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绵谈王伯沆的生平、交游与学术

王伯沆先生是清末至民国年间著名的国学大家，曾先后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金陵女子大学、中央大学等院校，生平述而不作、专力批校古籍。他的女儿王绵，如今则坚守在父亲的旧居，整理父亲的生平学术。这篇访谈，即从后人的角度，回顾了王先生的生平交游与学术思想。

我们都知道，您的父亲王伯沆先生是著名的国学大家。那么，关于您的家族，有没有族谱一类的记载呢？

王绵：原有的王氏族谱是道光二十五年修的，共有八卷，经过太平天国战争，被摧毁了。后来，到了民国时期，族人聚到了一起商量，觉得总是要有一份族谱，就公推先父来修谱。那个时候，他还在中央大学教书，牵扯精力的事情有很多，但他依然尽心尽力，先从各处收集、抄录零星的文献，汇总起来，再补充从道光年间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内容，增修为十六卷，多出八卷，主要是先贤的嘉言懿行。按照当时惯例，有几百银元报酬，他分文不取，资料全凭自己抄录——那个时候，是既无人帮忙打字，也没有影印手段的，而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可惜的是，先父花了六年工夫修的这份家谱，在“文革”期间被毁了。我并无宗法社会的思想，但是总觉得这些文字出自父亲的手笔，是值得保存下来的史学著作。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家谱是最多的，我托人问过，也没有收藏这份王氏族谱。看来，我这个保存父亲著作的心愿终究难以了却了。

您现在居住的这间院子，之前是您的父亲王伯沆先生和您的丈夫周法高先生的旧居？

王绵：这个小院的门楼是重修的，其余两进都是清代道光年间的建筑。先父民国时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任国文系主任时，曾经住在这里。我丈夫周法高读中学时，曾经在此寄居，受到先父影响，才对国文产生了兴趣。

您是怎么想到将这间旧居改造成纪念馆的？

王绵：我想在故乡故里，为父亲留下一点痕迹。1994年，南京市启动了老门东改造，要拆掉先父这间旧居。我当时人在台湾，听说消息之后，紧急赶了回来。一看院子里已经写满“拆”字，我数了一下，一共有十一个，从大门口一直写到最里面。

为了保护这个院子，我前后奔走了两年。1996年的时候，我不得已，只能向海内外学术界求助。大陆的学者，香港、台湾的学者，还有美国、日本、韩国的学者，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或是打电话，或是来信，都要求保护旧居。

后来批示下来，院子保住了，我就想把父亲的故居改建成纪念馆。当时的老屋已经残破不堪，不适宜居住。我一面修整房屋，一边整理父亲和丈夫的遗物。1998年，故居终于修整好了，纪念馆开始对外开放。这里一切都是我自己的，进来参观不收门票，不卖纪念品，这里不谈钱。先父一生，也是不谈钱的。

对这间院子，您还有什么童年回忆吗？

王绵：客厅东边凸出来的那个小房间，就是我小时候的书房。客厅西侧的厢房，是先父的书房，当年他就在这里批、注、校各种古籍。

当年您是如何跟随父亲读书的呢？

王绵：家中有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有什么问题，就在老人家精神好的时候问问他。经历过战争，家中藏书遗失了一些，也烧掉一些。老人家生前没有什么著作，一生治学都是批、注、校，现在留存下来的，还有一百多种他亲手批校的古籍。我要把这些东西完整地保留下来。这是老人家一生的治学系统。一旦分散了，这个治学系统就看不出来了。

抗战时期，您父亲闭门不出，很有气节。

王绵：那个时候，我们全家的生活非常困难。父亲想过变卖一些书籍来维持生活，陈群知道此事之后，想买他的书。因为陈群做了汉奸，先父坚决不卖。陈群是很懂书的，也很爱书。他在颐和路那边办了一个泽存书库，收了很多善本古籍。抗战胜利之后，他自杀了。中央图书馆的特藏馆接收了他的书，也算是他做了点好事。

您的父亲当时有哪些来往的朋友，能请您谈谈吗？

王绵：我当时年纪还小，很多事情都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说说的。柳诒徵先生是先父的好朋友，做过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馆长。1928年，他聘请先父做了国学图书馆的参议，负责古籍善本的鉴别真伪，以及评定等级。

先父1944年去世之后，我没有弟兄，要承担家庭责任，就到国学图书馆工作。当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藏书既多且精，宋版四十一部，元版一百零六部，明刻本有两千多部，中央图书馆那是比不上的。后来我在工作时候发现，普通书库也有明刊本，柳先生就对我说，令尊要求太高，有些明刊本印刷不好，他就把书打入普通书库。现在有一部明刊本，仿佛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有些图书馆碰都不让读者碰，我看着觉得好笑。那时我们在国学图书馆，明刊本就捧在手里看，也不觉得怎么样。我们知道书的价值，也不会弄坏。

故居里的您父亲的纪念碑，就是柳先生题写的吧？

王绵：先父是1944年9月25日病逝的。1948年，他的挚友柳诒徵先生为他题写了墓碑“耆儒王冬饮先生之墓”。但是到了“文革”，坟墓遭到破坏，被强迁至花神庙，什么都没有了。到了1976年的时候，才把这块墓碑找了回来。可惜先父的棺木怎么也找不到了，去收拾时，棺材已经不见，只捡回几根白骨，用小坛子装着。

