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城市｜北京摩登，藏在公园里

 今天，人们普遍对公园抱有一种休闲的印象，它还往往与老年人的活动场所相关联。

 然而晚清时期以来,公园在引进中国之初，是作为一种城市文明的新装置而存在的。公园与启蒙教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彼时新鲜的都会生活与城市理念的先锋试验场。

 公园为什么和都市摩登生活息息相关？100年前，在公园，人们是怎样喝咖啡品茶，化装舞会、约会恋爱以及Citywalk，乃至闹革命的？服务业、商业再度成为城市重心后，公园有哪些变化？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期如此城市CityTells邀请了公园研究学者、《公园北京》作者林峥，以及北京公园基层工作人员、青年作家杜梨，通过她们的视角，理解公园的过去与未来。

林峥，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公园北京》作者

杜梨，青年作家，公园基层工作者

 ——本期主持

 ——收听时间线

00:08:30 公园最初引进中国时，承担了重要的文明启蒙功能

00:09:53 北京公园的最大特点，就是由帝国遗迹加之改造

00:18:12 社稷坛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公园，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

00:27:40 公园里的规章制度，折射出社会对于文明的期待与想象

00:32:36 百年前的北海公园具有阶级性，事实上面向社会的中上阶层开放

00:34:39 共和国的到来，如何体现在北京公园的变化上

00:46:58 公园拆围墙浪潮与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园如颐和园

01:13:24 曾经的公园+与公园引进多种经营场所之困

《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 林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10

——节目内容精选

——“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浑浊，理想污下”

如此城市：《公园北京》这本书围绕北京的公园，串联起了100年前北京各阶层的人对于摩登生活的想象与体验。对于今天的人而言，公园似乎是休闲与放松的场所，与先锋没有关联，然而在一百年以前，公园则被视为城市文明的装置，是十分新潮的。

了解北京公园以及更大范围的世界各地的公园，对于我们理解摩登生活的到来有什么意义？

林峥：在写《公园北京》这本书时，我有意在和李欧樊老师的《上海摩登》进行对话，摩登是英文modern的音译，意思是现代、现代性。在李老师的那本书里，对于摩登的理解是基于西方现代性的标准。我写这本书，其实是借公园去讨论我对于北京的理解。在人们的印象里，北京作为一座京城，气质比较传统，是古老中国的代表。但北京也有非常现代的一面，对于传统与现代的诠释也有其自身的特色，所以我选择了从公园这一角度去讨论北京。

在当今，公园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是日常生活的空间，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去公园玩耍的经历。但对于100多年前的中国人来说，公园并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是作为现代性的象征而引入到中国的。大约从1860年起，晚清士大夫们最开始会用“花园”这个词来翻译“park”。花园与公园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背后体现了对公园本质的认识的差异。

公园所谓“公”（Public）这一概念，对于当时中国人来说非常陌生。

西方语境中的“公”（public）与“私”（private）相对，分别对应公有和私有的概念；而传统中国对“公”的理解是与“私”相对的，意为公事、公家、公正，传统中国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也就没有公共空间、公共财产的概念。

所以晚清士大夫们从一开始接触公园，到最后认识公园的本质，即公园是一个现代国家为了公民的身心健康而开放的公共空间，再将其引进中国。梁启超曾说过：“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浑浊，理想污下”，所以公园最开始引入到近代中国时，承担了重要的启蒙功能。

北京的公园非常独特。

实际上，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公园是上海的外滩公园，当时称为“公家花园”，它位于租界区，是殖民者为外国侨民建立的公园，不向中国人开放。 所以对于晚清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来说，一方面他们看到了公园这一全新的空间，另一方面租界公园也刺激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他们迫切地希望建设本国的公园。

清末，中国官方着手开辟本土公园，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新建西式的公园，而是充分利用帝都丰富的名胜古迹，把原来的皇家园林改造成公园，向公众开放。

如此城市：公园这一事物不是古而有之，而是被发明的。西方国家的统治阶层为了应对工业化、城市化造成的噩梦般的城市环境，建立公园，改善工人大众的生活以此让整个社会能维持下去。林老师在书中关于万牲园、中央公园与城南游艺园的介绍，更深一步地展现了北京公园及其摩登生活以及其中包含的启蒙、理性乃至大众娱乐、传媒业的关系。

