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波：除做大GDP和平台，打造经济中心城市还有哪些路径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多年来，上海“五个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定位不断丰富完善。整个城市围绕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总目标，坚持将自身发展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放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思考谋划，着力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建设。在中央全力支持、全国有力支撑之下，上海“五个中心”和“四大功能”建设取得了不俗成就。

然而，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比较上海五个中心之中的其他四个中心，只有“国际经济中心”的内涵相对模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公认、固定的衡量标准和框架。国内关于经济中心城市的说法中，上海经常被标识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天津市则在《2006年国务院关于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被期望逐步建成“北方经济中心”；近年来，深圳市更是明确提出“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那么，究竟该怎样为经济中心城市破题？不论是全球、区域还是国家、地区范围的经济中心城市，其共同的构成逻辑和框架是什么？存在不存在一些共通的建设路径方法？围绕这个重大的实践与理论命题，笔者结合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建设的实践，尝试做些初步的思考与分析，为不同层级定位的经济中心城市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何为经济中心城市？

什么是经济中心城市？没有统一版本的标准答案，但是大概来说，经济中心城市往往是指经济要素和活动高度集聚、同时又深刻影响相当地域范围经济生活的城市。它是一定范围内，经济力量在空间形式上的集中表现，是该范围内整个经济发展活动的重要主导者。

1、从存在类型来看，经济中心城市按功能划分，可以分为综合性经济中心和专业性经济中心；按影响范围划分，可以分为全球性、国际区域性、全国性、地区性甚至地方性中小型的经济中心，这种层级本身也是经济中心城市不同能级的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国人并不陌生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表述，在世界话语体系中并不常见，使用较多的是“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与“国际大都市”等概念。事实上，国际经济中心这一概念起源于中国，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在全国范围内已取得较为高度的共识。它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积极接轨、融入国际经济，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愿景目标与概念范式。

2、从发展历程来看，经济中心城市是在一定自然、历史、经济、社会、技术甚至政治等因素综合影响下，融合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条件形成发展的，其中既有禀赋的成分，也有运气的成分，还有城市自身努力的成分。一般而言，由于经济活动的重心在于商品及服务的生产与交换，因此，不管其能级与类型如何，能够成为经济中心的城市，往往都具有商业贸易中心、交通运输中心和制造中心的底色。事实上，越是综合性或高能级的经济中心城市，这种基础底色特点越是明显。比如，当今世界著名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虽然目前其制造业的比重已大幅下降，但却都经历过作为强大制造业中心的发展阶段。

伴随着现代经济社会技术等条件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很多城市在竞争压力下持续进行转型和升级，经济中心城市的金融、资源配置、信息和服务功能等愈加凸显。大约30年前，《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一书的数位上海作者就曾明确指出，现代经济中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具有三大主要特征：一是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是国际金融中心；二是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是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控制、决策中心；三是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是国际信息中心和国际文化中心。30年之后，我们发现这三大特征不但没有变淡，相反，却更加浓厚、更加突出了。

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科技创新功能对经济中心城市来说愈发重要。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就曾深刻地指出：从（公元前2000年以来的世界上最重要城市）过往的历史中，纽约能学到些什么呢？教训之一是要保持科技活力。其实，越是高能级的经济中心城市，越迫切需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从而能够为经济发展不断提供新动能、引领新范式、推动新跨越。

3、从本质构成来看，经济中心城市往往具有“四大关键能力”。一是集聚能力：经济中心城市首先是一个经济要素和活动的集聚中心，其经济能量和能级以大规模的物资、资金、人口、技术和信息等要素聚集为基础，形成强大的规模经济和集群效应，体现的是经济中心城市的强大吸引力和集聚力。二是辐射能力：经济中心城市的经济能量集聚到一定程度以后，会通过技术、资本、产业、商品、服务、信息等多种途径，向其经济腹地及相关区域进行扩散。其扩散范围的大小与城市本身的经济能级有关，经济能级越高，辐射力越强，辐射的范围也就越大。三是动力能力：经济中心城市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能够通过产业、技术、潮流和知识等引领以及相关要素支撑，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源。尤其是能够伴随着科技与产业的变迁升级，不失时机地孵化培育新动能，推动产业不断高级化，开拓和引领经济发展新方向、新模式、新业态。四是配置控制能力：经济中心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资源和要素的配置和控制中心，通过具有一定能级的交易交流平台、服务网络、产业集群以及活动主体等，成为一定空间范围内整个经济活动的组织、配置和决策中枢。 

