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编乡梓 | 从五柳居到首尔奎章阁：江南书籍的海外来客

原作者：挈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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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至十八世纪，江南地区的图书事业发展迅速，无论是各大藏书楼的兴建、坊刻的大规模流行，还是版本目录学的崛起，都使得书籍市场空前繁荣，读者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容易取得书籍。而这些书籍，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访的外国人，他们掀起了购书狂潮，尤其是自诩“礼仪之邦”“东国有人”的朝鲜王朝。至今韩朝境内还留有大量中国汉籍，其中相当一部分刊刻于中国江南，由朝鲜王朝时期的使臣带进半岛。这些流动的汉籍是最佳的导游，向百年之后的人们诉说着，从江南到汉城的一段缘分。

金弘道（1745-1806）《燕行图》朝阳门 崇实大学韩国基督教博物馆藏

01 谁在买书？：热衷汉籍的朝鲜使臣

明清两朝，中国与朝鲜王朝形成“宗藩”关系，朝鲜国每年都要向中国派遣使团朝贡。来往中国的朝鲜使臣被称为“燕行使”“朝天使”，他们从汉城至燕京一路奔波，记录下在华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形成一本“中国观察日记”。这些笔记处处流露出“异域之眼”的独特感受，汇编成今天所见的《朝天录》《燕行录》，从中反而能发现我们所忽略的细节。

明末清初文人姜绍书观察写道：“朝鲜国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直购回，故彼中反有异书藏本也。” 十七、十八世纪的朝鲜王朝将理学作为王朝意识形态，全社会尊崇朱子学，践行伦理纲常，致力于打造儒教国家。挑选出的朝鲜使臣自然精通汉文，自小阅读儒家经典，来到朱子学诞生地的中国可谓是一场“朝圣之旅”，那么收购与阅读图书成为他们在华期间最大的癖好。

《奎章阁志》 耶鲁大学图书馆藏

一般来说，中国朝廷会直接赠与朝贡国书籍，不过官方赠送的图书从数量和种类上都不能满足朝鲜需要，于是购买书籍是朝鲜使臣赴京的重要任务，也是汉籍流入朝鲜的最大渠道。这些使臣不仅替朝廷采进，也要满足自己的阅读兴趣，甚至还要为国内的亲友代购，他们的访书、购书活动狂热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英祖时期的使臣李时恒有诗云：

“平生心艳邺侯家,韦布无权架轴些。常恨一经稀僻巷,即看群玉满中华。缥箱旧帙堆如锦,璧府新编烂若霞。载得图书归左海，也应行槖射奎花。”

诗中洋溢着访书、买书的渴望与热情。那么，朝鲜使臣在中国一般喜欢购入哪些书籍呢？

首先，传统经史典籍属于朝鲜使臣的“必入”书单。宣德十年（1435），世祖就购书一事向燕行使发表重要指示，称“理学则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无余蕴矣，史学则后人所撰，考之该博，故必过前人，如有本国所无有益学者，则买之。《纲目》《书法》《国语》，亦可买来。凡买书，必买两件，以备脱落。”几年后又要求“凡干礼乐制度诸书，广求而来”。

洪大容《湛轩燕记》 韩国国民大学图书馆藏本

显然，朝鲜王朝并不缺少儒学经典书目，他们更希望寻觅代表最新思想的中国书籍，为本国治理与教化提供借鉴。现存《奎章总目》《内阁访书录》中经部、史部书籍就占比极大。

其次，随着明清书籍市场的丰富，燕行使除了人手必入的儒家典籍以外，各朝诗集、文集、志书、类书等无所不包。就以朝鲜诗人许筠的私人所藏汉籍举例，这位兼职使臣的文学偶像和许多中国文人一致，是前后七子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收藏多种江南文人文集。而他赴京时又购买大量通俗小说、戏曲，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等，他们的个人兴趣极大地影响了这些书籍在整个东亚世界的传播。

《送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朝鲜 李氏王朝
公元1451~1600年 韩国国立博物馆藏

这些使臣往复于中朝两国之间，竭力搜寻中国的最新知识，将大批书籍带回朝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国人知悉明清中国学界的思想变迁。有些图书甚至刚出版不久就已经进入了朝鲜半岛，流通速度非常快，而这些汉籍的读者可能是王室、两班士大夫，也可能是普通百姓。甚至说，部分朝鲜汉籍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在整个“汉字文化圈”内形成循环。

02 何处购买？——琉璃厂中的苏州书籍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并不能以现代旅行的概念来定义燕行使，因为他们的路线较为固定，从汉城启程，至边境城市义州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经由山海关抵达京师。他们购物的地点只能在盛京、通州、北京等地，不得擅自出馆游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与富饶的中国南方无缘。

