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不能因为一个人说出真知灼见，就审判他

电影《奥本海默》像一篇精彩的复调小说，各人物在原子弹研发（裂变/Fission，奥本海默视角）和氢弹研发（聚变/Fusion，奥本海默对手、政客施特劳斯视角）两条并进的线索中交错、密集地发声。这些对白与电影中的背景音乐、核实验的声音、场景音交流汇集，构成一支无比精巧、优雅而又深邃的交响乐曲。

这些声音层层叠叠地展开，在三位一体核实验前急速推进，冲天的火柱、巨大的蘑菇云、彻底的寂静和随之而来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之后，是短暂的黎明时的鼓声、成功的欢呼声和兴奋的脚踏声，然后就是迅速地下坠。

“你能看到现实世界之外的事情，要付出的代价也比我们更多。”“这个世界快速变动，属于你的时刻到了。”“在充满可能的量子物理世界里，你想要一个确定性。”“我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愧疚是他的勋章，他想要成为殉道者。”

这些关于奥本海默的证词被性格、身份迥异的人物在不同时期说出，这些话既属于说话者，也属于奥本海默。这些看似矛盾的形容在奥本海默身上统一起来，构成了他，也构成了外界理解他的难度。这些复杂、激烈的矛盾被战后时局扩大，演变成1954年的听证会上狡猾老辣的检察官罗杰·罗布的那句诘问：

“为什么你1945年毫不困扰，1949年却充满了道德顾虑？”

奥本海默

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在这个提问的前后，电影中及真实的美国和世界，在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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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奥本海默出任“曼哈顿计划”科学主管。

1943年，奥本海默创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动身前，谢瓦利埃向其透露埃尔滕顿有渠道可以向苏联提供信息；八个月后，奥本海默主动向军方报告。

1945年4月，希特勒去世；7月，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8月，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9月，日本投降，“二战”结束。

1945年、1946年，FBI向白宫提交两份关于奥本海默的报告，后一份提到谢瓦利埃事件。

1946年，成立原子能委员会（AEC），总顾问委员会（GAC）向AEC提供科学和技术上的建议，奥本海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推举为GAC主席。

1947年，美苏“冷战”开始。

1948年，奥本海默受邀出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同年，杜鲁门续任总统。

1949年，奥本海默在出口挪威同位素的听证会上，让施特劳斯颜面扫地；同年，苏联成功引爆一颗原子弹。

1950年，杜鲁门宣布研发氢弹；同年，英国科学家福克斯暴露间谍身份；也在这一年，泰勒对媒体抱怨奥本海默不支持氢弹；反共、右翼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

1952年，艾森豪威尔在总统竞选中胜出。

1953年，AEC执行主任博登给FBI写信控告奥本海默很可能是苏联间谍。同年，艾森豪威尔下令中止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

1954年，奥本海默开始长达四周的听证会，会后被吊销安全许可。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麦卡锡主义逐渐熄火。

1959年，施特劳斯遭到弹劾。

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

1966年，约翰逊总统代替遇刺的肯尼迪，为奥本海默颁发“费米奖”。

2022年，美国政府撤销1954年吊销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

在电影中，听证会是施特劳斯一手策划的阴谋诡计。但是想要真正读懂罗布的这个问题，则要将其放置在历史背景中。通过上文的事件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涉及的两个时间以及提问发生的时间，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

1945年，“二战”尚未结束，纳粹绝对的恶，让美国的原子弹研发计划成为正义与善的化身。也正是因为爱因斯坦与西拉德一起上书总统罗斯福，敦促美国政府一定要赶在纳粹德国之前研发出核武器，才有了后来的“曼哈顿计划”。制造武器的目的是为了和平。虽然对已经式微的日本投弹，遭到一部分美国知识分子的抗议，但是这个事件确实直接促使战争结束。

电影中，在实验室筹建初期，拉比提到，炸弹不仅会降落在罪人头上，也会炸死无辜的人。奥本海默的回应是，“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妥善使用它，但是纳粹一定不会。”在即将进行三位一体核实验前，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就投掷原子弹是否人道展开辩论。奥本海默闯入会场，说道，我们科学家在理论构思中就感受到了恐惧，但是大众只有在现实中才能体会核武真正的威力，从而永久地告别核武。