二、经济中心城市的成色几何？

1、经济中心城市是否“吨位（GDP）决定地位”？

尽管“唯GDP论”不可取，但对于经济中心城市来说，这个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尤其是追求愈高能级的经济中心城市，吨位决定地位的特征更加明显。其内在逻辑在于：如果一个城市自身创造财富的能力都不强，那么它是不可能很好引领、服务、支持其他城市和地区去创造财富的，至少这种力度是打折扣的。可以说，经济体量是决定城市集聚、辐射、动力以及配置控制能力的重要基础。比如，以2022年世界GDP前五强城市为例：纽约12291亿美元、洛杉矶9306亿美元、东京8760亿美元、巴黎8535亿美元、伦敦7040亿美元（上海和北京分别排名第六、第七位），经济体量的大块头决定了这些经济中心城市不太容易被撼动的地位。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和香港虽然在笔者眼中都是非常伟大的城市，在弹丸之地把城市功能都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相当精彩，人均GDP也非常高，但是由于其城市经济体量相对有限，牵引更大范围经济发展的动力相对不足，是很难成为世界顶尖经济中心城市的。

2、经济中心城市只满足于做平台就够了吗？

由于经济要素和活动高度集聚，事实上，经济中心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平台，能级更高的城市俨然更是一个超级平台。这种平台功能会不断强化从外界更大范围内的资源吸纳和集聚，从而形成一种超级循环。以上海为例，多年来，诸多要素市场在沪设立、众多国内外大企业机构在沪布局，大量人才来沪工作生活，形成了以上海为枢纽的紧密国内外联系网络，这些都是上海这一超级平台魅力的充分体现。

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种运行机制容易让经济中心城市形成一种“移植平台型”城市运作逻辑。由于自身具有较高的能级和吸引力，城市会比较注重把国内外的各种巨头企业和机构（尤其是企业总部）移植到城市平台上来。对此，社会通俗说法是“挪大树”，而短中期内“挪大树”比“挪小树”的效果要更明显、收益更丰厚。

本来，这种逻辑是比较完美的，多少城市都梦寐以求能够拥有这种能力。但是我们发现，如果过于倚重“做平台、跑流量”的运作逻辑，长远来看，这样的经济中心城市会存在较大的隐患，突出表现在城市的内生动力会相对不足、产业（重点产业）竞争力相对有限。一是重视移植巨头企业，相对忽视对中小企业的吸引，不利于城市创新创业新动能的打造。二是过于重视移植，相对忽视自身培育龙头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集群，不利于城市强劲内生动力的塑造。

多年来，在科技革命和新经济发展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外界一直诟病上海自己培育的巨无霸企业和著名企业家数量有限，作为鲜明对比的是，北京却总能在不同时间段涌现出一批超级企业。不可否认，上海超级城市平台吸引的诸多跨国公司中国区总部甚至亚太区总部，的确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此，我们非常欢迎并心存感激。然而，应该有清醒认知，相对于跨国公司真正的源头总部而言，区域总部再大、覆盖范围再广，它们毕竟是分支，其辐射范围和增长动能再大也是有相对边界的，这一点，我们在新加坡和香港的身上看得也很清楚。

深圳的发展经验显示，如果一个城市拥有并持续涌现一批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本土跨国企业，这样的城市想不成为经济中心都很难。因此，经济中心城市特别是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在做好超级平台的同时，必须重视本土龙头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的大力培育，必须重视高增长性、战略引领性产业集群的布局发展。未来，能够胜出的经济中心城市，一定是“超级平台+内生创新”两种逻辑更高效率、更高融合水平的组合配置。

3、能把产业做大就是优秀的经济中心城市吗？

把产业做大、把城市经济体量做大，只是高能级经济中心城市建设的前半段文章。更厉害的是，除了把传统产业、跟随产业做大做强之外，还能够抢占先机引领新产业发展，与时俱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种能力有学者称之为“产业转换力”，其实质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革命导致主导产业转化过程中所激发出来的推动力，它决定了城市经济的自我增长和自我发展能力，使城市经济在生产要素组合的组织和创新上具有较强的可更新性和自生性。

为什么产业转换力之于经济中心城市如此重要？经济学的道理其实早已说得明白：既有产业的技术会老化或标准化，哪怕进行大力度的局部或细节改进创新，技术上的优势依然存在边际递减效应，产品的附加值自然会减少。加之技术通用后进入的竞争者众多，而且大城市的综合要素成本不断攀升，在所有这些条件综合作用下，经济中心城市必须要具备强大的产业转换力，才能巩固自身作为发动机和领跑者的地位。

既能把产业做大，也能引领产业转换的先机，同时做到这两个方面，才是优秀经济中心城市的应有之义。前些年，认为上海错过互联网浪潮的说法不绝于耳，甚至不少人指出，上海主导产业在较长时间内都是老面孔，新面孔不多。虽然上海是中国最早触网的城市之一，虽然上海奋起直追当前也涌现了一批互联网巨头，但实事求是地讲，上海上一轮互联网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没有抓住机会率先将之变成为城市强大产业能力，说明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的“产业转换力”在当时的确出现了一定问题。好在上海早已意识到自身问题所在，积极通过体制机制变革，增强城市自身的产业转换能力与敏感性，大力强化创新产业与新经济的战略和超前布局，“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已取得较好成效。