《奉使朝鲜唱和诗卷》1450年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据学者统计，十八至十九世纪，有二十余位燕行使臣都对北京琉璃厂书肆进行过详细记载，可见北京琉璃厂书肆在燕行使臣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书籍大卖场的北京琉璃厂，不仅是他们游玩京师购买古玩字画的必到之地，也是获取最新书目的文化市集。当我们进一步追溯朝鲜汉籍的来源时，又回到了我们的主角——江南，琉璃厂书籍基本来自江南和江西，深谙古籍的书贾多来自苏州。

自明中叶起，江南出版业日益繁荣，成千上万的书籍在私家书坊中刊刻、出版、发行，形成了繁盛的书籍生产与交易市场。不仅熟知的大藏书家毛晋、徐乾学、黄丕烈等人兼业刻书，还诞生了多处以刻书为业的私家书坊，江南地区流传图书基本产自本地，为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苏州城内遍地林立书坊、书肆、书铺，书商还会贩运书籍至京师，到琉璃厂开分店。时任四库馆臣翁方纲言：“是时江浙书贾，亦皆踊跃，遍征善本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载满车以归。”

《燕行图·琉璃厂》

上文所提到的“五柳居”，就由苏州书贾陶氏所开设，原先总店在郡庙前（今苏州市景德路东段），分店在胥门。由于五柳居主人谙熟版本目录学，乾隆三十四年经朱筠推荐北上，至北京琉璃厂开设五柳居分号，实际上就是苏州总店的北京分店，朝鲜使臣李德懋、朴趾源、柳得恭等人先后慕名而来。此时是琉璃厂书业最为繁盛的时期，我们借助使臣的《燕行录》，可以看到苏州书肆五柳居、文萃馆应是早期琉璃厂最大的书肆。其中朝鲜英、正王朝时期“汉诗四家”之一李德懋记载最为详尽：

“过琉璃厂，又搜自日未见之书肆三四所，而陶氏所藏尤为大家，揭额曰‘五柳居’。自言书船从江南来，泊于通州张家湾，再明日当输来凡四千余卷云。因借其书目而来，不惟吾之一生所求者尽在此，凡天下奇异之籍甚多。始知江浙为书籍之渊薮。来此后，先得浙江书目，近日所刊者见之，已是，环观陶氏书船之目，亦有浙江书目所未有者，故誊其目。”

《京杭道里图》局部 浙江省博物馆藏

五柳居主人陶氏通过书船将江南书籍贩运至京城，一次可达四千余卷。连李德懋这位奎章阁检书官借得书目一看都大为震惊，感叹“不惟吾之一生所求者尽在此”。他虽然没有亲身到访江南，已经通过小小的书肆，得知“江浙为书籍之渊薮”。

几天后，李德懋又来访：“往琉璃厂五柳居阅南船奇书，书状嘱余沽数十种。其中朱彝尊《经解》、马骕《绎史》稀有之书，而皆善本也。”《通志堂经解》即是朱彝尊和徐乾学编纂而成，刻版藏于昆山传是楼中。五柳居声名在外，前后到访的朝鲜使臣进琉璃厂书肆必来此店。可见在汉籍东传朝鲜的过程中，跨越南北的苏州书贾、书坊具有着重要地位。

黄丕烈自印影宋本《国语》原物 赠与朝鲜使臣朴齐家 私人收藏

有趣的是，陶氏五柳居在苏州本地的图书经营，主要也面对学者、文人，大藏书家黄丕烈有七十余则题跋提到五柳居，并对陶氏称赏有加：

“（陶）廷学旧业有肆在琉璃厂，仍至彼做买卖，遇书时邮寄我。我之嗜好， 有佞宋癖，蕴辉颇知之。然吾不奇其遇宋刻而寄我，奇其非宋刻而亦寄我也。”

黄丕烈藏书中的宋元古刻大半来自陶氏父子之手，他们在北上之后在京城看到寻到善本还会寄给黄丕烈，多则题跋流露出藏书家与书商之间的深厚友谊。正是在五柳居中，燕行使柳得恭、朴齐家与进京会试的黄丕烈相遇，以笔交谈，黄丕烈曾言“赏奇析疑，真觉此番北来，真交海外君子”，他们共享一个书籍世界。

黄丕烈《国语》题跋，上有“朝鲜使臣朴公修”。

以五柳居为代表的苏州书坊已经触及国内国外双循环的书籍市场，江南书籍不仅经由京杭大运河在国内南北流传，也通过书商、学者或外交使臣，跨过国境线，参与到东亚乃至全球的图书交换。