奥本海默穿着雨衣闯入讨论会现场，发表了上述言论。

而到了1949年，“二战”已经结束，美苏“冷战”开启。敌手从纳粹变成了不少知识分子抱以同情的苏联，研发武器的目的从结束战争变成大国间的军备竞赛。在不断升级的核武比拼中，美国政府考虑研发氢弹。相比之下，这个研发工作的正当性，从一开始就备受质疑。

原子弹与氢弹研究工作的不同，在奥本海默于1953年、也就是接受听证的前一年，发表的《原子武器与美国政策》一文中就有提及。

“也许是因为时代的氛围，也许是因为对技术发展的清晰预见，我们曾有过这样的印象，即，原子武器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一场可怕大战的结束，还标志着人类战争的终结。（而在“冷战”格局中）原子武器的规则被设定为：‘让我们保持领先。让我们确保自己领先于敌人。’……防空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的政策是努力保护我们的打击力量，而不是保护这个国家。”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奥本海默提出了电影中也出现的比喻，“我们可以把美苏两国比作瓶子里的两只蝎子，每一只都有能力杀死另一只，但要这么做，就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上述危险爆发所需的时间非常短，相比之下，在理性的人看来，要改善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困境，需要的时间则长得多。”

结束“二战”、结束一切战争，就像他写于1953年的那篇文章，天真的奥本海默用这样正义与善的用途，外加一些爱国热情，将自己的科学研究与政治、军事顺理成章地交融在一起——所以在好友拉比让他脱掉之前，他甚至可以穿着军装出现在洛斯阿拉莫斯。

着军装的奥本海默

我们不难看出，奥本海默此前的言行已经完全解释了“1945年毫无困扰，1949年却充满了道德顾虑”，为什么时隔五年，这件事又在听证会上，重新成为了一个问题？

听证会举办的1954年，“冷战”依旧。与此前不同的是，美国开始盛行反共、右翼的麦卡锡主义。麦卡锡，这位威斯康辛的议员因为在演讲中称国务院充斥着共产党员而一举成名，电影中，连施特劳斯都视其为跳梁小丑。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其经久不衰的经典著作《美国的反智传统》中描画出当时的社会氛围，骄傲的美国人无法理解共产主义这种迥异于美国的意识形态，缘何能取得令自己胆战心惊的科技与军事成就。知识分子成为这种时代焦虑的替罪羊。“或许，正是知识分子令我们失去了让我们在过去强大的特质。谁让他们扬名于世的时间，正好是这些变化发生之时。”

麦卡锡主义“诱发了民众的恐惧，认为批判性的思想有害于这个国家”，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成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流行词。霍夫施塔特在书中厘清了“智识”与“反智”的定义。智识指的是头脑批判、创造及思索的能力；反智是对思想生活、对被认为代表思想之人的生活所存有的怨怼与怀疑，和贬低这种生活价值的倾向。

1952年的总统竞选，军人出身、思想保守的艾森豪威尔打败了颇具知识分子风范的史蒂文森，“令智识与粗俗的分野在双方候选人间戏剧性地达到了极致”。

霍夫施塔特引用历史学者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评价，“伴随而来的是国家走向粗俗，这几乎是商业挂帅的必然后果”，“反智长久以来都是商人的反犹太主义……，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美国社会里在逃命”。霍夫施塔特指出，“被斥为‘学究’与怪人的知识分子将被一个不了解也无意重用他们的党派统治，会在从联邦所得税到珍珠港遭袭等各种事情上被当作替罪羊。”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罗布这个明显已有答案的问题，为什么又能被重新提出。实际上，他想问奥本海默的，已经无关原子弹或氢弹，无关科学、道德、人性，而是为什么敌手从纳粹德国换成共产主义苏联，你就不支持国家了？你是否就是博登报告中所说，是苏联间谍？

检察官罗布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也更透彻地理解罗布在问询中的把戏。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奥本海默与苏联或共产主义的关系，但是罗布依然对奥本海默夫妇纠缠不休。他不断提醒委员会成员，奥本海默的弟弟和弟媳曾是美共分子，他的情人是美共分子，他的妻子曾经也是，他多次参与工会活动、研究共产主义思想，在谢瓦利埃事件中语焉不详自相矛盾……

在《美国的反智传统》中，霍夫施塔特一针见血，“在这场声讨中，共产主义不是目标，而是武器”。“调查者若是无法找到某人参与共产党的证据，就会玩起指控他是共产党同路人这种老把戏，或是模糊自由派与共产党的差异。”自由派、新政支持者、改革派、国际主义者、知识分子……他们的目的是打击一切异见者，当受害者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时，参与整肃的鹰犬们远比逮到布尔什维克党人更高兴。战后当红的奥本海默无疑就是这一风潮下的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奥本海默的回答

