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 | 司徒兆敦：推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是我们共同的任务

据悉，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纪录片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著名纪录片教育家司徒兆敦先生于2023年8月31日凌晨去世，享年85岁。

司徒兆敦先生在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司徒兆敦先生1938年11月生于香港，祖籍开平赤坎，1951年随家人移居北京。1959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他致力于纪录片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影视代表作有《我的梦》《竹》《青山夕照》《华夏风采》等；主要著作有《影视导演基础》《世界电影趣闻》《中国纪录片创作前瞻》等。1997年9月，他被北京电影学院授予“金烛奖”，此外他还曾被中国电视纪录片学院奖授予“推动中国纪录片发展杰出贡献奖”，被中法纪录片双年展授予德高望重的电影艺术家“终身成就奖”。

2020年，司徒兆敦先生与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结缘，担任当年“D20提名”单元评审委员会主席。

《忆司徒兆敦先生》——张献民

司徒老师，一点回忆

司徒老师的家族史，是近现代中国的历史。

四代之前，司徒家的长辈，以苦力身份离开广东老家，到旧金山淘金、然后修铁路。因排华法案，无法定居美国，晚年落脚在加拿大，去世时的身份是个水手。

三代之前，就是司徒老师的爷爷，在旧金山听孙中山演讲，加入同盟会，闹革命、反帝制，还回广东老家盖了个碉楼，据说捐过大炮、也开过大炮。

司徒老师的父亲，司徒慧敏，结识了共产党，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革命队伍。他在美国是工科学生，在上海电影界任同期录音师，设计组装过中国最早的电影录音机。在香港等地采购电子零部件、地下运输到延安，组装电台。50年代还根据最高层指令赴美从事侨胞事业和采购事业。晚年在文化部和别的部委任职，住在北京木樨地。

司徒老师，早年就读于北京的101中学，因父亲的民主人士身份，曾受到高干子弟同学的一点歧视，接受父亲的影响学习并从事电影工作，64年开始任纪录片教师，60年代中期投身革命大潮，曾于杭州等地躲避暴力，后被捕坐牢，在牢中彻底历练了中国底层社会，70年代初期恢复了自由。其时，恰逢温都尔汗事件之后，他父亲在最高层指示下，公开了三十年代开始的党员身份，一家人生活逐渐正常。

司徒兆敦老师之被后辈敬仰、尊重、纪念，主要因为他改革开放后作为电影教师的贡献。他是改开后最早出去的那批人，拜访了一些亲戚、华侨，但也有欧美游历。当时他已经以纪录片为志业，回国时带了一些录像带，学生们、各地到北京进修的人、电视台的编导们，去司徒老师家里集体观看，或复制。比较受欢迎的有《北方的纳努克》《奥林匹亚》《雨》《桥》等，最受欢迎的是《意志的胜利》，在外地被复制到第六版。

当时北京电影学院主要有司徒老师、周传基老师、谢飞老师从国外复制电影带回来与大家分享，前两位都有华侨身份，除了自己带回来的，还有后来嘱咐亲戚寻找后寄来的。这些新鲜的养分，构成了中国第五代和第六代电影的基础。司徒老师是中国电视系统90年代节目改革、纪实栏目兴起的思想源头之一。

司徒老师的纪录片理念是个混合体，有着延安时期的新闻学特点，也有电影语言性质，倡导真实，鼓励批判，提倡揭示，常言说直接电影。其创作实践接近尤里斯 伊文思，直击现实后进行编辑和解说，但他鼓励大家尽量不要用解说。晚年，他强调真实是第一位的。自述中只保留教师身份，导演或教父的头衔都被他抛弃了。

以此短文缅怀和纪念。

张献民

23.8.30

2020年10月，司徒兆敦先生受邀担任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D20提名”单元评审委员会主席之时，向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组委会撰写了一封信，其内容之真挚，洋溢于字里行间，至今读来，司徒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司徒兆敦先生来信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组委会负责同志 你们好 ！

收到你们热情的来信。对这一次西湖国际纪录片交流和学习，推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是我们共同的任务。我感谢你们对我这样一个喜欢纪录片，做纪录片，教纪录片的普通教师的信任。我很高兴见到了许多老朋友，也交了很多新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因为他们是纪录片的未来和希望。

任何有权威的国际性纪录片机构，必须有自己明确的学术追求，哪怕只是暂时的，阶段性的追求。你们秉持“ 我 · 纪录 · 事实 ”这一学术宣言，既简单明确，又是可以执行的。强调我（作者）的独立观察，即我看、我听、我思考、我纪录的事实。强调“我”在纪录片创作中的主导作用，丝毫没有放弃纪录片作者的社会责任，和纪录片的人文关怀。

