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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成华:区域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以伊金霍洛旗为例

2023-08-31 11:0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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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3年8月25日,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关成华教授受邀出席首届中国县域经济投资高峰论坛,并在伊金霍洛旗专场论坛发表题为《伊旗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的主旨演讲。

关成华院长认为,伊金霍洛旗要实现可持续和真实的繁荣,必然也要依靠创新,包括科技的、制度的、文化的等等各方面的创新,尤其是要设计和建立那些支持和鼓励创新的制度,培养有利于每个当代人、甚至是后代人敢于探索和想象的生活态度,从“追求发展”向“维持繁荣”的理念转变中实现新跨越,奋力打造一个真正“高质量的伊旗”。

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开始关注创新,可追溯至北大工作期间,那时我呼吁当代青年要做有创新意识的建设者。进入北京团市委后,我提出“建设、服务、创新、发展”的工作理念;到昌平工作时,我确立了“产学研一体化区域创新体系”的工作思路。那时开始,对“创新”的研究和探索便构成了我的工作主线。

图:未来科学城风貌

从2010年开始研究区域创新体系至今,我大约花了十几年时间。期间,我也到国外访学,2015 年回国,至今差不多已有8年时间。做研究的人,尤其是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 有时会面临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时效性。关于创新的想法,从开始的研究初衷、写的计划到做的安排,到今天差不多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于我手里压了很多书一直没出版。我也曾经讲,对个人来说这可能是个麻烦,因为我研究创新问题比较早,这里就会涉及到贡献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比我们所想的走得要快,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这些年,我也在不断思考究竟什么是创新。今天,我会用几页PPT 分享一下我对创新的理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是因为只有通过创新才能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驱动的发展。

19世纪,为了适应工业革命的发展需要,innovation一词被作为术语引入科学和工业领域。那时,人们更普遍使用的词是“invention”(发明),特别是技术方面的发明。

真正将创新(innovation)带入现代学术界的人,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这也是在做创新研究时绕不开的一个人。二战以后,经济学界出现了许多熊彼特的追随者,他们循着熊彼特开创的研究途径,对创新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主要成果有两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经济学,以技术的变革和推广为研究对象;二是制度创新经济学,以制度的变革和形成为研究对象。

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技成果大量涌现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创新”在科技领域的运用迅速增多,学界几乎以“科技创新”指代了“创新”的全部含义。进入19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之后,虽然科技创新仍是“创新”的核心议题,但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和追求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对教育、政治、环境和文化等方面的创新,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一格局基本延续至今。

2010年的时候,为继续深入研究创新问题,我前往全球创新力最强的美国,开始为期5年的访学生涯。初到美国,一个邻居听闻我研究创新,便送了我一本美国第二任总统John Adams 的传记,还在便签上写了一句话——the early innovator founding father。他说:“我知道你们讲创新多数时候指的是科技创新,但美国人谈创新的时候,会把这样的人当成最早的创新者。”

有意思的是,他所说的founding father实际上是国父的意思,也就是最早创建国家的人,我们也许会想到华盛顿,但美国人会把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一批人都称作国父。你会看到美国的很多书里,不仅有founding fathers,还有founding mothers。在美国人眼里,《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1787宪法》是美国最开天辟地的创新。

“创新”在美国被使用得很广泛,美国的繁荣史就是善于创新的人民的历史。《They Made America》(美国创新史)一书对这一理念给出了比较全面的诠释。作者通过讲述美国历史上53个不同领域的创新故事,从蒸汽机到搜索引擎,呈现了美国200年来的创新历史。值得一提的是,作者Harold Evans在引言中提到,其实美国人对政治、社会等领域创新的关注远超实用发明领域,而“美国处处都是硅谷,时时都在产生Facebook和亚马逊”的观念并不全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比方说制度创新,或者说是创新生态的问题:深圳有位老领导,叫李灏。1985年,60岁的李灏空降深圳,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在到深圳之前,李灏就向中央争取改革权,希望能够在改革中有一定权力,允许突破一些规章制度,最终得到了同意。来深圳之后,李灏有很多改革的做法,比如,大力推进股份制改革;打破由上级部门调派干部的做法,率先在各重点大学及各地公开招聘人才;举行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土地拍卖会,当时土地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违宪”的帽子。诸如此类的举措,不胜枚举。虽然伊旗没有深圳那么好的改革基因,但也可以积极向上争取,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拿出“逢山搭路 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从“小处”和“关键处”着眼,用体制创新破解发展难题。