林峥：这三个公园都特别有代表性。万牲园是北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园，于1907年建立，当时正处于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派了五大臣去西方考察，其中，端方和戴鸿慈出洋考察归来时向慈禧汇报，陈述他们所观察到的共有四件事，分别为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和万牲园（动物园）。晚清政府以及“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们认为，动物园和公园与清末政治改革自救运动息息相关，因为动物园是在西方博物学这一新的知识体系发展过程中生发的。

万牲园

公园的出现与西方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密不可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环境恶化，西方卫生学随之流行。西方学者把城市看作人的身体，动物园与公园则被一同视为“都市之肺”，能够净化城市环境，在拥挤浑浊的城市中为市民提供休闲的场所。

在西方的脉络中，动物园实际上滥觞于16到18世纪的欧洲。随着航海和殖民的扩张，欧洲贵族热衷于从殖民地搜罗珍奇动物，作为彰显王权与财力的方式、文明驯化的象征。直到19世纪，动物园的受众由特权阶层渐趋大众化，开始肩负中下阶级休闲娱乐、陶冶情操和公众教育的功能。19世纪的时候，西方博物学盛行。欧洲动物园普遍采取分类豢养的原则，整个动物园犹如一个分类准确的博物收藏室，兽笼就像陈列窗，以便游人和研究者近距离观察动物；兽笼上附有说明标识，散发着百科大全目录式的气息；而笼中野兽则如同示范模型，具有科普和教育功能。

万牲园（试验场）大门

1907年，清政府着手设立万牲园，也就是今天西直门外的动物园。民国政府成立后，于1914年成立了京都市政公所，朱启钤担任第一任所长。受现代西方城市的影响，民国政府希望改革北京的市政，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城市。为了重构现代首都，京都市政所发起了一系列“公园开放运动”，延续了利用帝都胜迹的思路。除了基于实际的考虑，其背后还包含极大的政治隐喻——当新政权建立时，需要通过改写城市的空间，来表示新政权的合法性。对皇家空间的占有以及重新的命名改造，就是极具政治象征性的举措。

1910年中后期到1920年代，京都市政所先后将社稷坛、天坛、太庙、地坛等开放为公园。

北京的公园，有着非常奇妙的特质。一方面作为陈旧的帝国遗迹，北京的公园在开放时，基本保留了清朝皇家园林的情致、风景，一方面，它延续西方公园的思路，是现代性的公共空间。彼时的公园与我们当今的公园不太一样，是综合性的娱乐场所，公园设有图书馆、博物馆、讲演厅、音乐堂，以及餐厅、茶馆。民国政府有意去打造这些公园设施，体现了对摩登的想象。 

——公园，意味着举止有度、文明有序

如此城市：《公园北京》还讨论了城南游艺园这一综合娱乐场所，它位于北京南城。当时的北平市政府有意将北京南城的香厂街区打造成新市区。而正是在这种理性的城市规划分区思想的背景下，希望辐射大众人群的游艺园才会在这个区域得以建造，运营。这同样是摩登生活的到来与北京公园之间的某种隐秘联系。

林峥：城南游艺园是我书里重点讨论的个案，它的设立与北京城市格局的重组的历史背景有关。北京分为内城和外城，外城又叫做南城。清代实行满汉分治，汉人士大夫尽居外城，南城也就成为了当时的文化中心。到了民国时期，满汉分治的局面被打破，文化中心从南城移到了内城。士绅阶层聚居的文化中心——南城逐渐没落，变成了以天桥为中心的市井城南。

1914年后，京都市政公所除了将内城打造成现代的首都中心，还计划把南城开辟成一个充满生机与现代气息的模范新市区，而并非传统印象中以天桥为中心的贫民聚居区。除了建立杂耍场、说书场、电影院等娱乐空间外，还建有医院、邮局等现代设施，最终建成了以新世界和城南游艺园为代表的城南新式综合娱乐场。在电视剧《觉醒年代》里有一幕，陈独秀和李大钊分发《北平市民宣言》，选择的地点就是新世界和城南游艺园，因为这里的市民数量很多。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小公园》刊头

