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长安三万里，诗中自有高适在 | 读《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前段时间《长安三万里》热映，历史人物李白和高适被大众重新关注，关于他们的故事也在不同解读者笔下有了不同版本的解析，一个比一个详尽。唐朝是个充满魅力的时代，我们熟知的古人都一身浪漫气息且极具传奇色彩，李白如此，杜甫如此，其实高适亦如此。高适46岁才应试中第，初入官场，可谓大器晚成。随后他在官场起起伏伏，终至刑部侍郎，后进封渤海县侯。这时的他，已61岁高龄。隔年，高适病逝，获加封礼部尚书，谥号忠。

在一般认识里，李白等人是因为官场失意，才创作出那些传世千年的经典诗歌。从这里看，高适似乎是个反例。而且，他因入幕河西而被后世称为边塞诗人，作诗不少，并多为精品。那么，高适只写塞外诗吗？步入官场与驰骋战场的他，所作的诗歌与此前是否有所变化？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本文想先谈谈高适诗集的整理。论整理高适诗的开创之功，当推刘开扬先生。刘先生整理高适之诗，始于1959年夏，中间曾“数易其稿”，定稿又因故而丢失大半，直至1979年才以初稿为基础重新做了修订，1980年初版面世，名曰《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这部附有《高适年谱》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8年推出了简体横排的“国学文库”本）是第一部高适诗集的现代整理本。此书以编年体方式整理高适一生所作诗歌，并加以笺注与其他历史信息。虽不能说通过此书就能将高适一生一览无余，但极容易让读者们从纷繁的高适诗作中进入高适的内心。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值得一提的是，编年体是传统史学研究常用的基本方法，以年为序罗列人与事，方便学者了解史事之整体脉络，这种做法在现在也开始被学者尝试用在不同的史学研究领域，例如林纯洁的《马丁·路德年谱》，尝试以中国传统编年体展现西方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的一生。

高适所作之诗，最有名的一首莫过于《燕歌行》，此诗描绘边塞战事之过程，但高适作此诗时才35岁（与他于46岁步入官场做比较，因而用“才”），身在中原而未出塞，此诗只是应和一位刚从塞外作战归来的客人（疑似畅大璀），因为对方先写了一首《燕歌行》给高适。如果不读《高适诗集编年笺注》，或许我们都只停留在欣赏诗词的层面上，并不知此诗更多的背景信息，而以为此诗是他在塞外创作的。

实际上，早在公元七三一年，时年28岁的高适就远赴过蓟门和卢龙塞，并做《蓟门行五首》与《塞上》等诗，年轻时期的他已对塞外之景以及唐与契丹之战真实情形了然于心，这段年轻的经历是奠定了他创作《燕歌行》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经历似乎也为高适后来以官员身份出塞做了“伏笔”，越是对边塞感同身受至极，越希望用一己之力解决问题。

高适感怀国家社会亦不是46岁以后才有的。高适系出名门，可惜在他出生后不久家道中落。20岁的他开始了诗歌创作，正值不知愁的年纪，却写出了伤怀的情感，以书生自谓——行路难啊，谁不知贫富悬殊，谁不知讨好上级就能有高升的捷径，但出身寒微的读书人，又有谁能瞧得上呢？更别说得到重用了。为了改变命运，也只能“年年空读书”了。也因于此，他才早年勤于读书，坚持应试，直到到46岁方才中第。不过，踏上官场路的他，到底还是因为“投靠”哥舒翰而“一路开挂”，步步高升。据刘先生言，高适是唐代诗人中算最显达的。

《长安三万里》剧照

借助《高适诗集编年笺注》，我们可知，显达的高适不只写塞外诗。青年时期的他四处“浪游”，所作之诗多与游玩、送别友人或借诗抒发怀才不遇的伤感之情，如“清晨眺原野，独立空寥廓”的《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蝶舞园更闲，鸡鸣日云夕”的《同群公题郑少府田家》、“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别董大二首》等等；初入官场的他，胸中则有心怀民生的抱负，誓不做害民之官，于是又有关心国内民生与边塞战事之诗，如“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封丘县》、“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的《蓟门五首》等等。由此可见，高适已从关心自身走向了关心国家社会。遗憾的是，在高适随哥舒翰入朝之后，少有诗作，甚至在天宝十一年冬至次年夏，闲居中的高适，只有《李云南征蛮诗》这一首诗。为我们窥探其转变增加了诸多障碍。

晚年高适似有所改变，但碍于有限的信息，难以下定论。毕竟归长安后的高适，已无新的作品。试想，高适晚年所处的时代已是走向衰败的唐朝，皇帝不断变换，战事四起，混乱又荒诞，作为一位多愁善感又体恤民间疾苦的诗人应当有极多的感慨。

行文至此，又不得不再提著者刘开扬先生。刘开扬先生生于1919年1月，为四川成都人。幼年在家读书，直至中学时期，仍接受着传统的教育模式，即背诵古文名著，这也算是为后来他熟识古诗文并在此领域深耕奠定了基础。自1939年起，刘先生已多有文章发表，早年多是自己创作的新诗与散文，1940年先后任绵阳民众教育馆、罗江民众教育馆馆长，在罗江馆有机会接触到藏书，自修文史，高适之诗便是在此时接触到的。

刘开扬先生

次年，刘开扬先生在内江、永川中学代课，授课同时开启了自己研究古典文史的大门。此时的他已有自己的研究理路，主要体现在他所写的《评梁著<屈原>》的书评里。梁氏（梁宗岱）曾提及研究的两条路线，内线与外线。梁氏倾向“内线”，即研究文学只需要强调作品本身，因而反对“外线”，即不需要对作家所处时代背景等其他信息做过多考证。刘开扬先生则认为“二者不可偏废”，《高适诗集编年笺注》正是他所秉持的研究理路的体现。不仅如此，在整理高适诗文之余，刘先生还写了一篇题为《论高适的诗》的文章，这是他贯彻自己研究理路所得的，关于高适其人及其诗的解析。此文虽作于1956年，如今再读，仍大有裨益（此文已收入《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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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诗集编年笺注》是较早对高适诗文集做了全面系统且高质量笺注的整理本，书首有《原始》《例言》《高适年谱》，正编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编年诗、第二部分为未编年诗，第三部分为赋，第四部分为误收之诗，第五部分为附录。

本书以《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为底本，校以唐钞本和《文苑英华》、《全唐诗》等，并吸收了近人校勘成果。每首诗下有题解，考证写作时间和相关史事，间录前人评论解说，以助理解全诗，作者的真知灼见往往而有。注文旨在究明出处，诠释典故。对于重要的篇章，注文后又附有笺释，对诗篇大义作疏解。

原标题：《不必长安三万里，诗中自有高适在 | 读《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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