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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有“神马”

杨斌

2023-10-17 14:12

马是云南著名的特产。根据司马迁所言，马、奴隶与公牛乃是滇西的财富来源。马最初是随着中亚草原的史前移民进入云南。经过千百年的适应，云南的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分布在气候较凉的云南西北部，第二类分布在有着亚热带气候的云南南部。考古学证据显示，畜马一事早在公元前6世纪便已流行，马匹同时也用于战争与运输。

自汉朝开始，云南的马便为中国人所熟知。据说在西汉初年时，云南的马便输出至四川。根据《华阳国志》与《后汉书》记载，传说滇池有“神马”，这也许暗示最早在3世纪时，云南的马便为当地先民珍视。中文史料也显示了云南畜马之兴盛，曾经一次献给汉朝多达十万头的牛、马、羊。3世纪以降，中文文献当中便可以找到滇马的记录，骑乘滇马或者川马成为中原地区贵族人士的风尚；同时，马也是地方政权的战争工具。

唐朝-南诏时期的史料记载着地方社会上马匹的角色。举例来说，南诏向唐朝进贡马匹，《蛮书》和《新唐书》都曾列举越赕马为最上等的马。越赕位于从前的哀牢区域，也就是今天的腾冲。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详述了大理-两宋时期云南的马，他的结论是：愈往西北，马的品质愈好。根据他的评价，滇南的马不如滇北的马持久耐劳；但他也承认，滇南最好的马的质量胜过滇北的马，价值几十两黄金。事实上，宋朝极为看重云南的马，认为这些马可与来自北地的马媲美。

中国人长久以来便垂涎来自中亚的马匹，因为中国境内多数地区并不产马。马的商业价值颇高，但更关键的是，马的军事价值更高。中国南方并不产马，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中国南方的王国罕能对抗来自北方的入侵。云南虽位于长江以南，却是个例外，这当然多亏了云南地处高原这个特殊的地理条件。此处不妨举两个经典的例子，第一个是三国时代，另一个是宋代的大理国。

滇马的战略性价值在3世纪时得以体现。当时正值中国的三国时代，也就是北方的魏国、江南的吴国以及四川的蜀国各自崛起之际。其中魏国较为强大，蜀吴两国因此结盟，然而，蜀吴之间偶有冲突爆发。蜀吴双方争夺的地区之一是交州（越南北部）。控制交州对于吴国至关重要，因为交州不但能带来南海贸易的丰厚利益，还可以通过滇越通道取得来自南中（云南）的马匹。再者，交州乃是前往云南的跳板。蜀国虽然也企图取得交州，但情势相当不利，因为控制南中的当地首领雍闿与士燮互通，后者掌控了交趾并且投靠吴国。因此，蜀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取得交州而是平定南中。此后，蜀国确实征服了南中，南中土酋也随之归顺。

孙吴求马孔急，可由下面例子得见。吴王孙权曾派使节渡海到达辽东太守公孙渊处，希望能获得东北的马匹。公孙渊却背信杀死吴使，将其首级献给魏国。虽然吴国能通过官方交流自蜀国与魏国那边获得一些马匹，但主要是通过交趾从南中进口大量马匹——因为交趾的士燮家族会向吴国进贡。根据记载，交趾每年向孙吴贡献数百匹马。可以想见，当吴国在226年最终吞并士氏并统治交趾之后，会有更多的滇马被输送到江南地区。

虽然缺乏其他西南丝路支线的市马记录，但滇越之间的市马至少持续到唐朝。大理-两宋时期的市马贸易更是远超前代，因为贸易是大理王国的经济支柱，故大理渴望与宋朝进行贸易且经常向宋室请贡。宋室则有鉴于南诏与唐朝之间的纷争，不再企图伸张对大理的宗主权，尤其宋室首要得应付来自北方的巨大威胁。

北宋在北方边疆面对强大的王国，辽国、西夏与金国都对北宋造成偌大的压力；最后北宋无力守住黄河流域，于是撤至长江流域，这就是南宋之开端。辽、西夏、金以及后来的蒙古人，都握有骑兵方面的优势。为求有效作战，宋朝急需良马。虽然宋朝曾经努力繁育战马，但养出来的马无法符合战事要求。西北地区的马本来是北宋市马的主要来源。宋神宗熙宁年间，朝廷遂将以丝茶市马定为国策。然而，失去黄河故地之后，西北马匹已无法抵达，这就迫使宋室转而向西南的大理国买马。

滇马与北地的马相比，体型较短小。滇马或许不利于北方边疆作战，但若是在淮河、长江流域，滇马应当会有某些优势，因为此地气候适宜滇马这种亚热带的动物。此外，云南有一些马其实是西北高原区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马可·波罗论断：“（南中国）最好的马，就是在这个省养育的。”最后，姑且勿论滇马之优劣，宋室其实没有多少选择，尤其因为它与“西北蛮夷”的市马已在11世纪末受阻。

因此，宋朝在四川与广西开辟了十多个市场。北宋年间，四川是主要的市马贸易重心，黎州（汉源）、雅州（雅安）、嘉州（乐山）、戎州（宜宾）、泸州、长宁军（珙县）都设有官方市场。来自大理的商人赶着马匹，带着其他地方产品，通过西南丝路往北到达四川。除了鼓励所谓西南夷赶马到四川以外，北宋还征募人员进入云南。四川峨嵋的进士杨佐，就带上了全部家当，率领数十人携带丝绸以及十日的补给，穿越山脉丛林，最后终于见到当地酋长并向他们表达宋室买马的意愿。

