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琦惹怒网友背后：无法成为精英真的是“自己的原因”吗？

9月10日晚，知名带货播主李佳琦直播带货时的话语点燃了舆论。

当消费者质疑某款产品价格较贵时，李佳琦回应：

“不要乱说，哪里贵了？有的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好不？”

从读书时成绩不如人、到工作后无法升职加薪，“找找自己原因”似乎成为了无限期捆绑在每个人身上的枷锁：

——“你不够努力，所以考不上985、找不到好工作”；

——“你工作不认真，所以不是‘精英’、工资不高，所以你嫌我79元的产品贵。”

但真的可以忽视一切经济与社会因素，让个体“负全责”吗？我们不妨看看社会学视角下如何看待“个体努力”与“精英神话”。

下面分享一篇关于精英生产的研究，来自新竹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赵慧莹对其硕士论文的精炼改写。该论文获得了台湾社会学会年度硕士论文奖。文章深入探讨了“名校精英”与“精英名校”两者间的微妙差异，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社会结构性因素在个人成就中的作用，同时也让我们反思那些简单归咎于“个体努力”的观点。

转引自社会学理论大缸微信公号。

延伸阅读

“名校精英”与“精英名校”

文 | 赵慧莹

来源 | 社会学理论大缸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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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高校废物引进计划？

2020年5月10日，豆瓣上一个名叫“985废物引进计划”的小组，吸引了超12万名校生的加入。小组的简介是“98fiv大学，985、211失学失业者的新校园，分享失败故事，讨论如何脱困”。“985废物”是一个自嘲的产物，“985”是国内精英高校的简称，和“废物”之间的结合，体现出一种矛盾的荒谬感，一种教育神话在个体身上的破灭。

国内高考的励志标语里，常能看到“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等宣扬个人努力、藐视阶级和家庭出身的话语，似乎只需要通过考试，就可以战胜既有的不均等的资源分配，打败金钱和权力。

但大多数的教育神话只停留在高考或是大学以前，似乎人们进入大学之后就会自动地成为社会中的精英。鲜少有人探讨，那些拿着高分进入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们真的翻转了阶级，甚至成为了“精英”了吗？“985废物”给出的答案是自我否定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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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成为精英的我们？

作为“成为社会人”的最后一站、校园和社会之间的最后过渡，这种中间状态奠定了大学场域的复杂。大学不仅要保持教育的纯粹和理想，还需要生产出可以适配于社会或市场的各种“人才”，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技能与关系。而在其中的人们也不再仅仅通过“考试”就能简单维护住“优等生”的地位，他们需要在校园里重新定位自己，寻找到不同的“轨迹”与合适的“主体位置”，同时摸索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理想中的“社会人”。

而求学过程也是资本相互转换的过程。你得把通过高考所获得的学历，转换成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或文化资本，你得持续让你的学历能够发挥作用。这种转换的过程也是筛选的过程，我们可能被集体的道路所甩开，也可能主动选择“跟不上”。“985废物”的自我指称指的就是这种转换过程的艰辛，以及这些既定的轨道上的内卷。

我想以一个精英大学中的年轻人们拼拼凑凑进入社会，用不同方式促使自己“成年”的故事，来了解那些制度化的培养精英、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培养打工人的建制，以及在这些建制里所长出的主体样貌。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如何内化那些标准，甚至过度内化那些标准来促使自己尽快“成年”，又会有什么样的洞察或是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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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精英想象，你是哪一种？

大学的生活节奏推着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道路，确定“自我”的位置，也体现出不同的主体样貌和惯习。我以自传式访谈的方式，对13位访谈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除了专业、性别的平衡外，我特别注意了个人特质（personality）上的差异性，他们有学业上的佼佼者、怀抱学术追求的文艺青年、围绕着市场需求打转的职场精英／大厂男女孩，也有紧随大流的不突出的人，与每日混吃等死的人。在勾勒出所谓的常轨、主流和大部队的形态之外，我会特别关注那些掉队与反叛的人，他们如何在主流生活的系统之外打造自己理想的大学生活，如何型塑出自己的“主体想像”。

我将他们的生命史故事以“主体位置”的方式划分成四类，包括：“管理精英（多见于商科生）”、“新时代学生干部”、“知识人”与“非典型名校生”。“主体位置”指的是在精英大学这一主场域下，不同类型的学生个体依据其各自客观位置与主观意识，进行行动和定义自身的次场域。

