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学人｜孙文凯：应收账款增多困扰中小企业，要抓紧解决

与规模以上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有着鲜明的特点，优势明显：它们活力强，敢于尝试，试错成本相对低，也更善于捕捉市场机会。然而，中小企业的弱点也很突出，比如，抗风险能力弱、缺乏长期战略规划。

疫情三年，以服务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受影响很大。今年，受内需不足和地缘政治影响，消费和出口增速不及预期，中小企业仍在艰难复苏。

8月3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PMI指数，其中，中小型企业PMI仍处于收缩区间，分别录得49.6和47.7，高于7月0.6个和0.3个百分点。

澎湃新闻记者此前在与部分中小企业主交流中，企业家普遍反映，进入二季度以来，企业的经营压力在增大，尤其是应收账款拖欠压力变得更为严峻。“今年企业普遍都反映缺钱，账期从过去半年变成一年，是常有的事。”有企业家反映。 

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其经营状况受到广泛关注，而理解其当前运营态势是制定宏观政策的关键依据。 

当前，哪些成本是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经营压力？中小企业普遍反映应收账款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政府的减税降费政策能否缓解中小企业压力？帮扶政策如何做到有的放矢？ 

聚焦上述议题，澎湃新闻记者9月3日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中小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文凯。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中小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文凯

澎湃新闻：今年以来，广义货币供给（ M2）增速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但是企业却普遍反映，应收账款账期从疫情期间的三个月至半年，部分变为现在的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企业普遍反映缺少现金流，这背后有哪些原因？ 

孙文凯：应收账款问题在中小企业中尤为严重。长期以来，中小企业较弱的市场势力使得其与大企业或国有部门交易时经常出现账款拖欠，账款多、账期长、延期多的现象普遍，近年的管理措施起到的作用相对有限。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供应链风险传导也使得应收账款增多。基于我们的调研发现，2023年疫情过后，相比于疫情期间，企业的营收反而出现下滑，企业客户普遍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违约和应收账款拖欠的情况增多。经济形式不好，市场流动性降低，例如由于房地产市场趋冷，房地产工程拖期，原本一年的工程，现在两年完成，相应的回款周期也延长，房地产公司出现资金问题，建筑企业的应收账款纠纷明显增多，且在产业链自下而上形成多重债务链条。 

我们调研发现：疫情后，一些企业的应收账款占总营收比重大幅增加；一些企业由于应收账款比例过高已经难以经营，公司的流动资金不足支付职工工资及各种税费；另有较多企业由于应收账款积压而不得不贷款，甚至信贷额度已经用光。还有一些企业的客户承接政府项目转包，这些客户基本采取 “背靠背”的付款方式，而不会严格按照合同付款，政府把钱付给客户，客户才能把钱付给企业，但当前地方政府资金不足已成常态。 

澎湃新闻：目前应收账款拖欠压力是中小微企业主要面临的成本压力，那么有哪些好的解决办法？

孙文凯：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2020年出台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2023年7月20日发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到“完善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理机制。严格执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依法依规加大对责任人的问责处罚力度。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以内部人员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在合同未作约定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延迟支付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款项。建立拖欠账款定期披露、劝告指导、主动执法制度。强化商业汇票信息披露，完善票据市场信用约束机制。完善拖欠账款投诉处理和信用监督机制，加强对恶意拖欠账款案例的曝光。完善拖欠账款清理与审计、督查、巡视等制度的常态化对接机制。” 

但当前延迟支付等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仍然普遍存在，宏观风险也在蔓延到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业。根据调研结果反馈和现有政策条款不足，我们提出如下政策措施建议：

第一，继续完善迟延支付立法

目前，虽然国务院已经出台《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等限制迟延支付的专门行政法规，但条例的法律效力层级过低，内容过于原则性而缺乏实用性，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难以解决更为复杂的情形。中国急需建立一套从专门立法到监管制度、调查执法、咨询调解、宣传教育等全面防止迟延支付等滥用市场优势行为的系统性制度，在政策堵点上进行更多提炼、深挖和突破。

第二，增强执行能力，增强主动调查

揭发迟延支付等企业违规行为要以信息公开结合直接调查。由于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不会就迟延支付向政府起诉维权，因此，定期开展对中小微企业的主动调查，摸底应收账款实际情况并联合各部门执行很关键。此外，也可以增加民间力量配合，如行业协会可以发挥信息收集功能和第三方独立性，补充政府部门不足。

第三，进一步发展供应链金融服务

当前，大银行贷款过度强调企业运行和财务情况，而很多中小企业往往是出现资金运转问题时才会去贷款，导致需要贷款的中小企业贷不到款，造成信贷错配。而现有应收账款融资政策主要针对大型公司，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确权难，政策无法惠及中小企业。为此，需要政府出面规范，要求企业间业务活动的开展必须有合同和发票等有效凭证，便于确权，联合各方建立一个可信的交易、可信的资产、可信的行为链，通过市场化机制让银行更愿意为中小企业融资。中小企业以应收账款担保融资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必须在中小企业提出确权请求后及时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引导推动大企业支持上下游中小企业开展供应链融资。 

