藤原当然有足够的时间从容临写。其笔法纯熟，显然原有所本。宽弘四年（1007）六月二十六日，“献自抄《汉书》传三帙十卷（今为一卷），又敕给去年所给《淮南子》遗九卷”。利用书纸反面书写，有一名词称作反故（亦作“反古”），周一良曾引《南史·隐逸传下》卷七十六“反故抄写”，《南史·侯景传》卷八十“何当离此反故纸耶”，说反故者犹言废纸，今东瀛尚用此语。在《淮南子》这样珍贵的写本背面临写王羲之书帖，可能是因为“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甚少能读也”。杨联陞在评论敦煌文书用纸时曾专门论述过“反故”一词。

日本历史上除了认为《秋萩帖》是藤原行成书迹之外，也将小野道风认作《秋萩帖》的书写者，一些刻帖中直接标明《小野道风书安起破几帖》。藤原、小野都习王字，书写风格虽略有差异，但在临写时，书风却不易辨别，难怪有一本法帖分归二人的现象。

《乐毅论》传为王羲之书小楷，书付其子官奴，王献之小字曰官奴。梁武帝曾与陶弘景讨论过这件法帖，他们的结论是内府所藏恐非真迹，大约是摹本。据韦述《叙书录》称，这件摹本“长安、神龙之际，太平、安乐公主奏借出外拓写”，其后遂为人窃失。光明皇后临本《乐毅论》现藏正仓院，亦有准确的临写时间——天平十六年十月二日，即公元744年。光明皇后临本与后来传世的星凤楼帖本较为接近，属宋元祐三年秘阁帖本，其祖本大约是褚遂良《拓本乐毅论记》中所称冯承素等摹本，这个拓本曾分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征、杨师道等六人。虽然光明皇后临本与传世秘阁帖本相较尚有一些距离，但也揭示出日本皇室对传为王羲之楷书的熟悉程度。

日本人对王羲之书帖的临习甚为普遍，宋人心目中甚至有些敬佩。日本天台宗僧人寂照渡海来宋，江少虞《皇朝类苑》载：“寂照领徒七人，皆不通华语。国中多习王右军书，寂照颇得其笔法。”新罗僧人金生（711-？）书法习王羲之，惟妙惟肖。北宋徽宗崇宁年间，高丽使者洪瓘携金生行草书入宋，示待诏杨球、李韦，观者皆惊异，以为是王羲之真迹。

（本文摘自罗丰著《以王羲之的名义：〈集王圣教序碑〉的经典化之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