“管理精英”是学校里的优胜者，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学校的选拔逻辑，而是致力于做更多额外的事情，来不断地量化自己的能力，与市场的要求对齐，证明自己的市场价值。

“新时代干部”则是与国家的要求最为贴近的一群人，他们往往被认为是最按部就班的一群人。只需遵循着集体的轨迹，就能自然地成为国家的干部。

“知识人”的主体位置是大学自主性的体现，他们将自己作为抵抗市场和国家干预的守卫象牙塔的角色。在中国大学特殊的文化氛围里，他们也养成了一种文人知识分子的习性。

“非典型名校生”则是没办法把自己镶嵌进任何制度化轨迹的人，他们拒绝成为精英，或是想要提出一种不同的精英形象。

这些“主体位置”之间如何进行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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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想象的破灭

四种主体位置对应四种不同的对于精英的想象。在“躺”、“润”、“卷”蔚为风潮的当下，也意味着这些“精英想象”不同程度的破灭。

管理精英：在最笃信进步主义叙事的“管理精英”眼里，他们似乎也遭遇到了努力的边界，意识到了运气或是命运的重要。Yin在访谈里说，她一直以为像她这么努力，其实是可以比普通再好一点的，但她现在可能就是个普通人。因为即使进入了互联网公司，拿着不错的薪水，但她常形容自己的工作是“螺丝钉”般的。她每天都在假装加班，负责一些微小的工作。

这种工作让她觉得自己似乎也失去了上升的动力，再也找不到可以升级打怪的系统了。在畅想自己的未来的时候，Yin肯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更加具有挑战性，占据决策位置的，而并不是这种重复枯燥的简单工作。在这种重复简单里，她的精英感被彻底打败。

知识人精英：在沉迷古典学的“知识人”H看来，Yin所向往的“现代精英”是败坏的，而他所追寻的高贵心性，带他走向的是一种古典的精英性。他所想的精英是贵族式的，不是沉浸在物质主义的享乐里，也不是在不断向前的竞争里，而是可以在伟大作品的阅读中，重新感受到人类世界的高贵灵魂。

非典型名校精英：在想成为精英却又无法成为精英的边缘人G看来，他觉得精英是可以选择主流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一个自由的人。他认为精英最重要的品质则是“自制”。G的“自制”和管理精英们所说的“自洽”，代表了完全不同的品质（character）。“自制”指向了一种社会责任，对自己欲望和行为的约束。而“自洽”则指的是一种非公共的自我，满足自我世界的合理性，一个没有矛盾，以自我逻辑为中心的顺滑的世界。

新时代干部：与“管理精英”们认可的个人能力有些许不同，“新时代干部”努力将传统的士大夫和社会主义干部的形象混合在一起，试图摆脱随大流或攀附特权的贬低。在他们的想象里，当官处理的不是为资本家卖命的螺丝钉工作，也不是各种官僚体系里形式化的庶务，而是更整体全面的事业，与更加宽广的视野与胸怀。他们的自我要么建立在集体的关怀下，把小我融入大我，要么只能在非常私人性的、在无伤大雅的个人爱好中建立起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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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全球许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类似的青年危机，比如：日本的宽松世代和韩国的N抛世代。这些危机有着相似的表徵，看似都与新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人能力与个人的风险承担的个体化危机、功绩主义的失效有关，但背后都有更多盘根错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

中国青年的困境有它的特殊性，他们面对一个更加制度化的、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工业化的生命历程与时间观。这种标准化的生命历程有一种深层的矛盾，一方面它呼吁人在经济上的个体化，另一方面它要将你在政治上、以及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上都牢牢地镶嵌在一个集体里。

在对大学进行研究之前，我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大学是如此异质、不理想而千疮百孔的。实际上，大学与国家、市场有着更加紧密的关系，它更类似于一种迫切想要生产出合格“社会人”，却力有不逮的“社会工厂”。这种“不合格”往往体现于“精英名校”与“名校精英”之间某种值得玩味的落差。

但不同的主体对于“精英”的质疑和重新再想象，其实也为教育和努力在教育系统里成为社会人的我们，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THE END

原标题：《李佳琦惹怒网友背后：无法成为精英真的是“自己的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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