在传统中国没有公共空间的概念，更欠缺在公共场合言行举止的规矩和礼仪。近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去到西方后，他们看到西方人在公园里举止有度的、文明有序的状态，才意识到自身的“匮乏”。例如，梁启超说“中国人性质不如西人者多端”，如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乱扔果皮纸屑等。甚至认为“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说话”，我们今天看这番言论是过激的，但其中也体现了晚清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

这种启蒙理想最终落实到了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万牲园制定的种种章程中。万牲园在创立时，编订了一整本关于万牲园的游览规则和章程。从游览路线，到各种类型展览园、展览馆具体的游览规范，都有细致的规定。甚至设有工作人员，引导行人按照规定的顺序行走。在动物园中要求游客与圈栏保持距离，不能惊吓动物等。植物园中要求游客不能抚摸闻嗅一切花木等。还要求游客的衣着、举止、风貌都必须符合“文明”规范。从万牲园起，公园就承担教化、引导游客行为规范的职责。万牲园的种种章程，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过程中，晚清启蒙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国人在现代公共空间中应当具备的公民素质的期待与想象。

畅观楼修禊图

杜梨：林老师这本书的第三章《到北海去》提到，民国时期对启蒙民众的想法与愿望是十分美好的，但由于政权更迭，以及国民审美的不同，这一愿望发生了改变。林老师将公园的游客分为三个等级：士大夫、青年男女、城南的平民。但我们当今的公园是“人民的公园”。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有一次来颐和园游玩，园子里的工作人员以及游客都被请出园外，毛主席看到公园内空无一人，便说道：公园里怎么能没有游人，今天的公园不是私园，一定要人民进来。此后，公园变得更加普世了。

在上世纪，北京的公园里也出现了一个“奇景”。毛主席曾号召群众到大江大河里游泳，北京所有公园的湖内，甚至昆明湖里都有人游泳，成为了北京的一大奇景。现在南如意门外，依旧有大爷在游泳。由于水闸限制，人们不能游到颐和园昆明湖里了，但他们可以沿着外墙游到南如意湖岸。这段河道并不归我们公园管辖，但我们也经常接到游客投诉，投诉的游客认为，人们不可以在这里游泳。

《春祺夏安》 杜梨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3.05

林峥：在中国公园的发展史上，有两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一个是民国政府成立，另一个是共和国成立。民国政府成立时，大量的皇家园林开放，开始建立起公园这一现代公共空间。以朱启钤为代表的启蒙知识分子，将启蒙民众的理想寄托于公园，因此希望公园能向广大公民开放。但实际上，民国公园主要面向社会的中上阶层开放，民国公园的消费、格调等限制了普通民众的进入。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不算低廉的门票价格就限制了他们进入到公园。在1937年，北海公园的门票价格为二十枚铜子，北海公园内的渡船租金每小时三角，这在当时可以买三十九个烧饼还有剩余。

除了消费限制，还存在着格调、趣味的差异。民国公园虽未规定游客的穿着，但在普通市民的认知里，进入公园必须打扮得体面，否则就会感到自惭形秽。“在北海逛的是时髦人物，个个是衣裳楚楚，油头滑面的”，就连朱光潜这样的文化名人、大学教授，都嫌北海“是一种奢侈”。

但到了共和国时期，公园才真正广泛地向平民开放，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人民的公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公园的游人数目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而在广泛的公园受众中，共和国政府尤为关注青少年群体，有意识地以公园中快乐嬉戏的少年儿童象征“新中国”美好光明的未来，这在共和国初期出版的画报、电影、小说中皆有体现。1955年，电影《祖国的花朵》问世，其主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描述了一群少先队员在北海泛舟的欢乐场景。

琼岛春荫与长廊（1910 年）

公园寄托了强烈的政治性色彩和乌托邦想象。共和国政府对于北京的蓝图，有一个北京大公园的方案——将曾经封建王朝的皇室空间全部打通连结，作为百万人民群众庆祝狂欢的场所，实现人民对于公园的占有和使用。这象征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同时表达了对于新政权的认可与期许。例如，中山公园由于处于首都中心，且毗邻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所以每逢重大纪念日或庆祝会，政府都会在中山公园举办规模盛大的游园会。此外，群众在天门广场上的大型集会结束之后，往往会前往中山公园继续庆祝狂欢。中央领导人也常来此与人民群众共同庆祝联欢。

