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早期摄影在东亚：错综视线下的近代东亚社会图景

9月16日，“错综的视线：早期摄影在东亚（1850年代-1919年）”影像研究展在湖南长沙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开展。展览以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收藏的费利斯·比托等外国摄影师的早期东亚摄影作品为核心，通过与海内外20余家学术机构及多位藏家展开合作，呈现510余件视觉作品，多维度地探讨早期摄影在东亚的展开，呈现各种意图驱使下摄影所记录到的近代东亚的历史社会景象。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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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览分四个单元：“西潮东渐：大变局中的东亚景象和图像” “凝视他者：来自西方的摄影观看” “交错的视线：东亚内部的自审与互视”及“特别版块”。

展览策展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展览的研究视野涵括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以发生在1850年代至1919年的摄影实践为线索，综合展示这一时期里摄影在观看和记录东亚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展开的具体实践，既展现了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以及抱持不同目的摄影者眼中的东亚历史文化和社会景观，也展现东亚早期摄影的自身状态，以此探索全球帝国主义时代里发生在东亚的摄影实践的作用、意义和价值。”

展览现场

水彩画、铜版画、年画、浮世绘、石印图像……在展览的序章部分可以看到摄影传入东亚之前，具有各地区特色的媒介作品。这一时期的东亚视觉艺术，以与社会大众具亲和力的“低艺术”样式为主，对彼时西方现代文明的传入与影响做出了某种回应。在日本和中国沿海地区，西潮的“新奇”视觉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成为大众的新需求，而视觉消费，也逐步成为了当时大众生活的内容之一。这同时促成了视觉消费受众市场的形成。

传统主题及描绘明治维新与文明开化主题的浮世绘作品，原作由汤黎健收藏

三代歌川国贞《东京开化名景观：新桥铁道》，1874年，木刻版画，原作由汤黎健收藏

在一幅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收藏的浮世绘中可以看到，由于照相机的出现，黄包车夫和周围民众被吓得人仰马翻。这种新旧事物的冲撞感，在这批浮世绘中都有体现，比如火车这种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横滨开港后的情况等等。

展览现场，吸揉了西画手法的中国人肖像

与这批浮世绘对照展览的，是同一时期在上海这样的口岸城市，图像消费成为了市民生活中重要的乐趣。当时涌现了一批描绘中国沿海风景、内陆风景或者市民生活的油画、水彩画、铜版画以及根据摄影翻成的铜版画。集纳大量中外现代生活信息的《申江胜景图》和《点石斋画报》等石印图像和画报，以及吸揉西画手法的肖像与风景绘画等作品，也可令观众一窥丰富多样的东亚视觉媒介。

《从乌山拍摄的福州城俯视图》，载于法国《画刊》），1884年，原作由徐希景收藏

展览现场 上海小校场年画

展览中还有上海藏家张伟收藏的小校场年画作品，在这些年画中既有曾国藩、太平天国这类历史主题的表达，也有火车、马戏团等社会主题的表达。顾铮介绍：“这些图像集合起来，既可以看到西洋事物是如何在中国的印刷媒体中得到呈现。也拼贴出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西潮东渐的一种景象。”

约翰·汤姆逊《恭亲王》，1868-1872年，图片来源于影上书房

“凝视他者：来自西方的摄影观看”单元则呈现将摄影带入的西方摄影师从各自的视角和身份记录到的早期东亚的社会景观。这一单元以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收藏的费利斯·比托、威廉·桑德斯及方苏雅等人的作品为核心，结合西德尼·戴维·甘博的中国摄影、G·普拉特的中国日本相册及约翰·汤姆逊等人拍摄于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照片所组成。这些照片中包括了发生在东亚的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等），同时也从多个方面呈现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早期东亚地区形态各异的社会风俗和文化景观。

展览现场作品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意大利裔摄影师费利斯·比托随英法联军进入中国，担任随军摄影。他的镜头见证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和清政府的土枪土炮的对决。这些影像作品在成就他“战争摄影先驱”之名的同时，也记录下了清政府丧权辱国的耻辱。

费利斯·比托《大沽口炮台》，1860年，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上图：费利斯·比托《恭亲王》，1860年，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下图：费利斯·比托《额尔金伯爵》，1860年，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现场展出了一组比托拍摄的清政府官员和英国官员的肖像照，面对敌方的摄影师，清政府官员的姿态与表情显得复杂而闪躲。

费利斯·比托《雍和宫》，1860年，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比托于1863年左右离开中国，前往日本横滨开设了照相馆，制作并出售记录了日本风景、风俗及日本人肖像的相册，掀起了“横滨写真”风潮，影响了日本摄影的发展。1871年，他又被聘为美国远征朝鲜的随军摄影师，留下了外国人最早记录朝鲜景象的一批影像。