能请您谈谈您母亲的情况吗？

王绵：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太谷学派黄葆年先生的学生，两人同出一个师门。我母亲不仅操持家务，也负责应对外人。先父的性情比较刚烈，对外的一切事情都是我母亲来办。汪伪政府成立，父亲在南京城中名望很高，经常有人来请他“出山”，父亲就以身体不好为由，不见说客。外人晓得先父不好对付，就有一个“立法委员”向我母亲提议，瞒着先父，让他在汪伪挂个名。我母亲回复道，要用他的名，要用他的章，却又不告诉他，我不知道这合不合法，要向你这位“立法委员”请教。然后这人就面红耳赤地走了。 

您现在一直在整理父亲的生平学术思想，能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

王绵：每年我在大陆停留，大部分时间都在整理父亲批、注、校的古籍。1998年起，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陆续出版了《冬饮丛书》，第一辑收了六种：《清词四家录》《咏怀堂诗集》《樊文丛录》《长离阁诗附茗柯词》《倪文贞公诗集》和《孙可之文集》，只是他批校古籍的一小部分而已。为了出这套书，我花了很大力气。不少出版社说这套书没人看，不愿意出。我想，哪怕没有人看，也要出版出来。书出版之后，我向国内一些高校捐了这套丛书。

似乎外人知道您父亲，大多是因为他的《红楼梦》研究，记得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伯沆批校〈红楼梦〉》（2010年8月）。您能谈谈他对《红楼梦》的批校吗？

王绵：先父在长达二十多年中，精读《红楼梦》不下二十次，批校六次，留下用朱、黄、绿、墨、紫不同墨色批注的近三十万字评语。但是，他从不认为自己是红学家。胡适买到残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后，在北大开讲“红学”，中央大学也希望先父开一门课讲《红楼梦》，被他拒绝了。他说：“我不同他们唱对台戏。”四十年代的时候，他的弟子如钱堃新、洪诚等也反对出版先父批校的《红楼梦》。当然，他们之所以反对，也是爱护父亲起见，担心无法全面反映先父的学术思想。

1980年，先父的学生、杭州大学中文系王焕镳教授曾经通过胡乔木接洽出版事宜，因为五色套印存在困难，最后还是作罢了。后来，才由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谈风梁、赵国璋两位教授整理出了一本《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到了我整理《冬饮丛书》第二辑的时候，将不同墨色的《红楼梦》批注都影印出版，这样就能体现父亲手迹原貌了。与父亲批校的《红楼梦》同时出版的，还有他批校的《四书集注》和《淮南子》——我这样安排，是为了告诉世人，先父并不是个专门批小说的。

关于您的父亲有什么逸闻、遗物，可以向读者介绍的吗？

王绵：先父去世时我才十七岁，家庭遇到了困难，陷入贫困之中。尽管如此，他收藏的书籍，我们家人从来没动过。先父生前从来不发表著作，作的诗词也不存稿，写好之后常常往字纸篓里一扔，总有亲友学生去捡他的废稿。他常自称寒儒，但是对笔墨纸砚却精益求精，无一不考究，比如他用的纸，就是宣城特制的，经得起拉七次而不变形。

纪念馆里有一枝紫毫毛笔，是清末小说家刘鹗所赠。笔杆上还有刘鹗先生的亲笔题辞：“象管愧无闲写句，玉尖可捧笑求诗。”刘鹗1909年蒙难辞世后，家人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日本古董商人听说此事，便向他的家人表示愿出重金购买刘鹗收藏的甲骨。先父得知这一消息后，召集故旧门生商议此事，最后由他和胡小石、蒋维乔等人分别购入甲骨。如今，父亲所认购收藏的甲骨，一部分于“文革”期间归入南京博物馆，另一部分存在台北“中央研究院”。

他长期使用的几方砚台，如今也都存在纪念馆的展柜里，一方大砚台，旁边有两方小砚台，两方小砚台的砚面上，还存有父亲遗留下的红、蓝两色颜料。先父评点《红楼梦》，用的就是这方大砚台和几方小砚台，并且每方小砚台固定使用一种颜料。为了纪念父亲，这些痕迹我一直不忍心洗去。

这里有一个人必须提到，就是王焕镳先生。王先生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求学时，很受先父赏识。这些砚台原先一直珍藏在我身边。1973年，我赴香港与丈夫团聚，许多物件一时无法携出，便将先父使用过的一方澄泥砚、一方端砚以及一副拐杖交给王先生留存。当时王先生在接受父亲使用过的砚台和拐杖时，特地焚香跪拜。这情景我至今铭记，每一想起都觉得感动。

您父亲似乎经常手抄古籍？我们有一位作者，就买到过您父亲手抄的咸丰初刻郑珍《巢经巢诗集》。

王绵：他抄书有三个原则，一是孤本抄，如王采薇《长离阁诗》；二是佳本未能经人发现者抄，如阮大铖《咏怀堂集》；三是难读之书抄，如《樊文汇录》。先父当年曾经受聘于陈三立，在陈家做过塾师，时常与陈三立互相唱和。陈三立是“同光派”诗人，很推崇郑珍，将他尊为“同光体”先驱。受此影响，先父手抄《巢经巢诗集》也就不奇怪了。

先父一生爱书如命，手不释卷。他留下来的点阅批校手写的书籍，共有一百九十多种，其中手抄的书就有三十种。他的学术思想，就散见于这些书籍之中。我要用余生将父亲的书籍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