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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孩车祸后的生死两小时

2023-09-19 12:2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紧急救命》

一个星期六，风雨大作，值班室的电话响起。

一场车祸发生，一位女童急需救治，但附近的小型医院没有条件进行抢救，于是把电话打到了这里。

两个城市相距160公里，车程最少90分钟，接电话的医生心里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救护车要开一个半小时，再加上事故后的两个小时，患者在这么漫长的颅内高压后还想生存，除非奇迹出现。

调用一架医用直升机呢？也不行。

两个城市之间天气太差，无法飞行。

如果你是接电话的医生，面对这种生死攸关的考验时，你会如何做抉择？

而对于接起这通电话的杰伊·韦伦斯来说，这就是他每天工作需要面对的日常。他是一位小儿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抢救时发生的真实故事和我们想象中的即相似又不同，杰伊·韦伦斯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写出了《开颅：“牵动神经”的医疗故事集》一书。书中所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的，无论它们多么匪夷所思，看起来多么像奇迹降临，又或者多么沉痛地令人心碎。透过小儿神外医生的眼睛，看到的世界会有什么不一样？

本文部分内容节选自《开颅》

给我一台直升机

和他的职业一样，杰伊·韦伦斯的人生经历也非常不同寻常，他并非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神经外科医生。他有一位梦想着成为医生的空军飞行员父亲。受到父亲的影响，小时候的杰伊曾一度迷恋天空，想成为一位飞行员。而他最早开始大学学习时，也并非直接选择了医学，而是选择了大相径庭的英文文学。

杰伊父亲的经历对他影响很深。最终选择成为一名医生，也是他的飞行员父亲留给他的愿望遗产。除此之外，他的父亲还教会了他开飞机，杰伊不仅拥有医师执业资格，还拥有飞行执照。也许对杰伊来说，在高空飞行和握紧手术刀的感觉是类似的，都需要他在瞬息中做出影响生命的重要决定。

于是在面对开篇的难题时，这位医生想，不如用一台战斗直升机来救人。

“大夫。”一个口齿清晰的声音说道，“我们这里有一名 9 岁女童，大约两小时前两车相撞，她坐后排。人刚送到。扫描显示她右脑有一块 3 厘米的硬膜下血肿。我们是一家小医院。你能收治她吗？”

“可以。”我立刻答道，“检查结果怎么样？”

“右侧瞳孔扩张，左侧姿势异常。”

瞳孔扩张一般发生在脑压上升的一侧，在这个病例中是右侧，那里的脑组织被血块向下压迫。这导致负责瞳孔功能的神经基本失控，开始使瞳孔放大。“姿势异常”（posturing）这个词描述的是处理运动的脑组织损坏所引起的一种运动模式。这两样都是脑压升高的外部指征。直白地说，就是这女孩病了，病情正快速加重，并且挽救她的时间窗口正在闭合。“你们怎么还没送她升空？”我有点生气地问道。

我的医院位于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他们的医院在奥本市，相距 100 英里。用医用直升机，30 分钟出头就能将她送来这里，完全赶得上救治。

“奥本和伯明翰之间天气太差，无法飞行。她离你车程90分钟，只多不少。”他嘴上这么说，心里也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救护车要开一个半小时，再加上事故后的两个小时，这么漫长的颅内高压后还想生存，机会渺茫。

“你说该怎么办？”他问我。即使在今天，当我遇到看似无解的处境时，我仍会想起我父亲，想起我小时候在他身边飞行时的那份平静。他曾在空中国民警卫队（ANG）服役40多年，开过各类飞机，经历过各类状况和天气。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教我在每次起飞和降落之前核对飞行检查单。升空之后，我们还会演习空中紧急情况的处置。

“那些黑鹰直升机还停在你们附近的基地里吗？”我问那个急诊室医生。“还在，可是……”他的声音先是轻了下去，紧接着就又抬起了嗓门：“对啊！他们在任何天气都能起飞。”“你去搞定黑鹰。我来通知我们手术室。”

我的办公室窗外就是医院前面的街道。外面大雨滂沱，几只垃圾桶刮倒在街上，几辆皮卡也被压得低低的。我抬头瞥见一架军用黑鹰直升机，这架相对于标准医用直升机的庞然大物，正稳稳地悬停在儿童医院的直升机停机坪上方，将雨水和雾气搅得四下翻腾。办公室里的一切都在轰轰作响，我的心脏在胸腔内重重地跳动。

