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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诺奖丛书译介的播火前夜,他和青年们与时间赛跑
在当代出版史上,刘硕良的名字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他先后担任过漓江出版社创始人之一、原副社长、副总编,《出版广角》创刊主编,《人与自然》创刊主编,《广西文史》原主编,每一次进入新的赛道他都全身心投入,一丝不苟,为广西出版、中国出版做出了卓越贡献,获各种奖项荣誉无数,更以七十一岁高龄获得中国出版界个人最高荣誉——韬奋出版奖。20世纪80年代,刘硕良在漓江出版社主持外国文学图书编辑时,开拓性地引进了一套“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把一批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9月16日,刘硕良先生在广西南宁与世长辞,享年九十有一。
逝者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译成中文,这一创意始自当时刚刚毕业的青年学人郑克鲁和金子信,他们提出的倡议和计划在多处联络无果后,于1982年冬为漓江出版社迅速接纳。在当时的环境下,决定出版这样的文丛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丛书规模大,需要谨慎选择译者,且面对的是不确定的读者群。
所幸,漓江出版社具有革新的勇气和广阔的目光。刘硕良带着社里的编辑潜心苦干,认真细致地做好丛书规划和每一本书的译者选择、书目酌定与译文推敲、前言写作、附件搭配等一系列工作。从1983年到1999年,该套丛书共出版82卷,占当时获奖作家总数的75%。
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刘硕良等保持着严肃认真又清醒冷静的头脑。当时有译者提出涉及两代人畸恋故事的川端康成的《千鹤》是否删节或者不出,刘硕良没有动摇,认为《千鹤》是一部有独特价值的文学作品。后来《千鹤》与《雪国》《古都》一同推出,成为川端康成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典读本。
下面的文章选自今年新近出版的《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一书,回忆了漓江出版社组建编辑团队的过程以及“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翻译出版细节。
刘硕良 黄伟林 / 著漓江出版社
在漓江出版社的发展中,我们感觉到一定要尽量选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来当编辑。我们先找到了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刘安武,他再找英语系主任,英语系主任推荐了莫雅平。莫雅平是湖南绥宁人,当年湖南高考外语成绩第一名。本来他志不在英语,考的是法律系,被调到了英语系。后来他在漓江出版社自学考试学法律,现在当了律师。当时我见了他,看了他写的一些诗,我觉得这个人有灵气,而且基本功很扎实,就把他要到漓江出版社,作为第一个年轻的英语编辑。莫雅平到出版社很快翻译了《魔鬼辞典》《匹克威克外传》,后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销量很好。
▲ 1986年4月23日,翻译家董乐山(中)、傅惟慈(右一)在漓江版外国文学图书座谈会上从外语语种来说,法语是第二大语种。中国和法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中国的外国文学界法语的人才和书出版特别多。法语人才我们去上海选,去复旦大学选。我们找到了复旦大学外语系的老主任林秀清,她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位女学者,终身未婚,但是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女爱护、关怀、照顾。我认识她,是请她翻译法国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埃克苏佩里被认为是一个奇迹,他是名飞行员,又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带有现代派味道的作家。《小王子》像《格林童话》,被认为是现代童话、大人的童话。我们还请她翻译过“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里的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一部“新小说”的代表作。那个作品很难翻译,有时候一连几百字没有一个标点。林秀清在法国研究过西蒙和“新小说”,西蒙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中国来,外文所的研究莎士比亚的老专家卞之琳叫人打电话告诉我,西蒙得诺贝尔奖,林秀清是最好的翻译者,可以找她翻译。其实那时我已经和林秀清联系了。翻译了《弗兰德公路》以后,又请她翻译了小说《农事诗》,两个作品合到一起出版。林秀清推荐了金龙格,大别山革命老区金寨人,农家的孩子,很朴实,很节俭,很老实。他来漓江出版社没多久,就用节省的出差费买了一辆单车,那时在桂林有辆单车相当于现在有辆汽车,很方便。那时出差费有标准,如果没用那么多,回来以后这个钱就退给你,他就这样省下150多块钱买了辆单车。后来他被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的优秀青年编辑。他自己翻译作品也不错,他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得过两次傅雷翻译出版奖。
▲ 漓江出版社新版《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我们选的第三个人,是后来在南京找的。“长三角”地区高校很多,人才也很多。我们在南京大学找到了日语专业的毕业生汪正球,是宋安群去找的。汪正球翻译了很多文章,写过诗,个子不大,很机灵、精干,头脑很灵活。后来在漓江出版社组织出版了赛珍珠的文集、川端康成的文集,他自己也参与了翻译。
漓江出版社到桂林后,第一件大事就是逐步建立编辑队伍,逐步成立了译文编辑室,一共有6个人,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俄语五大语种都有编辑了,这样一个编辑阵容放到全国任何一家外国文学出版社都有得一比。这也保证了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的继续发展和提高。
到桂林建社后,漓江出版社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在一切正常运转起来后,当务之急就是在南宁阶段的基础上充实发展外国文学图书出版,继续扩大原来出的几套丛书,加快“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书进度和力度。