宋代扶马浮雕砖

然而，在丧失黄河流域之后，四川遂成为边疆区域，宋室同时要应对北方的威胁以及南方大理国来犯的可能性。于是，南宋更加严格控制市马，关闭了四川的几个市场。市马之重心随即转移至广西。广西的市马贸易始于北宋，盛于南宋。如同四川，广西设立了数座市场，由官方的买马提举司管理。在马市当中，广西的横山寨最为著名，持续最久，从宋神宗元丰年间一直延续到元朝征讨云南为止。

宋室在广西将市马额度设定为每年一千五百匹，然而有些年份则高达三千至四千匹。市马是南宋朝廷的重大事件。官员向皇帝提出建议，朝廷为此进行辩论和讨论，并且颁布相关的规章。此外，朝廷也为市马设有特殊的部门与官员，地方官员必须加以协助并且承担部分责任。

与此前的贸易不同，大理与南宋之间的市马规模大致可以推算。方国瑜估计，广西市马的平均贸易规模是七万两白银，这是从每年一千五百匹马、每匹马价格从三十至七十两不等的数据中计算的结果。方国瑜的估算仅仅纳入了大理国与宋朝之间的官方贸易，而排除了四川的贸易以及市马之外的贸易。此外，读者不能忘记，某些年的马匹贸易数可能高达定额的两倍。

1253年，元朝统一了大理王国，这也许标志着市马的终结。缺乏战马或许是宋朝落败的一个原因，虽然其影响实在难以估算。不过，我们确实知道，云南马匹对于南宋的防御非常重要，而且对于南宋某几场军事胜利也有所贡献。数度击败金国骑兵的名将岳飞，其军中便有来自云南的战马。另一方面，市马对于大理国来说也非常重要，它借此获得了诸多重要物资以及奢侈品。

滇马不只输入中国，也输出至中南半岛。交趾及占城是位于今日越南的两个当地政权，双方经常彼此交战。虽然两方境内都产马，可是所产之马太过矮小，不足以上战场厮杀。起初，两国均仰赖宋王朝的马匹，其实当中有许多马匹源自大理。宋朝疲于北方战事，企图让交趾及占城这两个南方政权维持均势，避免一方独大而成为另一个麻烦，因此，宋室管控了对两国的马匹输出。到后来，交趾获取了更多马匹，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事实上，交趾及占城拥有的马匹主要来自大理国，中间可能由宋王朝经手。几乎在同一时期，宋朝的骑兵扑灭了广西侬智高的起事。这些状况都推动了骑兵兵种和滇马在中南半岛东部的传播。因此，在中南半岛权力斗争中，马匹与骑兵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简而言之，说滇马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喜马拉雅山以东地区的权力斗争格局，并不夸张。拉纳比·恰克拉瓦提（Ranabir Chakravarti）对孟加拉早期马匹贸易之研究，也显示了来自云南的马匹如何影响了印度大陆的政权。

与印度大陆的许多地区类似，古代及中古初期的孟加拉并没有土产的优良战马。中古初期，孟加拉地区的政治实体，例如波罗王朝（Pala）与塞纳王朝（Sena）的出现，必然导致战马需求之增加。孟加拉北部区域——有时称作乌特帕沙（Uttarapatha）——有产马的传统，为波罗这个东印度地区的强国提供优质的战马。塞纳王朝接续波罗而成为中古早期孟加拉与比哈尔（Bihar）地区最强大的王朝，其境内也有贵重的战马。这一情形反映在塞纳统治者的头衔之中，除了是大象之王“盖贾帕帝”（gajapati）与万民之王“马拉帕帝”（marapati）之外，还是众马之王“阿斯帕帝”（asvapati）。

拉纳比·恰克拉瓦提辨别出“塔塔特里”（Tatatri）与“巴卡塔尔西提”（Bakadasti），也就是来自北方与西北的马匹以及来自不丹或西藏的山地型马匹，后者属于“科希”（kohi）品种；拉纳比还指出，云南也是山地型马匹的另一来源地，一如马可·波罗的观察。马可·波罗很清楚滇马的优良与强壮，他说，“阿穆（Amu）出产许多马匹与牛只，商人收购牛马之后再运送到印度”，一趟旅程需要四十五天，途中会经过蒲甘及孟加拉。阿穆有可能位于今日的云南南部。

孟加拉不是马匹贸易的唯一目的地；事实上，它也是转运中心。马匹抵达孟加拉以后，会经由德干高原（Deccan）东部转运至中国。根据中国文献记载，孟加拉苏丹往中国派遣朝贡使团不下十四次，在贡品清单之中，马是各种礼物中最为昂贵者。再者，拉纳比追溯孟加拉马匹贸易至公元3世纪，并断定在3世纪以及13世纪以降，孟加拉地区的马匹来自各地（包括云南），其中一部分还经海上贸易出口。拉纳比所论及的时代与云南市马的时代契合，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我们不知道有多少马匹从云南被卖到孟加拉地区，也不知道滇马与藏马或者西北边疆的马匹相比之下如何，但我们依然可以总结说，滇马在印度社会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