女孩送到之后，事情进展迅速。手术团队已经为女孩做好准备，无菌器械都已摆上后台，我们迅速为她剪掉头发，并用配制的消毒液闪电般地清洗了头部。在这样的救命手术中间，只要时钟一动，神经外科平日里的精确就要让位于速度。要不计代价地追求速度。“给我刀。不，该死，晚点儿再给皮肤止血。牵开器。上电钻。”

硬脑膜因为下方的淤血绷得又紧又胀，我们剪开它，这时，血块中的液体从剪刀周围喷射了出来。脑部一旦暴露，就会替我们动手，短短几秒之内，它就自动排出了大部分固体血凝块。我们清理掉切口边缘残存的血块后，我看见了受伤的那根静脉，它在车祸中从脑子上剥离了。我们将它凝结，然后开始撤退，一步一步，将我们刚才进去时不得已拆开的东西再一样样轻柔地修复。”

《疼痛难免》

没关系，外科医生在场

小儿神经外科医生这个细分专科，在整个北美地区，只有250名执业医师。这份职业的特殊性并不仅仅体现为，只有少数的这几个人能做到精密复杂的手术，更体现在无论在哪，他们都有办法救人。

杰伊曾在一个周末，偶遇过一次重大车祸。伤员血流不止，情况危急，但在没有手术室，没有巡回护士和助手，没有任何无菌器械时，一位穿着长袖运动衫的外科医生，该怎么救人？

“早上 5:45 左右，我沿着州际公路开上了一条长长的山路。在从医的最初几年里，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医院忙完一周的工作之后，在周六早晨找一个附近的半程铁人三项赛参加。驶过山丘最高处时，我看见隔离带上有一团尘云，接着就见这团尘云腾到空中，转了几周，在升至最高点时抛了个女人出来，然后跌回了地面。当尘烟散去，只剩下一辆撞瘪的小型厢式货车侧翻在地，底盘正对着我。

我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自己刚刚目睹了一起车祸。我远抢在其他人之前到达了现场。只见驾驶座上瘫坐着一名男子，他右边的耳朵整个耷拉了下来，只有耳垂那里还连着一点。鲜红的血液从他脖子上的一处开放伤口汩汩涌出，顺着侧脸一波波地淌下。有人帮我把他拖出车子，放到几米外的草地上。我忘记我们是怎么拖他出来的了，但是记得他的血蹭在我的侧脸上是怎样一种温热的感觉。我压住他脖子侧边，猜他是因为颈动脉破裂而在大量失血。其他人又拖出了两名伤者，也放到了我们旁边。我跨坐到男人身上，用力按住伤口。他疼得叫了出来。很快，我的指缝里就只有静脉血渗出了。他还有呼吸，但眼皮已经垂了下来，眼球在眼皮下不停乱转。

我抬头看见一名幼儿，她一头长长的金发，脸上有划伤，但意识清醒，正倚在一名中年女子怀里哭着。“她没事吧？”我向这名站在跟前的女子大声问道。“在安全座椅里找到的！”她一边轻摇小孩一边喊着回答。我本能地伸手去摸孩子的颈部，如果有台阶状的移位就说明脊椎骨折了。但是她能运动，神志也清醒，我的检查不会有多少意义。我依然伸手过去，没有摸出问题，反倒在她的脖子后面留下了一大片血手印。

受伤男子身边还躺着一名少女，有两个人正把她压在地上不让她乱动，她挣扎着想摆脱，一边又叫又哭。我蹲到她面前，喊道：“我给你做个检查！”她气色很好，浑身没有一处不对，显然也有呼吸，颈部摸着也正常。也不痛，她告诉我。

最后一名伤者正是车子在空中翻滚时被抛出来的那一个。她的皮肤和嘴唇都是深蓝色，呼吸又短又浅，更像是在捯气。这不像出血那么简单，不是按住伤口就可以的，我心想。在手术室里我们可以给她建立气道并通气、控制出血，但眼下的环境和手术室相差太远。

我平时工作时，有负责麻醉的医护，有巡回护士或手术技术员给我递上近乎完美的无菌专用器械，遇到一些困难病例时有显微镜可看，关闭切口时还可以听音乐；这一切，这里都没有。这里甚至不同于乱作一团的急诊部，那里的病人送来时往往已插好管子，我们要做的只是迅速送他们去做 CT 或进手术室。

“你怎么还不救她？！”少女在耳边的尖叫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把耳朵贴到女性伤者的胸口上，右侧一点声音也没有。很可能是张力性气胸或血胸：前一种是肺部受伤，空气漏进了肺部和胸壁间的空当；后一种是胸腔内的一根大血管遭割断，导致肺被一个巨大的血块挤到了一边。这时用针或某种器械扎穿胸壁，就能为她缓解心肺压力，能至少暂时救她一命。