最后，加大政府部门支付快捷度。即便在疫情前，地方政府对企业负债拖欠都是老大难问题。随着经济下行，地方政府财务紧张，可支配财力进一步受限，这种情况更加凸显。相比于其他市场主体负债，政府负债相对容易解决，且在经济下行期间，政府支出是重要的财政政策手段。建议当前通过中央加杠杆，大力拨款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特别是定向偿还中小微企业欠款。同时，加强地方政府财政审计，使其专款专用，防止资金滥用。 

澎湃新闻：基于近期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调研发现，由于企业帮扶政策的边际效益递减，加之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加剧，企业成本负担压力仍然较大。企业有多种成本，包括原材料成本、税费成本、物流成本、劳动力成本、营商环境成本、融资成本等，对中小企业而言，你认为目前哪些成本对其压力最大？

孙文凯：我们近期通过邮储银行调查系统对中小微企业进行了专项调查，询问了“现在公司运营最大压力来源”，市场需求不足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是企业运营的主要压力。其中，面临市场需求不足问题的企业占比超过三成，两成左右企业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问题，其次，面临压力为“人才招聘困难和工资上升”与“未来不确定性增强”的企业占比均为13%。从成本绝对构成看，原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是最大的成本，近期都有所上涨。从每月小微企业运行指数看，各项成本包括原料、人工、营销、运输成本都有上涨趋势。 

澎湃新闻：减税降费是近年来财政助企纾困政策的重要内容。2022年，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共为市场主体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超4.2万亿元。已超过“十三五”以来减降力度最大的2020年全年的规模。但是从各方的反馈来看，为何仍有不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表示获得感不强或者没有直接受益。也有反馈称，许多利好政策的最终受益者是大型企业。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这个状况又该如何改进？

孙文凯：减税降费是目前最主要针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并且最大范围的让中小微企业切实受益，中央今年继续优化税费减免政策。目前部分中小微企业反映获得感不强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税收并非主要成本项，市场需求和其它成本决定了企业生存基本状况，如果企业本身利润低，则本身税负也不高，减税的获得感就不强。

第二，中小微企业竞争激烈，部分税收减免可能由于竞争效应反映到价格下降上，从而税收减免的好处最终没有获得。

第三，企业应收账款等其它问题变得严重，使得税收减免好处相对淡化了。

当前降费降税政策应该持续，并且还要伴随其他促进市场需求、降低成本的措施。 

澎湃新闻：基于你们此前的调查，小微企业主要面临三大困难：市场需求不足、成本持续上升和应收账款回收困难。部分大企业在偿还小企业应收账款时会暗箱操作甚至以此牟利，挤压小企业生存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有哪些可做的举措？

孙文凯：在连续几月在景气线下运行后，最新的小微企业运行指数7月和8月均在景气线上，整体回暖，这主要源于市场需求持续好转。但应收账款始终没有改善，这是最大风险因素。当前中国已经出台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并且近期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意见也提到应收账款问题。各级政府应该加大法规执行力度，增强支持中小企业意识，首先是自身拖欠尽快解决，其次是积极作为，整治市场中相关现象。 

对于政府自身拖欠问题，主要是落实以下政策：

2017修订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对政府和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做出相应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违约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款项。中小企业有权要求拖欠方支付拖欠款，并要求对拖欠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还规定中小企业以应收账款申请担保融资时, 应收账款的付款方 (即债务人) 应及时确认债权债务关系，有义务为债务人确认账款提供法律依据, 便于供应链金融等融资活动的开展。 

2020年，国务院颁布《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是最具针对性的法规，对与中小企业有业务往来的大型企业的资金支付方式、支付期限、债权债务关系确认等内容，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明确禁止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采用各种手段拖欠或者变相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不得滥用市场优势地位逾期占用中小企业账款，对中小企业促进法的有关拖欠规定作出具体落实和细化。对于拖欠期限问题，《条例》规定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自交付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最长不得超过60日。国务院国资委还进一步发文强调，中央企业单位不得利用优势地位强迫中小企业接受非现金支付，原则上不再开具6个月以上的商业承兑汇票。 

澎湃新闻：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基于中国财政科学院的企业成本调研发现，部分领域监管过度甚至非正常监管抬头，导致企业隐性成本上升。比如，有东部某企业反映，受职能部门委托，一些中介服务机构以环保服务和检查为由，频繁到企业开展环境检查，有时一周几次，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针对这些问题，有哪些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呢？ 

孙文凯：改善营商环境是近十年来中央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标，并且出台了各种法规和指导意见，核心是减轻企业负担，减少隐性成本。当前相关政策很多，应进一步落实各种相关政策，切实执行。地方政府应遵从中央号召执行相关政策，避免出现在实际操作上增加企业经营障碍的现象。比如，有些地方政府要求企业必须在当地设立分公司才能参加招投标或地方政府采购，有些地方政府通过备案、注册、年检、认定、设立名录库、资格库等名目，变相设置企业准入门槛，这些都违背中央精神，应该加大整治力度。 

澎湃新闻：在中小企业群体与政策制定者之间，是否缺乏一个有效沟通机制？

孙文凯：目前来看，双向的沟通机制正在逐步有效地完善。随着国家对中小企业重视度加大，部门任务明确，在以往各职能部门工作基础上，沟通渠道日益增多。目前工信部出台了线上平台，各地经信局也有联系渠道，地方政府不定期举行座谈，服务机构日益增加，服务功能日益完善，相关调研也在增多。中小企业可充分利用各个平台反馈自身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