从我看到的入选作品，我高度肯定初选评委的专业水平。由于他们的工作给终审评委减少了很多麻烦。

我必须说，这一次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是我经历过的最少干预的评委会工作。我感谢你们。

主办国际纪录片大会，因为有评奖工作，它是非常敏感的。特别是这一届，在疫情中间，外国评委不能到场，中国评委又是多数，公正性就容易受到质疑。作为中方的评委会主席，我非常注意尊重并听取国外评委的意见，所以没有发生些许的问题。我曾经担任过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的纪录片评委会主席，那时有国外纪录片作品参赛，但是评委会没有国际评委。我非常高兴，所有的中国评委坚持作品质量标准，将最大奖给了国外作品。事实证明，它的效果非常好的。

这次大会在评奖过程中，没有任何地区或种类受到特别关照，它坚持学术水平和评奖的公正性，作为评委，我是心安的。大会的安排丰富、紧凑，志愿者非常尽责，当然他们也学习了很多，他们应该高兴。

因为疫情，多有不便，这是我可以理解的。每一届纪录片大会，因为评委会成员不同，他们的纪录片认识和评判标准也不尽相同，这是一件好事。我希望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可以更加包容，接受例如以动画形式的纪录片。只要是非虚构前提下，讲述的内容是有事实依据的纪录片。其他样式的纪录片，我们同样要给以支持和鼓励。解放思想，开拓未来应该是我们电影节所追求的。

永远感谢你们为发展纪录片所作出的努力。

司徒兆敦

2020.10.29

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举办期间，司徒兆敦先生曾代表大会评审团致辞，他在台上娓娓道来自己开始创作纪录片的缘由，以及在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当义工和拍摄的经历。他表示，学习和拍摄纪录片是了解国情的过程，也是对生活的不断观察和体验，这也成为了他在日常教学中更加重视对纪录片教育的契机。

司徒兆敦先生与张献民教授对谈视频

同时，司徒兆敦先生还与时任IDF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谈，以下为当时的文字内容整理。

张献民：您觉得在中国的内部，各个不同的大学在教授纪录片时，是有不同体系吗，还是大家实际上都在重复差不多的教学体系？

司徒兆敦：每个学校或每个老师，对纪录片的看法都不会一样，这是件好事。我特别怕去哪地方都给人家建立一个模板，大家都一样。就我的看法，只要是遵循了非虚构的前提，样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以我自己的教学为例，我原来是学故事片的，但后来又希望能够再次回到生活里，从生活出发。

我教学最初时，有人说：你别这么较真，非虚构里如新闻、纪录片、专题片等不必分开。我说不可以。我是很较真的根据我的观点，对这三者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开始去摸索它们的规律。

像周浩有新闻的底子，我觉得他后来的纪录片形态会独树一帜；像我从故事片过来，我研究学习纪录片的过程中，我必然会带上我原有专业的一些看法，但我又反对美国人纪录片也要讲故事，根本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纪录片的文献性、认识价值，比讲故事要好。我上纪录片课，我的学生很轻松，我给他们不停讲生活里的那些真实的事情，我在IDF开幕式也讲了我思想的转变。我觉得生活比什么都重要，生活里那些真实的事情比故事片里人编的故事质感更强，所以我的学生也慢慢跟着我这么走。

北京电影学院最早是周坤、韩建文他们开始摸索纪录片。我是1964年毕业交给我一个班教授科教片，我认为这也是纪录片的一类，即科学类的纪录片。我的纪录片观念跟很多人不一样，我特别强调纪录片的纪实功能，因为我相信时间是不能逆转的，所以我强调事件发生的同时进行记录。我是不允许我的学生和弟子学复拍、重拍、搬演那一套，我觉得那个价值层面已经差了很远。时间不能预算，那么你就必须要在这个瞬间、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拍摄到。

每个人教纪录片都不一样，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开设了纪录片专业，那我一定会按照我的想法来开。我觉得现在纪录的手段越来越多，不像我们原来都用胶片记录所以特别珍惜，怕拍不好浪费。现在非常方便了，拍完不行再重拍，但这个时候我就想提醒现在做纪录片的人，还是要尊重胶片精神，就是一次过的，生活不会再重复。所以我要求他们必须学优秀的新闻摄影师，那种对时间的重视，全部身心投入记录一件事情。那种态度我觉得在今天没有了，觉得很方便，拍一大堆东西全是没有价值的。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教纪录片，我就给他们四句话：我看、我听、我思考、我记录。