03 从江南到汉城：潜藏的“小中华”情节

照理来说，不同时代的燕行使团从汉城与北京之间走同一条贡道，参加相同的朝贡仪式，拥有相似的游览经历，按照既定行程的燕行使没有来到中国南方的可能性，所谓“我国（朝鲜）人物亲见大江以南者，近古所无”。然而，不仅人是流动的，书籍也是流转的，一旦人与书建立起关系，不同区域的想法与观念就通过书籍传播，阅读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从《燕行录》来看，十五到十八世纪的朝鲜精英就算无法亲身到达，也对中国社会、政治展现出丰富的认知。

顾炎武《日知录》，清初昆山顾氏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不得不说，“丙子胡乱”后朝鲜王朝臣服新宗主国后金，明清易代后，燕行使固然与许多中国学者交好，但他们会提出一些中国汉族士大夫无法回答的问题。例如前文的燕行使李德懋就记载了一桩趣事：

“书状谓余曰：左右堂盛言，顾亭林炎武之耿介，为明末第一人物，购其集于五柳居陶生，陶生以为当今之禁书三百馀种，《亭林集》居其一。申申托其秘藏归来，余于轿中尽读之，果然明末遗民之第一流人也。不惟节义卓然,足以横绝古今，其诗文典则雅正，不作无心语。”

李德懋寻觅顾炎武《亭林集》，但只能躲在轿中偷偷阅读，那是因为《顾炎武的著作此时已被清廷划为禁书，那他是怎么买到的呢？从另一位的燕行使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见：“凡禁书之法,止公府所藏而已,天下私藏,安能尽去。牧斋大质已亏,人固无足观,而诗文则必不泯于后也”。

韩国朝宗岩“再造藩邦”题刻 朝鲜宣祖大王李昖在战后亲笔书写表示明朝的感恩 图源网络

尽管清朝政府一再进行文化高压政策，但民间藏书无法完全废禁。实际上，朝鲜使臣作为外国人，某些时候故意触及敏感话题，越是清廷的禁书，越获得他们的青睐，尤其是顾炎武成为朝鲜王朝“畅销书作家”，《日知录》与《亭林集》一度成为燕行使挚爱。在李德懋眼中，亭林虽布衣，终其一生持守“毋仕二姓”之念，不赴新朝科考，依旧奉明为正朔，以夷狄视满清。其所著《日知录》，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关注许多社会现实问题，在他看来“可以羽经翼史，可见其淹博也”。

在更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朝鲜王朝长期自居为“小中华”，“尊周思明”思想渗入朝鲜文士的日常生活，他们将自身的文化认同折射到明遗民顾炎武的身上，怀念明朝。而现实中的中原已然改弦易张，他们对满清怀着矛盾、复杂的心态，进而产生了“斯文在兹”的观念，这点与清初江南的明遗民几乎一致。因此，顾炎武、钱谦益、毛奇龄等学者著作在朝鲜王朝都大为流传。

很多燕行使敏锐地观察到，他们奉为圭臬的性理学已经无法激起中国学者的兴趣，日益走向空洞，中国学术开始转向考据，朱子学被抛弃。在“禁书”的论争中，这些朝鲜使臣好像比中国的儒学学者更加捍卫“中华”，越发感受到朝鲜乃是东亚世界中朱子学的坚守者。这更加坚定了朝鲜士大夫的观点，深信明清鼎革之后，中华文化在中原已经不纯正了，“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道统已经转移到朝鲜。

李德懋(1741~1793）《雅亭遗稿》 首尔大学奎章阁藏

其实，无论朝鲜文人如何自信，十八世纪的东亚是一个互相交流的世界，同处“汉字文化圈”中，朝鲜王朝的“正学”无法避免受到其他国家影响。不管是顾炎武还是毛奇龄，明末清初的学者已经是博采汉宋，打破以朱子为尊的品格，开考据学派先声。从另一种层面而言，即使没有接受中国乾嘉学派的直接影响，朝鲜儒者以继承中华为己任，继续摸索教条空疏的宋学，最终回到汉唐经学的老路，与实证之学逐渐一脉相通，倡导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的朝鲜实学在这一脉络下显现。

参考文献：

1. 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2. 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3. 杨雨蕾著：《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年。

4. 季南：《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研究》，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5. 王振忠：《朝鲜燕行使者所见18世纪之盛清社会——以李德懋的《入燕记》为例》，《韩国研究论丛》2010年第1期。

6. 王振忠：《朝鲜燕行使者与18世纪北京的琉璃厂》，《安徽史学》2011年第5期。

7. 黄修志：《书籍与治教:朝鲜王朝对华书籍交流与“小中华”意识》，《世界历史》2018年第1期。

8. 翟冕良：《试论陶庭学父子及其与黄丕烈的关系》，《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9. 徐雁平：《书估与清帝国的书籍流转》，《古典文献研究》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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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五柳居到首尔奎章阁：江南书籍的海外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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