西德尼·戴维·甘博《甘博父子三人在街上拍照》，1908，浙江杭州，原作藏于杜克大学鲁宾斯坦图书馆

美国人西德尼·戴维·甘博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和业余摄影家。1908年至1932年间，甘博四次访华，三次旅居中国，调查中国的城乡社会生活，留下了一个由5000余幅黑白照片、彩色幻灯片，以及30盘16mm电影胶片组成的中国社会影像档案，为中国现代的重要历史时期保存了丰富的视觉文献。

展览现场，甘博的作品陈列

“以比托为代表的这批西方摄影师，他们对于东亚地区的观看，既体现了他们对于东亚传统、历史和现实的人文兴趣，也体现了以实力为后盾的帝国主义视觉欲望的某种扩张性，”顾铮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作为视觉资料，这些作品呈现并保存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早期的东亚地区形态各异的社会生活、风俗和文化景观，但我们在感受他们对于东亚这个东方异域的某种迷恋和想象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对东亚视觉书写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局限。”

展览现场，西方摄影师镜头下的日本

展览现场，西方摄影师镜头下的日本

与上一个展览单元相对的，“交错的视线：东亚内部的自审与互视”这一单元呈现了发生在东亚区域内各国摄影者相互间的观看和各国各自的本土摄影实践。相较于西方的摄影观看，这些“交错的视线”给出了有关早期东亚摄影实践的较为丰富呈现，平衡了此前来自西方摄影观看的单向性的不平衡状态。

顾铮希望通过这个部分，引发一个思考：互为他者的东亚各国，在什么样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有可能通过摄影观看以达到相互了解的目的？

自审部分，在中国方面，有现代画家丁悚的上海美专教学景象和他保存的上海五四运动新闻照片，以及中国摄影家拍摄的京张铁路工程摄影和拍摄者不明的上海海宁洋行蛋品加工厂照片。

展览现场，《京张路工摄影》

展厅现场的一组《京张路工摄影》信息十分丰富。《京张路工摄影》主要记录的是中国自主设计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沿线各站点、主要路段实景以及通车典礼情况。为清末民初著名摄影师谭景棠于1905-1909年间拍摄，上海同生照相馆制作。它对于中国铁路发展史以及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展览现场

这些照片，既展示了中国人在工业现代化“硬件”建设方面的努力、艰辛和决心，也保存了致力于文化建设的“软件”方面的具体实践的证据。这同时证明了中国人自主观看与记录自己的现代化进程通过摄影体现出来的努力。同时，也可以从有关五四运动的不同地点（上海和北京）的摄影图像的对比呈现，感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左：黎芳《广州大员坐像》，蛋白印相，图片来源于广东美术馆
右：黎芳《香港，背着孩子的中国女人》，1880年代，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在社会生活图景方面，黎芳不可忽略。黎芳是中国早期摄影史上重要的商业摄影师，据英国学者泰瑞·贝内特考证，黎芳约于1870年创办华芳照相馆，这是中国近代经营成功且延续时间较长的照相馆之一。华芳照相馆除了拍摄人物肖像，也擅长风光摄影，在西方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华芳照相馆曾将所拍摄的福州、香港、广州、汕头、厦门、天津等沿海城市的风景照制作成相册出售，颇受欢迎。照相馆所拍摄的影像品质极佳的风景和人物大尺寸照片，记录了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社会图景，是尤为珍贵的视觉文献。

川村《传统婚礼》，1900年代早期，原作藏于韩美博物馆

而在朝鲜半岛，由韩美博物馆提供的展品，也向观众展示了韩国早期摄影的面目。

互视部分，包括了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有关中国和朝鲜的摄影及日本佛教学者青木文教的中国西藏摄影等。“这些由东亚各国摄影家拍摄的照片，虽然局限各异，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发生在东亚的，包括了人类学摄影、纪实摄影、商业摄影和新闻摄影在内的形态丰富的摄影实践发展，为我们了解当时东亚整体状况提供了一定的视觉参考的依凭。”顾铮说。

《美国宿舍台阶上的宋美龄》，1916，原作藏于卫斯理学院档案库

展览最后的特别版块则延伸出去更多面向，比如“出洋留影”，因为各种原因跨出国门在海外留影的中国人肖像照片构成，包括了官员、革命家、留学生和劳工等各阶层人士的影像，试图从这个超越了地理意义的“东亚”的中国人肖像集合体里发现、了解中国人的心性的线索。“口岸城市”展示了因为不平等条约而成为中外交流前沿地带的通商口岸城市的城市旧影。

展览部分展出文献

展览将持续至2024年9月1日。澎湃新闻获悉，展览期间，谢子龙影像艺术馆还将聚焦“历史影像与东亚” “早期东亚摄影史” “摄影与社会学” “影像收藏与研究”等多个关键议题进行主题拓展，邀请来自艺术、学术界和其他学科的重要嘉宾，开展包括公共论坛、专题讲座、工作坊和影像艺术交流，以及馆藏书单推荐、文献写作等形式的公共项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