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的成立

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

清政府从闭关锁国到被迫开埠通商，社会对外语（尤其是英语）的需求日益增多，开始有了外语教材的发展萌芽。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特别是京师同文馆的成立，中国有了正规的学校外语教学，外语教材进入了一个常态化的成长期。

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西方的科学和先进的理念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才真正开始。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由欧美逐渐辐射全球。19世纪中叶，英国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几千年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开始对外敞开大门，中国人由御侮而求自强到学习西方，并陆续兴办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创办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等。这股学习西方的潮流导致中国封建社会格局的缓慢松动和变化。新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也随之萌芽，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开始了。在封建统治阶层出现了洋务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左宗棠（1812—1885）、张之洞（1837—1909）等。洋务派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深感旧人才的明显缺陷，迫切希望能有一批既能恪守封建之道又能懂点西文西艺的洋务人才，这样外国语学堂应运而生，陆续创办了北京的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新疆俄文馆（1887）、台湾西学馆（1888）、珲春俄文馆（1889）、湖北自强学堂（1893）等。京师同文馆的成立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教育和课程的发展，从同文馆的课程来看，引进西文主要是指外国语言，包括英语、俄语、德语等语种。洋务派在对外交往中首先碰到的就是语言问题，奕在奏请开设京师同文馆时谈道：“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李鸿章也在一奏折中指出：“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因此，外国语言教育显得更为紧迫和需要。

京师同文馆办学伊始，在教学上遇到不少阻力，受到了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保守派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反对。倭仁认为，天文、算学，中国历代都有，即使教授，也不必聘请洋人为师，他将聘洋人为师视为“以夷变夏”之举，认为这是奇耻大辱。 尽管洋务精英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但是自倭仁发表反对言论起，谣言四起，甚至出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等俚语，导致报考人数甚少。同文馆招生时，计有98人报名，实际参加者72人，天文算学馆名存实亡，新式学堂的性质大打折扣。直至1869年11月，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被聘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后，对同文馆进行了改革，同文馆的性质由单一的语言学堂向综合技术学堂转变。在同文馆的整个办学过程中，丁韪良有非常重要的开拓作用。

丁韪良，美国传教士，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父亲及兄弟皆为牧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随后大批西方传教士获准进入北京传教，丁韪良是在京传教士中的“中国通”。 他在京活动 40 余年，在传教之余结交权贵，先后主理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积极参与中国社会活动，成为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风云人物。

1850 年他受美国北长老会委派前往宁波传教，1858 年曾作为美方的汉语翻译，参与了《天津条约》的签订。1863年，丁韪良从上海转赴北京传教，开辟了美国北长老会北京教区。为了方便传教，丁韪良在北京盖起了小礼拜堂，组织小型教会方便教徒们的聚会活动。在传教之余，丁韪良翻译了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奕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此外，他还参与了北京官本话《圣经》的翻译。1864年丁韪良鉴于北京失学儿童众多，租赁民宅设立蒙学，定名崇实馆，招收附近儿童，花费均由丁氏筹集承担，课程为经学、常识，并讲授基督教义，意在培养本土布道员。至1885年，因学生众多，北长老会出资建校，崇实馆后来发展为崇实中学（今北京第二十一中学）。1865 年，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推荐，丁韪良到京师同文馆讲授英文，后还被指派讲授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1869年丁韪良辞去美国北长老会的教职，随后通过了清政府的考试，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1869年11月26日，丁韪良在同文馆正式上任，并用汉语向学生们发表演讲。到任后，丁韪良对同文馆的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近代教育体制。在生源上，他改革招生体制不仅招收八旗子弟，也开始招收汉族子弟。为了教学需要，丁韪良亲自或组织他人编订翻译了一批西方名著，并制订译书章程六条，涉及国际公法、经济学、化学、格物学、自然地理、历史及法律等方面。同时，同文馆还翻译出版了近代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的文化著作，例如《万国公法》（丁韪良译）、《格物入门》（丁韪良著）、《化学指南》（毕利干译）、《法国律例》（毕利干译）、《富国策》（汪凤藻译）等 20 余种。 同文馆的新式教育实践促进了教育近代化发展，为《辛丑条约》后废除科举、建立新型教育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鉴于丁韪良所做的贡献，1870年，纽约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885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顶戴官衔。1902 年，清廷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丁韪良又被重新任命为总教习。1916 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京师同文馆开设的课程以外国语言为主，还有天文、舆图、算学、格致学、公法学、各国史略等。同文馆还先后编著翻译了英语、法语、国际公法、西方法律、外国历史、化学、算学、格物、地理、医学等方面的书籍，其出书量在当时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些书籍基本都用作教材。

后期同文馆还编译了其他外国语言类的教材，如：杨勋的《英字指南》、龚渭琳的《法字入门》、张德彝的《英文话规》。另外，在京师同文馆成立初期，也有不少外语教材通过其他途径被陆续编撰推出以满足当时社会学习外语的需求，推动了清末时期英语教材的成长，其中影响较为广泛的教材有：《英语集全》《文学书官话》《英字入门》以及《文法初阶》等。

本文节选自《中国外语教材史》（上卷），有删改。

《中国外语教材史》（上、下卷），陈坚林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