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可以不偿命”的特赦：是看人下菜还是现实需要？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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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流亡多年的泰国前总理他信回国，十几年前他在英国访问的时候国内发动政变，一不小心，自己成了通缉犯。他这次敢回来，主要是泰国政府特赦。

◇ 相关新闻截图

说起来，历史悠久的“特赦”是怎么来的？又围绕它发生过什么？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特赦指的是人在犯法之后，出于某种原因又被单独赦免，有一个犯法和赦免的过程，组合到一起才叫特赦令。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特赦令，但已经有了特赦的概念。

◇ 《三国演义》中魏文帝曹丕形象

三国时期，魏国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户籍管理政策，民众不能随意离开土地，一旦逃亡的话官府不仅要抓，还要把这个流窜犯的其他亲属没为贱籍。然而魏蜀边境上战乱不止，民众为了躲避战火有的人跑到内地，有的人干脆跑到蜀国当了魏奸。如果这些人还有生活在大后方的亲属，他们可就跟着遭了殃。其中一部分被抓了，还有大部分等着被抓，一时间人人惴惴不安，在重压之下民众有了造反的趋势。

为此曹魏朝廷对边境地区的民众进行赦免，无论是投敌还是逃跑都属于情有可原，朝廷可以不追究。另外在古代历次叛乱当中，朝廷都会广而告之“除首恶外，其余人既往不咎”，也是一个道理。

不过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法治极其不完善，特赦需要先审判再赦免，没有审判的环节，那朝廷开恩自然也不算特赦。

◇ 现代人复原的雅典卫城

现代法律中说的“特赦”起源自欧洲，公元前403年，古希腊一个城邦颁布了“赦免法令”，暴民如果犯了反政府的罪行，按照法律可以予以赦免，后来欧洲的特赦制度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最后成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

既然特赦制度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因此中国有这项制度也得等到有了现代法律之后，这一等就等到了晚清民国时期。

◇ 图为二次革命失败后的1914年，孙中山与日本挚友梅屋庄吉夫妇在东京的合影

由于在民国之后，政权更迭频繁，而民众的文化水平有限，能有参政议政能力的就那点社会精英，而他们大多是来自北洋系统，彼此交情匪浅，处于拉拢人心的需要没必要赶尽杀绝。因此在政权刚刚更迭的时候自己可能还是十恶不赦的逆贼，过段时间就该特赦，然后赶紧出山当官，有些技术性岗位少了自己别人干不来。

1913年，孙中山组织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政府，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把孙中山等一行人都写进通缉名单，革命党能跑的都跑到国外避难。等到11月国内政局稳定，袁世凯的政策就从以前的通缉变成了特赦，希望借此吸引海外的革命党人回国为自己效力，比如后来成为湖南督军的赵恒惕，还有湖南都督府参谋长江儁一开始都被判了有期徒刑，1915年就都被特赦。

此外，袁世凯还声明只要从海外回来自首就既往不咎，不过大量参加过二次革命的党人，他们或是对赦免真伪抱有疑虑，或是对自身能否被特赦抱有疑虑，总体上持观望态度，更多人选择到日本参加孙中山的中国革命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袁世凯这一轮特赦没达到想要的效果。

◇ 梁士诒（1869年—1933年），字翼夫，号燕孙，出生于广东广州府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白坭镇岗头村，清末民初政治家、著名经济家、银行家。

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自以为“天下无敌”，逆潮流而动称帝，结果没多久就在国人唾骂声中郁郁而终，袁世凯死后曾经支持他的那些党羽先后遭到了通缉，由于这些人都是北洋故交，所以对于这批人都是通而不缉，没多久就得到特赦，其中有“民国财神爷”之称的梁士诒的故事值得一提。

梁士诒何许人也，洪宪帝制之主谋，袁世凯的股肱之臣。无梁士诒则洪宪帝制无此规模，无梁士诒则袁世凯实行帝制的步骤不至于如此迅速，同时他也是民国交通系的大佬。

袁世凯死后，作为帝制祸首的梁士诒自然遭到通缉，为此他携家人躲到香港。而梁士诒到了香港后也没闲着，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动态，并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建立起联系。到了张勋复辟时，梁士诒给段祺瑞发了好几封电报表示支持，并说愿意为讨逆行动提供200万大洋军饷，其实他这么说的潜台词是交通系仍在我控制之下，赶紧给我特赦了，交通系的官员大多都是在财政系统任职，他们的一举一动完全能影响到国家收入，所以怎么特赦梁士诒是段祺瑞急需思考的问题。

◇ 讨逆军围困张勋“辫子军”

等到张勋复辟闹剧结束后，段祺瑞提出应该把梁士诒特赦提上日程，毕竟他也为剿灭张勋出了不少力。然而这个提案一出，司法总长林长民，财政部长梁启超等人却表示反对。他们不属于北洋的系统，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们也是最早提出反对的那批人，特赦梁士诒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不过，到了1917年年底事情发生转机，北洋政府内阁经过几次变更，已经都换上了段祺瑞的亲信，此外段祺瑞还联系各省督军在国内政务上团结一致，一时间皖系基本上掌握了朝中大权，这时候特赦一个梁士诒就不再是什么问题。

1918年年初，在段祺瑞势力的授意下，总统冯国璋签署大总统令，对梁士诒等人实施特赦，和他一起被赦免的还有杨度、康有为等人，他们也都是被通缉的帝制分子。梁士诒有了清白之身，得以继续活动在政坛，1922年还当过几个月的民国总理。

这种特赦活动几乎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此后只要一个案件引起较大社会舆论，民国政府都会考虑特赦问题。

◇ 施剑翘亲笔写下的《告国人书》

1932年，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打着为叔叔郑金声报仇的旗号，在济南火车站射杀了前山东督军张宗昌，由于他是为亲人复仇，引发了世人极大的同情，因此得到特赦。1935年前军阀首领孙传芳在佛堂里被施剑翘暗杀，这个施剑翘和孙传芳有不共戴天之仇，1925年浙奉战争时期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被孙传芳俘虏后斩首，此后施剑翘就一直寻找复仇机会，终于十年后大仇得报。

她的遭遇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无论是国民党内部还是媒体界，都呼吁赦免施剑翘的罪行。最后只是象征性的判了个有期徒刑，而且只坐了11个月的监狱就被特赦释放。

我们看梁士诒被特赦的故事，从侧面反映的是段祺瑞派系不断坐大，终于可以利用手中权力让曾经洪宪帝制的祸首重回权力中心，这说到底是民国权力斗争的一种表现。不过，在郑继成、施剑翘这里，本来是板上钉钉的罪行，考虑到为家人报仇，于是网开一面，从中也能感受到在法律之下还有温情的部分。

原标题：《“杀人可以不偿命”的特赦：是看人下菜还是现实需要？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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