司徒兆敦老师对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寄语——“希望IDF能秉承已有的人文之关怀，学术之态度，纪录之精神，并继续探寻纪录片在当代社会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纪录手段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过程。为什么纪录这么重要？我在教纪录片的时候强调，我们人的记忆是有时间限制的，根据科学家讲20年会有一次记忆的衰退。像我80多岁了，如果按20年一个周期，我现在很多东西都忘了，但实际上又有太多的东西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就要把它记录下来。后来有了照相术纪录、电影的纪录、电视的纪录，那是不是前面的纪录就没用了呢？我觉得不是。各种纪录都不可替代，这些手段都是可以用在现在纪录片创作里的。语言出现了，口述历史、口传的东西，有没有价值？有价值！所以我慢慢相信故事片如此，纪录片也如此，这是一个影像、声画构成的艺术。

张献民：纪录片最早是只有电影形式的纪录片，后来是有非常多的电视纪录片，乃至电视纪录片成为一个主流，然后现在各大网络平台实际上已经是纪录片最大的生产者了。在您看来，这些媒介方式的转变，有根本性影响吗？

司徒兆敦：每一种新媒体出来，这是时代变化了，所以它拍摄内容必然是有区别的，方法上和作者态度上也是不一样的。像电影时代、电视时代到现在新媒体时代，它一定都有带来（影响），每个阶段都做了太多不一样的东西。相互之间，我相信是会有一些传承的东西，但也一定是有新内容的变化，不应该把它当成矛盾的。所以我觉得面临新媒体必须要去学、要去研究，因为多一种手段。

张献民：这次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您看到的片有什么样的印象？

司徒兆敦：很自由，组委会从没有给我们任何约束，你们怎么想，你们喜欢什么，你们就如实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投票，这点特别好。我特别感谢这次的初评评委，我相信他们非常认真地挑选，而且就我所知，有我的朋友也提交了作品但没有入围，也就说（IDF）排除了所有私人关系，初评评委对纪录片有他们的态度，所以挑选出的片我觉得总体水平是不错的，这点我很高兴。

每一个纪录片节都在慢慢形成自己的一种偏向、爱好，我希望每个纪录片节一定有它的追求。它跟美术有关系，跟视觉造型有关系，他们怎么理解非虚构前提下的影像制作？非虚构的影像要朝哪个方向走？也就是我一直想说的，其实电影包括纪录片，是从表象真实的追求。比如说国际纪录片节找到了它自己喜欢的，广州纪录片节有它自己的一个走向。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我觉得很好，每一次的评委都不一样，带来了评委兴趣的多样化，而且IDF组委会（对评委）没有任何要求，这是反应多样化。我就特别反感，如果我们建立一个新模式，大家都来学，我觉得这是悲哀的。我也不希望成为这样的一个老师，我教纪录片永远是采取一种开放态度，所以我欢迎各种各样的东西。

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D20提名”

评优单元、创投单元评审团成员合影

我觉得纪录片未来走向，最可怕的就是要保护、要尊重人的隐私问题，因为现代科学技术什么都能达到，偷拍、偷录等都可以做到。所以我现在讲视听语言，我第一讲就讲真实的语言。美国好莱坞变化，跟它60年代以后纪录片（直接电影）的起来（有关），对它影像的这种认识变化很大，我个人认为从那之后纪录片促进了电影的变化。我现在教纪录片，你对一个题材感兴趣，你就要长时间去观察。我们缺少了人类学纪录片的方法，就是非常耐心的、长期的对一个事物的观察、思考、研究，由远到近的这种观察，由外部一直到它内心世界的观察，然后再用影像的方法把它记录下来。

张献民：我们也非常希望用一批作品，一方面是传播，一方面是传承。因为中国在这个层面蛮幸运，我们的观众比较年轻，西方有些国家这些作品的观众都比较大龄化，中国年轻人现在很多还是愿意接触新东西、接触国外的东西，然后通过转播的方式比较集中去看一些不太容易看到的，或者是在社交媒体、网络上传播度非常低（的作品），里面有一些（作品）就像您说的用了长时间的观察、用了很多力气去做一些纪实工作的。我们选片时觉得我们的开放的，不是只选美术类的，有关它的新鲜度，有关它的不常见的素质，这些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用您的话说可能就是带有作者性吧。因为它带有作者性的话，可能同一类题材，和别人拍出来的不是特别一样。

司徒兆敦：对于中国独立纪录片活动，我是尊重他们的，只要是纪录我觉得都有价值，所以我跟独立纪录片的一些朋友都保持很好的关系。我认为纪录片，你是一定要花一段时间陪伴另外一个生命，共同度过一段时间。我一直希望他们（独立纪录片）改成叫“非主流纪录片”，不要那么敏感，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自由的思想都没有问题，纪录片不要建立模式。我不希望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要建立一个模式，不同的纪录片节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追求，只要在非虚构前提之下，即不要去编假作假。

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海报

司徒兆敦先生千古

原标题：《哀悼 | 司徒兆敦：推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是我们共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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