我们了解了,科技创新只是创新的一部分。所以,想要综合、全面地理解创新,就必须超越具体、割裂的领域,对其一般本质和规律进行探讨。结合历史、现状以及中西方对“创新”的使用情况,我们可以赋予其一个相对广义的定义——“创新是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有益探索”。

这里主要强调了四个关键词。

——人类:我有一本关于“创新人”的书,里面提出了“创新人”假设,我们认为创新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若能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意愿,人人都可以成为“创新人”。

——未知领域:我们可以将未知领域理解为一种“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三无”状态。在未知领域中,容易取得突破的地方大多属于交叉学科。

——有益:创新是为了生活更加幸福、世界更加光明,因此,创新的结果应有益于人类社会。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为所欲为,只能带来灾难与损失,不能算作创新。

——探索:“探索”意味着结果是不可预见的,要求我们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这便需要我们培养企业家精神和实用主义精神。

从“可量化”的角度来看,创新中的科技创新是比较好衡量的一个方面。我们每年会发布一个《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这个报告从2017年开始,已连续发布6期。报告构建了“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指标体系,以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从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服务、创新绩效等4个维度,全景式地揭示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水平和主要特征,挖掘城市科技创新规律, 并提出推动城市科技创新发展的思路和建议。

我们先看一下全国的情况。2022年,北京市、深圳市、上海市、南京市、广州市、杭州市、武汉市、苏州市、西安市、珠海市、成都市、合肥市、天津市、无锡市、青岛市、常州市、长沙市等 17 座城市依然占据前 20 强,整体波动相对平稳。东莞、济南重返20强,重庆首次跻身前20强。

从内蒙情况来看,呼和浩特是内蒙排名第一的城市,排在全国第30位。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和包头三市的科技创新发展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列省内前三。

再从鄂尔多斯情况来看,鄂尔多斯在全国288个城市中排名第51位,在西部地区城市中居于前列;在252个地级城市中排名第23位,在辽宁大连、江苏徐州等城市之后;在内蒙排名第2位,紧跟省会呼和浩特。

鄂尔多斯的创新环境一级指标位于全国第10位,与杭州、珠海等城市处于同一梯队,尤其是在平均融资披露金额、人均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等指标上表现亮眼,均位于全国前10。此外,创新资源一级指标中的“居民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比重”位于全国38位,创新绩效一级指标中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数”均位于全国34位,这些也都排名靠前。但像是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创新企业规模、每万人发明专利数量、孵化器数量等科技“硬指标”还处于全国150-200名的区间,还有比较大的提升潜力。

鄂尔多斯在创新方面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的重视,这可以说是“鄂尔多斯现象”。我从网上查到,2022年鄂尔多斯市财政科技投入12.1亿元、增长48%,规模以上企业研发费用85.6亿元、增长33.6%。2023年,全市财政科技预算15.5亿元、增长33.3%。应该来说,这个重视程度是十足的,保障力度也是鄂尔多斯前所未有的。

同时,我也关注鄂尔多斯正在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与东南沿海城市相比,鄂尔多斯和伊旗拥有“后发优势”和“生态优势”,要坚决摒弃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的老路,将有限的空间和资源用于发展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文旅产业和现代农牧业,努力形成创新和绿色双轮驱动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应主办方要求,接下来,我尝试谈谈对伊旗的建议。和在座各位当地的领导相比,我对伊旗的了解十分有限,谈得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随时提出来,我们共同探讨。

我大概想说的有三个关键词,分别是科技创新、“创新人”和可持续繁荣。

首先是科技创新。如果从熊彼特周期理论来看,也许经济在衰退周期时,孕育着根本性、突破性的科技革命。现在这段时间,我想起在2011年读过的一本书,叫《大停滞》,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作者是哈佛的经济学博士,现在在乔治梅森大学任教。他主要讲的意思,就是看美国的科技发展,科技创新就像一棵苹果树,过去三百年里人们已经把“低垂的果实”采摘完了。所以你要是再想科技上有更多的突破,就要采摘更高位置的果实。