如果是气胸，那么，放出积气就能为她恢复呼吸，重启含氧血的循环。而如果是大血管破裂造成血液淤积，她很快会因失血而死。反正标准的做法是先减压，如果猜对了能救伤者一命，猜错了固然会造成死亡，但伤者本来就不可能活过那样的重伤。

就在这时，我听见由远及近传来了救护车的鸣笛声。我要向各位坦白：当你置身户外，听见有救护车鸣笛驶近，并且知道它是为你而来，是来帮你的，这时，那声音真是格外甜美—— 尤其当你穿一件长袖运动衫置身户外，眼前只有一套多功能单车工具和两名奄奄一息的伤员的时候。这位母亲的心率很快，我想数清它十秒内的心跳然后乘以六，发现很难做到。我浑身已经被汗水浸透，眼镜上也蒙了一层雾气，但我仍然看出，她的出血主要是因为擦伤或叫“路疹”，量只有很少一点。但要是不给她的胸腔减压，她无疑会很快死亡。

我刚看到一名急救医士就冲他喊道：“我是外科医生。现场有中年女性一名，从车内弹出，呼吸浅快，右胸无呼吸音。我认为她是张力性气胸，需要减压、插胸管。她的伤势最重。”

这第一位急救医俯身用听诊器听她的胸口，然后向第二名急救医打了个手势，后者正从救护车后车厢推着一架轮床出来。“右侧张力性气胸。”他喊道，“口唇发绀。把她抬进救护车，马上给胸腔减压。然后给她插管。”

他又回头看向我。“中年男性一名。”我接着说，“颈部深度裂伤，可能伤及颈动脉。我们正在按压止血，可见至少失血1升。一耳撕脱。右腿胫腓骨90度骨折，已摆正，未牵引。脉搏不明。

“青少年女性一名。”我继续道，“有擦伤和瘀伤，无法安抚，正在现场走动。”我指向花T恤小伙儿，他仍陪在女孩身边，与她并肩走着，尽可能安慰着她。急救队长又派出两支推轮床的小队，然后看着我，右眉挑着。我们听见远处有医疗直升机在向这里飞近。“还有一个。”我说，“女性幼儿，在安全座椅中发现。已触诊颈部，不久前全身皆有动作。”我指了指怀抱幼儿的妇女，她正把孩子交给救护车旁的一名急救医。

救护车和抢险卡车沿应急车道驶回当地的急救中心，我向着我在路边的车走去，见两人驾着一辆卡车，穿着铁人三项的服装，两辆自行车挂在车尾，正排队在一条车道上缓慢前行。他们盯着我，有些迟疑地摇下了车窗。我顿时明白自己正浑身浴血：鲜血沾染了我的双手、两臂、运动衫，一直染到运动裤正面。

“看来你今天够忙的。”开车的司机对我说。“我看来要赶不上比赛了。”我边说边在运动裤上擦手。“开始塞车的时候我们给主办方打了电话。”副驾上的乘客探身过来说，“他们知道发生了大事故，说会推迟 45 分钟开赛。” “等你们到那儿，要他们再推迟 15 分钟吧，”我说，“15 分钟就行。”

我终于赶到了比赛起点，他们真的为我推迟了发令枪。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换项区，脱下血衣血裤，然后把比赛包里的东西统统倒出来，在我的指定位置堆成一堆。排着队等待计时开始的选手中间，响起了零星的掌声。”

《紧急救命》

如何面对最沉重的失败

曾经有人问过一位心外科医生：“先生，你的病人里有多少人死了？你记得他们每一个人吗？你会为他们感到难过吗？”我们都知道，医生其实是离死亡最近的职业，每天和大脑、肿瘤打交道的神外科医生尤其如此。

并不是每一次手术都会成功，但在医院里，每一次失败带来的后果都有可能是生命的消失。学会如何面对失败，也许是一位医生走向成熟过程中最重要的一课，杰伊·韦伦斯对失败的回答则是“我们不可能在这间手术室救下每一个人，但我们可以争取，现在，下一个孩子还等着你。”

“数年前，我曾被叫去参与治疗一对新生的连体双胞胎，他们的后脑勺连在一起，出生早于预产期很久，非常娇小、脆弱。其中一个婴儿已现危象，因肠道坏死——极早早产有时就有这种情况——并且他的血液毒素已经开始威胁另一名婴儿。我们决定尝试紧急分离。片子还没拍几张，孩子却命在须臾，不可能像通常那样用几周时间为这种程度的手术做准备了，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我们切开皮肤，打开颅骨和硬脑膜，只出了很少一点血。一切顺利，甚至麻醉以后，连生命体征也有了改善。