电影中，当罗布问出“为什么你1945年毫无困扰，1949年却充满了道德顾虑？”时，原子弹爆炸的光芒穿过罗布的脸，三位一体核试验的情景与听证会的场景交叠，在场者与观众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

奥本海默也回到了那一刻极度紧张的情绪中。试验推进过程中，曾有科学家计算出失控的链式反应，原子弹爆炸将会烧毁大气层，毁灭整个地球。又一次的计算结果得出这种可能接近于零——依然没有完全排除毁灭的可能性，但是奥本海默还是按下的引爆的按钮。

三位一体核试验现场的奥本海默

通过25秒钟的静默延迟，电影让爆炸后漫天的火光产生了近乎神圣的视觉感受。奥本海默在那一刻想到《薄伽梵歌》的一句“我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导演诺兰在接受采访时说到，那时奥本海默将自己投射在了毁灭世界的想法上，产生了一种造物主的自我意识。（《专访诺兰：<奥本海默>如何创造它的世界？》，三联生活周刊）他成为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同时也赋予人类自我毁灭的可能。

回到听证会的时刻。奥本海默在罗布的咄咄逼人下，痛苦地回忆起原子弹被真实投放的经历，其威力显然超出了他的想象，日本死伤人数比预想的多得多，悲惨的受难细节让他不忍直视。更重要的是，人类并未自此收手。他对罗布问题的回答是，他态度转变，是因为“我本以为会结束战争，但是之后却发现我们在选择武器时没有底线”。

这位天真又忧伤的科学家自说自话，始终没有进入罗布的逻辑。他无法理解罗布，罗布也没有去理解他的必要。他坦诚地说出自己原本构想的将科学精神与政治行动统一起来的正义目的，在投弹之后碎了一地，随之而来的道德与人性的拷问，让他无法再像洛斯阿拉莫斯时期那样自洽。

奥本海默在占领了《时代》杂志封面之后，与杜鲁门总统有一次会面，表达了自己与苏联核武器竞赛的担忧，并哀伤地表示“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电影中的杜鲁门傲慢无礼，称苏联永远不可能拥有核武，还戏谑地向奥本海默挥了挥手绢，说没有人在意是谁研发了原子弹，人们只在乎是谁决定投掷。

与杜鲁门会面后的奥本海默，开始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那次会面并不愉快，杜鲁门称奥本海默是“爱哭鬼”。

但是奥本海默无法接受这样的权责划分，他沉浸在适才提到的“造物主”的自我意识之中。求援幻灭之后，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四处演讲，积极参与政治事务。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的反智传统》中将承担世俗责任、参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称为专家，自罗斯福新政后，专家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例如电影中的原子能委员会就是专家机构，他们处理着超出大众理解范围、却决定大众命运的议题。

这些受过良好教育与训练的专家，很招小政治人物与商人的嫉恨，在专家议政之前他们觉得很多事情自己可以了解与控制，但有了专家之后他们始终不得志。“他们越是不了解权力的内部世界，就越是会怀疑政府权力运用得是否得当。……虽无法遏止那些专家们在国家大事上担当重要角色，但可以透过国会的调查和骚扰来报复专家，而且不难理解的是，他们是怀着一种道德的使命感在进行此事。”（《美国的反智传统》）

这也可以解释施特劳斯面对奥本海默为代表的科学家时的挫败与恼怒。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在与奥本海默交谈之后，对他毫不理睬地擦身而过；在向挪威出口同位素的听证会上，奥本海默更是让他颜面扫地。他精心构划针对奥本海默的听证会，想要一雪前耻，踏上通往内阁的坦途。

复仇确实也带有道德使命感。施特劳斯发明了“与奥本海默的对抗中，他总是能做出对美国有利的决定”这样的民族主义叙事；同时，他认为奥本海默真诚的反省和阻止氢弹研发的行为，是出于维护名誉与形象的功利考虑。“愧疚是他的勋章，他想要成为殉道者。”他自我辩解道：“我给他的正是他想要的。”——这大概是政治掮客所能理解的最高层次。