他觉得互联网技术无法和历史上的蒸汽机、工业革命对比,科技上无法获得影响人们生活的根本性创新。从康波周期来看,第六波在科技创新上有一个革命性的突破。具体究竟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技术,应该还是在能源领域,比如对石油不再依赖,找到一个新的能源,更廉价、更绿色,取之不尽。当然,我们现在也能看到低碳、生命科学、大健康领域的一些技术创新,但是这些倒不见得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改变。

话说回来,这种创新是很难的,是完全的“未知领域”。不过,我们做一些小的创新还是可以。尤其是伊旗本身新能源应用场景丰富,政府也把新能源产业作为发展重点,有零碳产业园这样的示范性园区,提出了打造全国氢能产业创新高地的目标,基础很好。接下来,就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打造绿色技术的重要策源地和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示范地。

第二,是“创新人”。我有一本《城市“创新人”:人本考量与国际借鉴》的书,里面提出了“人人都是创新人”的观点。在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菲尔普斯出版的《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 增长和国家繁荣》中,也提到大多数创新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的,“如果人类拥有如此非凡的天赋,那么整个社会只要有意愿,就可能建立起一个允许和鼓励新想法产生的经济,从而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

总而言之,伊旗要发展,归根结底要靠每一个“创新人”的努力。伊旗要为“人均可创新”“人人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拓展市民参与城市创新的路径和制度空间,放大城市创新的公共性和人民性;要创造更多实践平台,推动以“参与型创新”为核心的组织结构变革,更好地容纳市民共创、共建的客观需求。同时,我们需要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重点关注人民的创新所得,让人民享受到创新的福利和更多的创新发展机会。

最后,是可持续繁荣。关于一个国家如何走向繁荣,其实经济学家早有关注。《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内容对于解决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比方说,书里提到,要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来消除居民的疑虑,使他们坚信下一个十年同上一个十年一样,经济会一年比一年好,日子也会越来越好过。这将会导致持续的市场繁荣,人们普遍盼望的经济良性循环就会来临。

还有埃德蒙·费尔普斯2013年出版的著作《大繁荣》,里面提到了“经济活力”的一个概念,在这里作者讲的经济活力,首先不代表增长,比方说,1890年-1913年的意大利,单位工时产出保持了与美国同样的增速,但没有哪位经济史学家认为那时的意大利经济具备很强的活力,更不用说达到美国水平。

另一方面,繁荣也不完全源自于科技进步,作者认为,从科技进步的角度很难解释美国为什么能相继超越法国、比利时,最终取代英国的领先地位,因为当时的美国在科技领域处于落后地位,与其他国家的距离也比较远,最不容易接触到新的科学发现。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解释荷兰和比利时的落后,因为他们的科技很发达,却长期徘徊在现代社会的大门口。

他把美国的成功,归功于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形态的出现,在他的描述中,繁荣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于,人们从小就被培养出的生活态度和信仰,或者说一种激励性的创新文化,他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他提出,现代经济的基础就是创新体制的有效运转,现代经济依靠社会的多样性和大众的创新实现繁荣。而这种制度设计目前在美国和英国有了很好的基础,德国和法国紧随其后。

所以,我们现在讲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讲新发展理念的这些概念,实际上都是说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增长要求,最终是为了实现繁荣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繁荣,也分为真实的繁荣、虚假的繁荣,这里主要就是看繁荣有没有可持续性,能不能一代一代延续下去。这里就需要创新来驱动,实现可持续的繁荣。就拿我们国家来看,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各个领域的创新,包括体制的创新,就像我们当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要有发展方式的创新,我们经济增长的方式慢慢从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的数量扩张模式向依靠科技进步、人才红利去转型;再比如,我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创新,包括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等等理论的提出和完善,都体现了我们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代际公平的一种思想;以及共同富裕的提出,代表着我们发展目标的创新,等等。

那么,伊旗要实现可持续和真实的繁荣,必然也要依靠创新,包括科技的、制度的、文化的等等各方面的创新,尤其是要设计和建立那些支持和鼓励创新的制度,培养有利于每个当代人、甚至是后代人敢于探索和想象的生活态度,从“追求发展”向“维持繁荣”的理念转变中实现新跨越,奋力打造一个真正“高质量的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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