关于游客投诉人们在湖里游泳，这与我们对现代文明人的想象是有关。在这本书的内封里有一张照片，拍摄于1940年代的中南海。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一位年轻女性穿着泳装，自信地正面朝着镜头，对她的男朋友微笑，她男朋友则打赤膊背对着镜头，两人相视而笑。

中南海作为一个公园，人们穿着泳衣在里面游泳，这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一个场景。

《北京公园》内页，中南海游泳池，年轻女性穿着泳装，正面朝着镜头在向她的男朋友微笑

 ——百年前的“公园+”与城市行走

如此城市：公园最初在西方诞生时，作为城市中的休闲场所，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西方公园一般没有开放闭馆时间，也没有围墙，24小时都可以去。上海有很多的公园，比如中山公园，复兴公园，都把围墙拆掉了，公园里的绿荫能够直接渗透到城市里，公园与城市没有界限。而我们观察到北京的公园诸如颐和园与天坛，好像往往是作为一个特定的观光与景点而存在的。

杜梨：关于公园的闭馆时间，首先应该从公园的定位与性质来看待。北京的公园既是现代的公共空间，又是皇家遗迹。比如颐和园不仅仅是普通的公园，还是世界文化遗产。公园设置围墙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如果不设围墙，导致园内的物品失窃，没有人能为此负责。为了保护古建和文物，大部分古建内没有现代的供暖和照明设备，一切以防火安全为原则。如果物品丢失，很难搜寻，夜晚园林和古建因防火要求的能见度特别低。

 颐和园的往昔夏日

林峥：我在与西方的建筑师讨论时谈到，西方开辟公园时，希望公园和市民的生活产生密切联系，但在城市化发展后期，居民搬离市中心，市中心的公园逐渐脱离了和市民的关系。中国民众与公园的关系反而更紧密，对公园的空间利用程度也很高，如中国大爷大妈们会在公园里跳广场舞，外国老年人通常不会去公园。

如此城市：《公园北京》里提到了北京建都后的城市方案。其中，“梁陈方案”延续前北平市政府那种打造消费型、旅游型的北京，将其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古城。由苏联专家支持的“共和国方案”则完全不同，它是将北京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中心去打造，工人-生产-生活的地点相对分离。

然而两种方案从今天的眼光看来都缺乏对于经济发展与工作形态快速发展的想象，缺乏在城市与人类工作与生活融合的想象力。如今，半数中国人都可以在城市中心工作、生活与消费。而今天我们同样看到北京市做出了特别多的努力，包括亮马河的改造，朝阳绿道的修建，去让城市生活更宜人更美好。林老师在书中援引了许多中外游人对于昔日北平的描述，它曾是一个遍地庙宇树林的公园般的城市。

经过了百余年，你如何理解当今的北京城市风貌？

林峥：“梁陈方案”的中心思路是保留北京旧城，在西郊另辟新城。这一方案在当时过于理想化，没有考虑到实际的生产能力。而受到苏联专家影响的主流观点，对于北京的定位是以发展公园为中心，将行政中心设于旧城区。所以当今北京市以内城的行政办公地为辐射，建立起六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北京之上，其实漂浮着另一种可能存在的北京城市，这两种对北京的想象形成了某种张力。

从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北京消费型的城市定位是一以贯之，非常重视公园资源。1930年代，北京变成了北平，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优势，同时还面临着外国侵略的局面，所以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袁良采取了“北平市游览区建设计划”，把北平打造成为一个面向世界游客的公园，以此提高北平在全世界的知名度，保护北平的文化古迹免受侵略。内战结束以后，北平市政府聘请了梁思成等专家，共同商讨北京建都后的城市建设方案。最终政府听取了苏联专家的意见，至此，对于北京的想象，从原来的以公园为主，转变成为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的乌托邦想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海公园