施特劳斯

奥本海默在公共舞台上表现如何呢？当博克对他陈述自己驾驶飞机看到导弹划过天空，幻想搭载核弹头的情景时，他以“我不会让它发生”斩断其右翼浪漫想象；杜鲁门询问洛斯阿拉莫斯怎么办，他回答还给印第安人；面对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他将美苏比喻成一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冷战铁幕拉下，反共情绪日益激烈，他依然四处反对研发氢弹。就像在听证会时一样，奥本海默总是固执己见，永远无法给出对方想要的答案。

听证会是一则现代寓言

听证会本身就是一则寓言：一份莫须有的举报信，一个没有摄像头的房间，一次长达四周的闭门会议，一个不择手段的检察官，完全不对等的控辩方，没有程序正义，没有举证责任，一次蓄谋已久的羞辱，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却将一位伟大的、名声赫赫的科学家推向深渊。

当我们意识到，奥本海默在这样龌龊的场合之中，依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品格和体面，继续着他一贯诚恳、高贵的思考和言说时，荒唐、滑稽、悲怆、愤怒……都无法概括观影时的复杂感受。我们不禁和电影中的奥本海默一起发问：“难道就没有人能够如实地叙述当时发生的一切吗？”

奥本海默在听证会上

证人中最具权威的万尼瓦尔·布什力挺奥本海默，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证词：“不能因为一个人说出真知灼见，就坐在这里审判他。当有人因为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而受到惩罚时，这个国家的状态就危险了。”布什的话超出了听证会这个具体的事件范围，指向普遍意义。尊重智识、尊重理性批判和自由思考的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健康与否的标尺。

“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职业人士，那是一群以不偏颇的才智、概括能力、自由推断、一手观察、创新、尖锐的批判为特征的人士。他们为思想而活。从传统上讲，他们秉承了苏格拉底的反省精神；就现代来看，他们最关怀弱势阶层的福祉，并以此为自己的使命。他们深信世界一定会回应自己的理性能力，渴望正义与秩序，对于人类具有独特价值，也因此具有惹是生非的能力。”（任剑涛：《反智的炼成》，《美国的反智传统》导读）

吊诡的是，如果关怀弱势群体的福祉是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那么知识分子在履行他们神圣使命时，却不得不面对大众海洋中可能会产生的粗俗和被误解的宿命。在霍夫施塔特看来，“民主”与“平等主义”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反智，人们不信任专业知识，痛恨精英统治，希望消除特权阶层的影响力。

知识分子自身的精英属性和他们所关怀的劳苦大众间存在紧张的张力，当时代的需求掩盖这些矛盾关系时，两者可以融洽相处，比如罗斯福新政时期；当形势需要寻找替罪羊，两者的矛盾就会被激化，就像“冷战”时横扫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这是现代知识分子难以解决的困境。

在《美国的反智传统》全书末尾，霍夫施塔特写道：

“过去，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主要优点，就是可以容纳很多不同风格的智识生命——我们可以见到热情叛逆的人、优雅华贵的人、质朴内敛的人、精明复杂的人、耐心睿智的人，以及某些有着敏锐观察力、能适应环境的人。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这样才能在狭小单一的社会中欣赏和理解各种杰出的心智。

有人认为，现在的自由文化与精致文化必然会慢慢瓦解，对于这种武断的、悲观的预言，我不知道它是对是错，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样的看法会令人陷入自怜或失望的心态，而不是产生抗拒崩解的决心或是发挥创造力的自信。

当然，在现代的情境下我们的选择很可能是有限的，而未来的文化恐将由头脑单一、只具某种信仰的人掌控。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只要我们立志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就有信心认为 ：未来不会如此。”

撰文：闪电小猴

参考资料：

1.方在庆：《重审“奥本海默”事件》，《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3卷第6期

2.罗伯特·奥本海默：《原子武器与美国政策》，安多 编译、迦然 审校，文化纵横，2023.9.3

3.卡生：《专访诺兰：<奥本海默>如何创造它的世界？》，三联生活周刊，2023.8.30

4.靳锦：《专访诺兰：这一次，我没办法把牙膏挤回管内了》，GQ报道，2023.9.1

5.Dennis Overbye：《诺兰谈<奥本海默>，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闫语 译，深焦， 2023.9.4

6.王希：《美国知识分子的“疏离”与“顺从”》，燕京书评，2021.9.3

原标题：《《奥本海默》：不能因为一个人说出真知灼见，就审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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