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民：张謇把慈善看作地方自治和构建“新新世界”之必需

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罗一民

西方慈善理念的吸纳

张謇虽是由传统文化哺育的一代儒生，但为了使国家尽早富强繁荣，他对西方文明的各种可取之处都努力学习借鉴。对于为何搞慈善，如何搞慈善，他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亦从西方慈善理念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成分。

张謇在1884年结束幕僚生涯，回乡备考和“经营乡里”时，就做了一些收野尸、赈灾民的善事。后来，又在1904年后创办了南通育婴堂等慈善项目，但真正大规模兴办具有现代意义的慈善机构，如养老院、栖流所、戒毒所、济良所、贫民工场、育哑学校等，却是在1912年以后。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与一位西方人的劝导和刺激有关。

这位西方人就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被清廷赐予头品顶戴）。他是一位在中国生活多年、在中外均有重要影响的“中国通”。他认为，中国文化未来的出路在于综合融会古今中外文化可取之处，建立一个兼容并包、广泛吸取和专精一学、触类旁通的新学。

1912年4月，李提摩太在与张謇攀谈时，提出了一个鲜明而尖锐的观点：“中国非真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此比练海陆军为强。究竟能有几省能行否？”这番话使张謇既振聋发聩，又羞愧难当。他当即表示，目前在全国普及尚难，但个别地方可以作些尝试。李则说：“有两三处做模范即善”。于是，张謇暗下决心，要在地方自治（包括慈善事业）方面做“模范”，为中国人争口气。

张謇在与李提摩太攀谈后的第二天，便写下了《感言之设计》，在南通原有基础之上，全面规划设计实业、公共卫生、普及教育、慈善四件大事。关于慈善的设计是：“推广慈善则育婴堂除幼稚园之增设自任外，须增建初等小学五所，平屋二十五间，连具须七千圆。小平工厂七间，连具须三千圆。改建宿舍楼五十一幢，连具须二万圆。养老院连工厂器具须一万五千圆。残废院连工厂器具须一万五千圆。育哑学校须一万五千圆。贫民工厂须三万圆。妇女工厂须一万圆。合计十一万五千圆，核银七万七千七百两。”另外，他对已办或将办的慈善机构，都仿效西方模式，改进管理制度和方法，促其转型升级。

西方慈善理念的影响，也促使张謇将中国古代传统认知与西方近代观念相融合，从而进一步认识慈善的重要意义，并增强自觉推进慈善事业的动力。他认为，“老幼孤独不得所，大乱之道也。墨家者流以养三老五更为兼爱，孔子志安老，孟子申之”，“慈善与国家社会之说之通于政，近世欧美人之言也。比年耶教会设安老院于上海，安老云者，犹孔子意。”在这里，张謇将孔孟之道与西方近代理念相比照，说明两者都以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高度看待慈善，都应予以重视和践行。

其实，早在此之前，张謇就留意西方的慈善作为。他在1903年出游日本时，便考察了若干具有西方色彩的慈善机构。看了盲哑学校后，感到“使人油然生恺恻慈祥之感”。回国后，便向地方政府建议兴办盲哑学堂。1904年，他重建南通育婴堂时，也是受到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主办的汇育育婴堂的启发，并相应地移植了他们的一整套制度和方法。“复与同人力去普通婴堂腐败之陋习，参用徐家汇教会之良法，开办一载，活婴千余，成效昭然。”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尝试。1912年以后，南通才出现了全面兴办融中外文明为一炉的近代慈善事业的高潮。

1914年12月，张謇为南通医学院题写校训：“祈通中西，以宏慈善。”这既表达了他对中西医结合培育医学人才的殷切期望，又反映了他融合中西文化理念兴办慈善的基本思路。

