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穿旗袍的姨妈》：既遮蔽又去蔽，为文学里的青春留证

原创 张滢莹 文学报

“程永新的小说既遮蔽又去蔽，有些东西隐秘掉，有些东西揭开了。”近日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程永新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分享会上，主持人、评论家王尧如是说。作为作家、编辑程永新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穿旗袍的姨妈》融入了他青年时代的经验感受与写作理念，出版后多获赞誉，至今其中的许多片段仍令人记忆犹新。分享会上，围绕小说创作，作家苏童、毕飞宇、李洱和程永新这几位老友的探讨不啻为一堂深入的写作课。

作为《收获》杂志的主编，程永新最寻常的工作，便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伏案审读、修改作家的稿件。恰如毕飞宇所说，程永新长期以来面对的是他人，紧紧地凝聚起自己的目光去看他人身上的光芒，去发现他人身上的好，去寻找他人身上的才华。但当面对自我时，“他在写作上所花的时间不一定少于我们。不管时间的多和少，一个小说家的能力，一个小说家的才华，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阻挡的。”

《穿旗袍的姨妈》程永新/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穿旗袍的姨妈》中，毕飞宇读到的是同自己的童年经历相似的一个“黑洞”：一个小孩成长在黑洞的面前，这个黑洞像一口井，小男孩的一生始终围绕这口井的四周打圈。这样的叙事进程，使小说一下就走入了毕飞宇内心。从小说中许多细节，毕飞宇看到的是小说推进的多种方式。“如何把构成小说的信息有效地传递给读者，并在传递的过程中有效呈现出小说的魅力，这是我们每一个写作人挖空心思都要做到的。”

在这部长篇处女作中，苏童感受到类似于卢梭《忏悔录》的明显自传色彩。“《忏悔录》里，流浪的荷尔蒙和青春的迷茫组成了小说基调，而在《穿旗袍的姨妈》中，程永新大量所写的是上海，是一个男孩在母系社会里的成长。”苏童认为，小说最后回乡拜访母亲的亲人时，路过上海、路过父亲的故乡的片段，使惯常我们认为的故乡成为他字典里的“路过”，并构成了一种悲怆和辛酸，“一个人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民族史的一部分”。

由是，王尧认为，在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书写中，小说对人们了解那个年代人的状态、精神世界，心理世界以及了解各种关系都有意义。同时他表示，记录程永新与作家交往的《一个人的文学史》，小说集《若只初见》，以及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这三本书能帮助读者看懂程永新作为小说家、编辑家的多重身份。

“将男孩命名为骆驼，有一种在穿越文化沙漠的时间段里逐渐成长的隐喻：非常即可、带着巨大的胃囊，通过沙漠获得自我成长。”李洱说。他指出，小说中呈现的少年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的成长过程，与今天年轻人的成长之间具有非常直接的对应关系。而其中父亲形象的缺失，使一个男人的成长失去了伦理意义上直接的反抗对象，骆驼只能带着一种反抗对象不明确但依旧要反抗的情绪，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长。

“这是在我所看到的中国成长小说中第一次如此直接地去写我们的成长过程，而他的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对象是缺失的。由于其缺失，这个对象就详细平均分化到了不同女性身上，‘我’的反抗就变得绵软无力，带有一种调皮、时刻会失败的感觉。”李洱说，“到现在为止，我所见的中国小说里少有这样的处理。这种人物关系的设置使小说的反抗感、力度更为增加。”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小说草稿后，程永新曾将这个作品搁置了很长时间才着手修改。此时，中西方经典的海量阅读形成了某种启发，如大学时曾读过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喜欢这本书不是因为它的构架，而是细部的东西，非常细微，像小溪那样涓涓流淌：它时时处处的人性，不是通过大事件和戏剧感很强烈的东西来建构小说，而是通过淡淡的、微妙的、似有似无的东西来建构，这个比较打动我。”程永新说。

程永新

《穿旗袍的姨妈》中，姨妈是有生活原型的，程永新一直记得这位生活极其简朴、最后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早早去世的姨妈竟然留有一笔宝贵财富：她生前常去旧货店淘买家具物件，最后这些物件居然都有文物价值。“我不知道她的相关知识从何而来，她喜欢怀旧的东西，穿着旗袍就是古色古香的样子。这让我思考，中国民族的共性里有些东西一直在流淌，但你却不知道从哪流出来，也不知道怎样传下去。我不想变成它一本非常简单的成长小说，或是一本简单的自传，我还是希望通过淡淡的忧伤、情绪的流动，能够把一些年代的东西记录下来。”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

配图：主办方图

原标题：《程永新《穿旗袍的姨妈》：既遮蔽又去蔽，为文学里的青春留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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