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中国人物史 | 吴健雄：不让须眉，积健为雄

“摩登的妇女”

吴健雄身上有许多响亮的标签：“物理研究的第一夫人”“世界物理女王”“东方居里夫人”“普林斯顿第一位女讲师”“哥大历史上第一位物理系女教授”“美国物理协会第一任女会长”等。它们纷纷体现了世界对这位在男性统治的领域获得辉煌成就的女性的震惊和敬重（Chiang, 2014），而隐藏在这些标签背后的是一个胸怀大志、不卑不亢的女性灵魂。

吴健雄曾在书信中提到，她一生受父亲和胡适先生的影响最大，还曾表示：“父亲教我做人要做‘大我’而非‘小我’”（冯，1992；Chiang, 2014）。生于新生中国的动荡期（1912年），还在懵懂中的吴健雄从小接受着思想开明的父亲吴仲裔的启蒙教育。从取名的那一刻起，父亲就一视同仁地对待女儿和儿子，按照“健”字辈和“英雄豪杰”的顺序，给排行第二的女儿吴健雄取了十分阳刚的名字。父亲让她学习诗词歌赋与算术，因她过人的天赋，对她寄予厚望。他时常给女儿念《申报》上的科学文章，送给她自己组装的矿石收音机，激发了吴健雄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去探寻自我存在的价值。父亲不仅关注自己女儿的成长，还心怀大义，带着女儿在故乡浏河镇创办明德女子职业学校，广纳四乡民女读书，通过教育抹去“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性别偏见（Cooperman，2004；Chiang, 2014）。

进一步令吴健雄走出女性束缚的是胡适先生，尤其是他在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名为《摩登的妇女》的演讲，他对新时代妇女走出旧传统的鼓励，让青年吴健雄“思绪澎湃，激动不已”（Chiang, 2014）。这不仅坚定了她投身科学的决心，还激发了她不卑不亢的女性觉醒。1942年吴健雄与同为物理学家的袁家骝结为伉俪，婚后一直追求一种和谐而平等的夫妻关系。在她全心从事研究之时，丈夫便会分担家务。对外她也常向人夸耀她有一个很体谅她的丈夫，然而每当有人戏称她为“袁教授”，她都立刻更正为“吴教授”（McGrayne，1998）。作为当时哥大物理系唯一的女教授，她对学生的要求毫不放松，有着“龙夫人”（“Dragon Lady”）的绰号（Chiang, 2014）。在学生眼里她是喜爱中式旗袍，柔美且威仪的实验室主宰者，但也颇具母性的关怀，把学生真正当成自己的子弟。后来，她还肩负起了更大的女性解放责任，在不同场合公开发出女性的声音：例如1963年美国《新闻周刊》中提到她曾说过的：“美国人普遍认为女科学家都是邋遢的老处女，这是男人的错误认识”[1]；再如196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场研讨会中的质问：“我十分怀疑，难道微小的原子和核子，数学的表征或者生物的基因分子也会对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偏好吗？”[2]；以及在《宇宙辐射：从天文学到量子物理》中载录的：“只有一件事比从实验室回到家里看到满池的脏碗更糟糕，那就是不能去实验室”[3] （Giorgio et al., 2001）。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胡适

“或许让一个在现代学物理的学生意识到1956年以前那些研究物理的基本禁忌是很难的……难以想象会有人质疑‘空间反射’‘电荷共轭’和‘时间反演’下的对称性。用实验去测试亵渎神明的猜想近乎是一种罪恶。”[1] 吴健雄用“罪恶”一词来形容她在1956年做的证明李政道和杨振宁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推测的实验并不为过，因为当时科学界对“宇称守恒”深信不疑，世界顶尖物理学家费曼指出这项实验的“疯狂”，理论物理学家泡利也认为吴健雄在“浪费时间”。而吴健雄铭记着在中国公学求学时，胡适先生的教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她不畏传统和巨人，坚持自己的科学洞见，把检验李、杨的猜想视为宝贵的机会。她告诫自己“即使最终的实验结果是在衰变中宇称是守恒的，也能获得一个破坏守恒的上限值”，为人类对宇宙进一步的认识做出贡献（李，2007）。在作出决定之时，吴健雄正要与袁家骝一同探望阔别20多年的故土，为了实验，她退掉了船票，开始了近一年的“求证”过程。

一旦走进了实验室，吴健雄便会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检验“宇称守恒”是一项精度极高的实验，要在极端环境下处理微小粒子，其中涉及的“原子能极化”“超低温条件下β放射源的研制与β衰变的弹测”，以及实验现象的分析都是空前的难题（李，2007）。为了使用华盛顿国家标准局的超低温仪器，吴健雄频繁地往返于纽约和华盛顿，与精心寻找到的四位科学家一同夜以继日地实验，细心解决其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即使实验结果显示出“宇称不守恒”是正确的，吴健雄还是会自我质疑，不断检查实验装置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1956年的圣诞假期期间，实验差不多算成功了，吴健雄仍召集研究生们反复查验，不贸然对外透露消息。吴健雄的严谨也赢得了当时物理界的认可，“如果实验是吴健雄做的，就一定是对的”（Chiang, 2014）。

“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只是有了世界的眼光。” ——贝聿铭

吴健雄1936年离开任教的浙江大学，赴美留学，一别便是37年。初到美国，她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破格录取，西海岸自由开放的氛围和大学先进的设备令其心向往之，但她始终保有着中国情怀（Wang，1970-1980）。高领旗袍和中国饭店的四菜一汤伴她度过一个个异乡岁月，根据江才健在吴健雄传记中的记载，她还曾在一次演讲时因太过投入，按照中文的方式，从右至左书写物理公式（Chiang, 2014）。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阻隔了回国的路，直到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打破不久后的1973年，她才得以首次重返故乡。一回来她便投身于母校的建设和祖国的科学教育，用私人积蓄设立了“（纽约）吴仲裔奖学基金会”，在南京大学、明德中学（前身为明德女子职业学校）等设立吴健雄、袁家骝奖学金（杭，2012）。她还多次回国讲学，并为北京和台湾等地大型物理实验设备的筹建工作提出许多建议。生命的最后，她选择落叶归根，安葬在故乡明德中学的一颗紫薇树旁。那是父亲在她儿时种下的紫薇树，彼时已枝繁叶茂（Chiang, 2014）。

吴健雄并不喜欢与“第一夫人”或“第一女性”有关的称谓，她废寝忘食地做实验也并不是为了获得诺贝尔奖，而是为了追随内心的声音，寻求真理。在一心一意前行的途中，她赢得了外界由衷的认可和尊重。或许真正的女性解放不能倚仗由外至内地解除镣铐，而是需要发掘潜藏在个体心底的内在能量。吴健雄带着儿时对科学的热情和对居里夫人的景仰，最终成为了像爱因斯坦眼中的居里夫人一样拥有“单纯的愿望”“对科学的客观认识”和“崇高品格”的独立女性（李，1997），甚至成为在她的老师赛格瑞看来，比居里夫人更“入世、优雅和聪慧”的独立女性（Chiang，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