构建“新新世界”的需求

张謇所有的事业追求，都是围绕构建“新新世界”的需要而展开。慈善事业亦是如此。

具有世界眼光和进步文明观的张謇，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看作是“文明村落”，他的“新新世界”的理想，就是也要把中国建成与先进国家比肩的“文明村落”，“此或不辱我中国之志”。而慈善，在张謇看来，则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不行现代慈善，就无法迈进现代国家的门槛。因此，必须大兴文明之风，大办慈善事业，大力促进全社会的文明转型。在这里，张謇已经把慈善的地位与作用，提升到促进文明，改良社会，乃至救亡强国的高度来认识。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才会对兴办慈善有无比的自觉和执着。

张謇关于构建“新新世界”的设想，首先付诸南通的地方自治。他认为，实业、教育、慈善是地方自治的三根主要支柱，缺一不可。其中，实业是根本基础，教育是积极充实，慈善是必要补充。“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于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唯赖慈善。”在张謇看来，慈善虽然仅处于后列的辅助补充地位，但对于构建一个完整的文明社会，却是必不可少的。“王政不得行，于是慈善家言补之，于是国家社会之义补之。”就社会结构和社会分配而言，如果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不能以慈善的途径予以关照，社会成员就不能共享社会财富，社会就有很多缺憾，就无法构成真正的文明社会。同时，还会引起社会动乱，“老幼孤独不得所，大乱之道也。”正因张謇把慈善看作是地方自治和构建“新新世界”之必需和必然，他才会用毕生的精力和财力兴办慈善事业。

在张謇的心目中，“新新世界”是一个社会和谐、人民安康的世界。但他所处的时代，恰恰贫富悬殊，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他认为，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靠慈善。他为当时社会病症开出的药方是“安富”“振穷”“恤贫”。

所谓“安富”，就是为实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让企业家安心经营，让富人安心赚钱。所谓“振穷”，就是依靠经济发展，振兴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所谓“恤贫”，就是利用民间慈善和国家抚恤，使没有能力工作挣钱的贫民，也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张謇主张，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对正常人“广设生计”，“皆有所效以资其生”；对残疾人“亦有所安以恤其苦”。这样就可以“调剂贫富”，“根除社会上之不平等”。他衷心希望并大声呼吁“将来国家若能明定法令，使富人帮助穷人，则尽善矣。”

为了实现人人各尽所能、各有所安的和谐社会，从而建成现代化的“新新世界”，张謇主张慈善也应由传统走向现代。他认为，传统的慈善救助偏重物质上的帮济与扶助，突出以“养”为主，而从构建“新新世界”出发，传统慈善应顺应时代潮流，实现跨越式转型，实施物质和精神救济扶助并重，“养”与“教”相结合。因此，张謇后来在创办慈善项目时，竭力践行“教养并重”的理念。一方面对贫弱残缺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一方面对其进行知识传授和技能培训，并着力培养他们成为心灵健康、人格健全的正常人。他特别强调“救济之行的目的，即在促其自新，扶其自立，俾由被救而达于自救，故礼义廉耻之诱导，职业技能之训练，较之衣食住所之供给，关系尤重。”

张謇在重建和改造育婴堂时，设立了幼稚园，使“育婴”和“幼教”相结合，并为十岁以上的孩子办了初等小学和平工传习所，帮助他们成人后正常就业。他所开办的贫民工场，既提供劳动场所，又培训工艺技能，让收养留教的学徒工，毕业后就可谋生创业。他所创办的栖流所收养的流浪人员，也要“日作粗工”，并“习有小艺”，逐步养成独立走向社会的生存能力。他注重济良所对失足女子的文化学习和思想教育，开设了国文、算学、手工和伦理道德课程。他在中国首创的育哑学校，除了针对育哑人的特点进行特殊文化教育外，还扬长补短式地进行特定技能培训，学员毕业后，常被商务印书馆及一些图书印刷出版单位录用。

正因为有着“新新世界”理想的指引和激励，张謇才不遗余力地大办慈善事业，并依据建立“新新世界”的需要，以现代的方法创办现代慈善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罗一民9月1日在2023中华慈善论坛上演讲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