4、除了硬实力外，经济中心城市的软实力重要吗？

如果说GDP基本盘、产业集群、企业群落、要素市场平台以及产业转换能力属于硬实力，那么，服务力和感召力则是经济中心城市的软实力。善于构筑、运用城市自身的软实力，对于城市更好发挥经济中心职能非常重要，有时候甚至可以实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正是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上海这座有志于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城市，在注重城市硬实力的同时，近年来积极强化城市软实力建设，更是在2021年出台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系统指导、推进城市软实力的全面提升。

经济中心城市的软实力为什么重要？其背后的道理在于：按照笔者提出的经济中心城市“四大关键能力”指标，经济中心城市一定是一个“大服务中心”。无论是集聚、辐射、配置控制还是动力能力，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城市能够对内对外提供什么样、什么水平、什么范围的服务。而且，这种服务能力和水平可以转化为强大的产业能力，否则是难以匹配“经济中心”定位的。借用周其仁教授“帮人家解决金融问题的中心才是金融中心”的论述，我们坚信，只有能够帮人家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中心才是经济中心。

另外，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工业化社会，经济界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对文化、城市氛围、城市精神等不甚关心。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通过文化、城市软环境建设来吸引、集聚人和产业，则是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未来经济中心城市发展过程中，软实力的作用将日趋重要。 

三、打造经济中心城市有哪些路径方法？

根据上述经济中心城市构成的逻辑框架，我们发现，不论全球、区域还是国家、地区范围的经济中心城市，是存在共通建设路径方法的。笔者将之概括为“打造经济中心城市6大路径方法”：

1、搭建高能级的经济平台

平台是经济中心城市盛放经济要素和活动的重要“容器”，通常包括要素交易平台、商品市场平台、专业和综合服务平台、信息交流平台以及新技术条件下重大平台型企业等。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上海拥有较为完善、能级较高且体系化的金融和商品交易平台。因此，因地制宜构建一批具有相当服务和辐射能力的经济平台，突出平台特色，强化内涵和功能建设，是打造经济中心城市的基本路径方法。

2、打造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决定经济中心城市“吨位”的基石，是经济中心城市动力能力的关键支柱，也是城市发挥集聚、辐射与配置控制功能的重要载体。经济中心城市在注重建平台、跑流量的同时，一定要打造自己的动力能量发动机，构筑具有相当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深圳引领的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实践经验表明，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本身既是发动机，同时也是一个另类超级平台，它可以吸纳、联络、服务甚至孕育着更广范围的经济要素资源。同理，上海（包括其引领的长三角区域）如果没有世界级的产业集群，是很难说建成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

3、拓展经济活动网络的规模范围

经济活动网络的规模和范围是经济中心城市发挥作用的“腹地支撑”。无论是通过贸易还是投资等方式，一个经济中心城市的经济要素、主体、活动究竟能够辐射多远的范围、服务多少对象、合作的渠道机制如何，这些网络构成状况决定着经济中心城市的成色和地位。经济中心城市要按照自身辐射范围的定位，努力构建高密度、高频度、高效能的经贸合作网络，有力满足来自各方的经济发展需求。这种网络构建既需要市场主体的自发而为，也需要中介机构组织的顺势而为，更需要经济中心城市整体的擘画造势而为。

4、培育本土龙头和高成长企业

龙头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是经济中心城市的王牌，它们（尤其是跨区域、跨国企业）既是构建产业集群的支柱和领头雁，也是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编织经贸网络的基本活动载体，同时有些超大平台型企业本身就是高能量、广辐射的“平台容器”。因此，经济中心城市要在积极引进各类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同时，加大力度培育本土龙头和高成长性企业，推动更多“从0快速成长为巨无霸”的本土企业涌现，推动这些企业跨区域发展、跨国成长。深圳在这方面为全国提供了较好示范，值得各城市认真、虚心学习。

5、提升资源配置控制的能力

无论是经济平台、产业集群、还是经济活动网络、龙头企业，这些都是经济中心城市的客观载体，提升资源配置控制能力则涉及经济中心城市的“坐庄”话语权问题。有了载体之后，就要大力提升载体的坐庄能力与话语权，否则经济中心的成色会趋于暗淡。经济中心城市要积极创新理念和体制机制，根据自身实际打造具有配置力的主体、机构和平台，构筑资源要素整合与掌控的护城河，牢牢占据经济活动价值链的高端和重要位置。

6、构筑引领创新的高地

创新是经济中心城市的灵魂，无论是原始创新、模仿创新还是移植人家的创新，经济中心城市必须要成为一定空间范围内新趋势、新潮流、新产业、新产品和服务的引领高地。因此，经济中心城市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等创新体系建设。笔者认为，当上海能够为国家和世界持续提供新东西、新玩法、新理念时，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一定会更加耀眼夺目。 

（本文受蔡来兴主编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启发较大，特向为上海城市谋划付出巨大努力的该书作者们表达崇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