杜梨：从生态的角度来说，城市生活的快速发展并不是一件好事。城市里应当设置一些荒野地带，城市的绿化和硬化面积也应当减少。因为对于鸟类等动物，人为种植的树木仅仅只是一种绿化景观，而不是原始的生态环境。例如，沙河曾经作为北京市观鸟的圣地，有无数的动物在此生存栖息，但现今由于沙河改建施工，动物被吓跑了。人应当学着与动物共处。例如，北京人特别喜欢燕子，人们就在家门前倒挂雨伞，收集燕子的粪便以及筑巢的泥，防止其掉落自己家的门前。人们不会去破坏鸟窝，但是会想办法与动物和谐共处。

如此城市：2023年初制定的《上海市“十四五”期间公园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目标之一便是推动公园与城市更加融合，推进“公园+”工程，不断完善城市公园服务功能。而在林老师这本书里，我看到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与北海公园似乎在100年前就有公园+的理念，当然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况，公园的开放存在严重的阶层壁垒。但今天我们似乎在中国城市的公园里，比较少地能看到多样化经营的情形，比如同时有喝咖啡、喝茶、看书、娱乐的地方。

林峥：民国时期，北京的公园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公园+”的功能的。比如年轻时候的沈从文，在二十年代中期从老家湘西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青年”。由于他的公寓又冷又潮湿，沈从文经常到北海公园的公共图书馆看书，使用图书馆里的公共火炉。到了中午，沈从文先生就会到中央公园的茶座里喝茶、吃饭。中央公园是民国北京最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之一，园内设有图书阅览所、台球房、网球场、高尔夫球场、电影院、照相馆等多功能文娱设施。胡适在北大任教时，就常到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与友人相会。

昔日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茶座

杜梨：公园里引进多种经营场所，能够使得公园与城市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这必然会导致公园人力成本，乃至事业单位编制的增加。人们来到北京的公园，主要以观光游览为主，但也有游客会问道：公园里有什么好玩的？所以公园功能性的增加对于市民来说是有益的。

在历史上，公园里就有非常多的娱乐活动，例如，节假日会举办游行、庆典。苏州街就是在乾隆年间兴建的，乾隆皇帝到江南巡视时，非常喜欢苏州的街景，于是在京城内，仿照江南的街景，建成了一条长达数里的苏式“商业街”，俗称“苏州街”。英法联军侵华，苏州街被烧毁，直到被重建后，园内的工作人员会穿着古装在苏州街卖茶叶。

如此城市：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案例是什刹海、后海，这一区域一直是相对开放的，游人在园内的水面上玩桨板、溜冰。是否在活动形态上少些硬限制，公园作为公共空间的这一面会更有生机。

林峥：什刹海和后海可以和北海公园做一个对比。公园也存在鄙视链，民国时期，什刹海属于平民老百姓的娱乐场所，相对低端，而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就属于高端娱乐场所。张恨水在小说《啼笑因缘》写到，一位会功夫的老拳师穿着蓝布大褂去中央公园喝茶，蓝布大褂在当时代表着劳动阶级服饰，所以中央公园的茶房没有接待他。相反，这位老拳师去什刹海喝茶时则会感到更加舒服自在，因为什刹海是平民的休闲场所。

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套色木刻）

杜梨：乾隆皇帝统治时期苛察比较严格。例如，据史书记载，历史上的果郡王“无旨意私游御园”，惹怒了乾隆皇帝，不仅自己受到惩处，还连累了一干人等都被施加重重的责罚。这一事件的起因是王府里的苏拉（古时干杂役的下人）六达子向果郡王讲起了颐和园内的美丽风光，果郡王受到诱惑，在六达子的带领下，曾六次私游御园。最后此事暴露，乾隆皇帝大怒，事情的始作俑者六达子被罚脖颈扛着几十斤重的木枷铐，在原地站立两个月，等期满后再狠狠地抽打一百大鞭。果郡王受到的处罚是不许在内廷行走，并罚俸十年，只有禄米可食。果郡王的年俸是六千两银子，六次游园，他损失了六万两银子，因此后人也称之为颐和园历史上最贵的“门票”。在等级森严的帝制时代，皇家御园是皇帝的专属园林，没有获得皇帝的恩准，私自进园游玩，在当时属于挑战皇权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