然而，在手术进行到三个小时后，当我们将连接两个孩子的数百条细小血管一一凝结，越来越深入地切分他们的脑组织时，里面又出了一点血。接着，从两个相连的脑的深处，大量血液冒了出来，多得止也止不住。麻醉医师开始往双胞胎的静脉里大量输血，我也立刻用剪子剪断相连的颅骨：什么精细操作都不能指望了，当务之急是先把他们分开，好让我和搭档一人一个为他们止血。

然后出血停了。

出血停了是因为所有血流都停了。他俩都死了。我记得那时我视线模糊，无法缝合，泪水掉在了眼前的双胞胎身上。我要将他们缝好，那样他们的父母至少能抱他们一回，一个一个地抱。我们本该牺牲一个救活另一个，但我们想两个都救，结果两个都死了，我到现在还记得自己站在原地泪眼蒙眬的感觉。”

《鳄鱼波鞋走天下》

“开始住培后不久，我就意识到我作为还是不作为，甚至只是短暂犹豫，都可能是挽救生命还是断送生命的差别。就这么简单。

我还记得自己那天是怎么把那名女子的病床拖出 ICU 的。当时她的瞳孔已经固定且扩散，脑干的功能也只剩下了一点。而就在 30 分钟之前，她还在病房里说着话，一边因为前几天里时有时无的隐隐眩晕接受检查。短短几秒的工夫，检查就变成了一场噩梦。他们给她做了扫描，然后送进内科 ICU，因为一般收治急性中风病人的神经科 ICU 恰好没有床位。

作为值班的神经外科住院医，我接下了会诊任务，跑上楼去看她，那时她才做完头部 CT。一番迅速检查之后，我打电话给我的主治医师报告她的情况。重点是：小脑中风，主动膨出，濒临死亡。她唯一的生机是手术移除上方颅骨，以此减压。平日里起保护作用的头颅，现在反而限死了她膨胀的脑子，越箍越紧。这种颅内压，她撑不了多久。

“马上送她进手术室。”主治医师不动声色地说，“你亲自送。”

我跑回她病房，向她周围的救治团队转述了我听到的命令。

“呃，我们得先把呼吸治疗做完。”其中一人说道。

“病人都还没被 ICU 收进呢。”另一个说。

“我得立刻带她走。”我说着就开始拖病床，也推上了她的输液架，“哪位为她准备一下运送。”

“马上住手！你以为你是谁啊！”其中一个喊道。

“再不送她就死了！”我喊了回去。

“少夸大其词，我们有规程的。”

我一直尽力将她拖走。呼吸治疗师正忙，不能过来帮我。一名护士不让我带走她。护士长也插了进来，威胁要打电话给我的主治医师。我求她快打。这场拉锯战来来回回持续了 20 分钟。我将病床向外拖了一尺，护士嚷嚷着要我住手。我也大喊着要呼吸治疗师快来帮忙。这时我的主治医师出现在了门口。他走过来为病人做了检查。她的脑干反射消失了。她已经进展到了脑死亡。

主治看着我，两眼冒火：

“我叫你送她进手术室的！”

“我尽力了，先生。”我低头望着地板。

“现在她死了。”他说，“她死前唯一的机会就是你。” 说完这句，他环顾病房，望向每一个呆立不动的人。他直勾勾盯着每个人的眼睛，一个接一个。然后，他只停留了片刻，就走了出去，和来时一样迅速。很快，大家也都排着队默默走了出去。

病人的一侧小脑突发中风并膨出——这是说她的脑子在颅底极度肿胀，以至于从颅底挤了出来。这股压力如果持续太久，往往会造成脑死亡。我们本可以用不到两小时做一台手术，从备皮到缝合，移除她的部分颅骨和中风的脑组织，那样是能把她救活的。

这个病人的死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接下来的住院培训，我不记得和那间病房的任何人有过过从。应该说，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在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是否有人会回想此事。我是想了好多回。

有的神经外科医生会说，这个病人本来就生机渺茫，她的检查结果太坏，手术已然罔效。但用手术不会有效来为她的死开脱，在我看来是一种廉价的借口，就算加上之后 20 年的经验，我依然这么认为。或者说，正是因为之后 20 年的经验，我才会这么认为。要是我自己的家人有 15％的生存机会，我会为他争取吗？要是 10％呢？或者 5％？5% 可就是 1/20，我就取得过这样的胜率，小儿神经外科的许多同行也都取得过。我也曾见过那样的孩子和小年轻活了下来，他们恢复得过上了有目标的生活，恢复得能够去爱人和被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