▲ 198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首批作品:《爱的荒漠》《蒂博一家》《特雷庇姑娘》《饥饿的石头》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虽然1983年在南宁就开始出了,但是一年出四五本还是显得慢,每年都有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原来有七八十个作家已经得过奖了,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跟得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进度?这套丛书,原来是通过郑克鲁、金子信两位给我们介绍、开头,但是开了头以后,他们的工作因为各种原因跟不上出版社的要求,稿子发得太慢。因为金子信本身是出版社的骨干编辑,有很重的编辑任务,有点力不从心;郑克鲁是翻译家,主要力量是自己做翻译、教学和研究,也没有精力对这个丛书付出太多劳动。我们下定决心要加快进度,把他们手上的组稿编辑工作收回到编辑部,我们自己组织稿件翻译和编辑,稿子也不再交给金子信他们去审阅,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出版效率。他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推荐好的译者,我们也吸收采纳。
这个事情也还是经过了一些周折。原来组稿的人不太愿意把后面的工作转给我们接手,不是很配合,有些稿件压在那里。像澳大利亚的怀特的《风暴眼》,是杭州大学外语教研室主任朱炯强教授主译的,质量是比较好的,汪静之的儿子、很有名的翻译家汪飞白,曾经把杭州两位有名的翻译家宋兆霖和朱炯强的译作做过比较,认为两位翻译家的翻译质量在原作的真实性和完整度方面上都各有特色。《风暴眼》的译者还有一位。这部作品翻译以后稿子很早就给到金子信了,译稿有六七十万字。金子信没时间看,就放在那里,问他要他就推脱,不想很爽快地转给我们,想自己编。如果直接由我们来主持编辑出版,这里面可能有利益的问题,但我们其实是把约定的费用照样付给他们了的。我们事先已做过一些沟通工作,也通过一些朋友说服金子信退出这个中间环节。我们和译者直接打交道,译者就把稿子拿来给我们,《风暴眼》最后也寄给我们了,还没有翻译完的译者直接跟我们联系,还没组织的我们自己安排组织。到桂林后,这些工作花了我们很大工夫,不然“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到后面也不能达到比较快的进度。20世纪末,我们已经把80%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出版了。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只出了少量的获奖作家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完整的面貌还没显示出来,很多很有影响的作品还没翻译介绍,出书方面、选题方面还做了一些调整,不再强调“不重复”,如果这部作品是他的主要得奖作品,颁奖词里面提得最多的、最强调的,不管别人是否出过,是否翻译过,都要体现在丛书里,要么用已有的译本,要不就找人重新翻译。这样使得丛书的代表性更强,效果更好。
为了保证这套丛书得以高质量出版,我们的编辑工作本身也做了不少努力,力争使每本书的质量同其名声、地位、影响能比较接近。首先就是体例上很严谨,总的原则是把这套丛书每个品种都作为研究的参考。我们出作家作品不完全是得“诺奖”的某一部作品,诺贝尔文学奖本来也是颁给作家的,并不完全是看作家的某一部作品,当然特别好的、特别有影响的作品在颁奖词里有比较多的叙述、介绍。我们出的丛书,不一定只是授奖词里点了名的作品,有些没有点名的作品,我们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把它收进来了。我们着眼的首先是作家代表性的品种,但是有的作家代表性作品也不止一部,我们这个丛书也很难把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收进去,要研究这个作家,我们丛书选的作品也就提供了最好的样品。所以这个选目很重要。在选题中,考虑到有的作品要中国读者感兴趣,也要考虑作品的出版情况,尽量减少重复。为了在市场上的销售,也避开过一些本来该收的作品。在我们丛书出版的中后期,我们已经意识到代表性是压倒一切的,大家公认的确实很典型、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不管出过还是没出过,好卖还是不好卖,都一定要收进来。比如说罗曼·罗兰代表作是四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已经出版过了,傅雷先生翻译过,翻得很好,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大家都公认的,但是我们如果不收这部作品,收罗曼·罗兰其他的作品,人家就感觉我们这个丛书代表性不强,所以最后还是收了。但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一百多万字,要另外找人翻译,而且翻译要过得去,不说超过傅雷,起码差距不能太大,那也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还是收了傅雷先生的译本。这个译本的出版最终还得感谢傅敏先生的大力帮助。
▲ 刘硕良先生手迹(给翻译家李文俊先生的信)这套书因为语种和品种很多,翻译难度也很大,版本的取得也很费工夫,所以开始的时候还不是十分放心大胆去做,出版得比较慢,一年出四五本,出版社搬到桂林以后就加快了速度,1990年左右进度加快了。我们在上海印刷,在上海的全国最大的书刊印刷厂之一中华书局印,就地发行,统一印刷质量好,速度也比较快,就地给上海新华书店发行,在华东主要的市场很快就可以看到这套丛书的新出版的作品。浙江省新华书店专门发了文,要求各个部门重视,主动备货。1991年,在上海统一印刷了40多种。
我们还去申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去参加全国的评奖,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也体现了国家层面对这套书的肯定。如果说以前在报纸上发评论文章,也许还不足以完全代表国家的态度,全国性的颁奖、政府组织的奖项给了这套书,国家的五年重点出版项目目录有它,这些代表着官方的肯定。这套书的后劲很足,这些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算是我们强化出版物质量,加强宣传发行,扩大出版影响力的一个例子。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历史资料

原标题:《回到诺奖丛书译介的播火前夜,他和青年们与时间赛跑|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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