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社会︱报刊时代过去了，老邱不得不退休

 “四点在原来的地方见。”9月4日下午两点，邱福荣在微信上给小林发了一条信息。消息发出去后，他骑着新买的电动车匆匆出门了。

“原来的地方”在上海市黄浦区，局门路和瞿溪路的交叉口上有一个“东方书报亭”。过去八年里，邱福荣是这家书报亭的经营者，直到2018年7月，这份工作结束了。

报亭关闭后，邱福荣每天早上去公园里吹笛子，打发时间。 澎湃新闻记者 董怿翎 图

在这八年里，邱福荣每天早晨5点半骑电动车从家出发，6点准时开门营业。他和妻子租住在闵行区梅陇镇，但他跟报亭周围的邻里却更熟络，大家都喊他“老邱”。不再经营书报亭之后，他和这片老城区的联系似乎没了凭借。

他经营报亭时还兼着出售旧书刊，报亭关张之后，老邱把剩下的一部分存货拍照发在了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这个月老邱在微信上做了近2000元生意，像小林这样的熟客现在都是通过微信联系。

微信成了老邱与过去的生活最直接的纽带。但他仍觉得：“微信比不上报亭”。他担心时间长了，这些年笼络来的人气会逐渐散去，“等天气凉些，每天去那里（路口）站站，和老朋友们打打招呼也好。”

人到中年闯上海

62岁的老邱，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头，戴了副老花眼镜，留着寸头，说话夹带着福建客家口音。

他住在上海市中环外一套租来的一室户，四十多平方米，每月租金2000元。房子没有装修，保留着水泥地，墙面也因年久而印记斑驳。2007年，他和妻子刚搬来这里时，租金是700元。

“当初这套房子也就卖五十来万，现在要三百万了。”老邱感到有些惋惜。但那时候，初来上海谋生的他没有在这座城市安家置业的本钱。

现在，妻子住在市区一户上海人家做保姆，每个月回来住四天，平日就他一个人在家。两年前，为了节省开销，他把卧室转租给了一对来上海务工的夫妻，自己住在七八平方米的客厅里。房间靠墙摆着一张一米五的双人床，另一侧放了一张四方桌和一只橱柜，报亭留下的旧书就堆放在橱柜上。

在上海住着合租的毛坯房，老邱的生活显得有些拮据，如今赖以谋生的报亭也拆了，但他却说自己不想再回老家去。

他将翻滚着的开水倒进放着一小撮武平绿茶的瓷杯，一边微笑着说：“这是我老家的茶，每年侄子都给我寄一些。”老邱已经多年没回过老家。回忆起当初离家的往事，他皱了皱眉，说道：“那个时候在老家，根本赚不到钱，当时我还欠了些债。”

1978年，他在福建武平合成氨厂寻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南方掀起下海经商的热潮，当时在工厂工作的老邱也动了心。1994年，他选择停薪留职，在武平县城开了 一家室内装潢店。老邱原本以为就此能发家致富，却因几年后遭遇的一次商业欺诈欠下了债。

那时，老邱与一家湖南长沙的建筑开发商签订了装潢合同。实地考察后，老邱从老家带着施工队伍赶到长沙，交了一笔20万的保证金，但对方却一直拖延开工的时间。

一个月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调查后，发现对方使用的公章和文件皆是伪造的。他算下来，那次亏了近40万元。这笔钱在当时足以在老家买上三四套百平米左右的房子。更让他无奈的是，投进去的钱大部分还是向亲友借来的。

2002年，化工厂实施改制，老邱下岗了，而经营装潢店也没能赚到钱。常找他收购邮票的老乡告诉他，自己在上海发了财。恰巧老邱也有收藏邮票的爱好，“倒邮票能赚大钱”让他动了念头。为了还清债务，2004年夏天，年近五十的他下定决心出去试一试。

上世纪末的国企改制导致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下岗潮，也引发了新一轮的外出打工潮。 根据历年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分析，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上海常住人口增长了近40%。

刚来上海时，老邱花600元在黄浦区租了一间12平方米的卧室。一年后，妻子搬来上海，和他挤住在出租屋里，找了一份做保姆的活计。

但是，老邱到上海的时候，邮票市场就已经从1990年代末期的盛世跌落。早几年，同乡赚得盆丰满钵，在上海购置了房产，而他却没能淘到金。

为了能够在上海待下去，2005年，老邱经朋友介绍做起了《新民晚报》的投递员，他当时心里想：“做报纸投递，至少是给国企干活，能有保障”。世界报业大会数据显示，新民晚报在2005年的发行量达到了104.5万份，居于“2005全国晚报都市类报纸竞争力20强”榜首。

投递员的工作却并不轻松。“那时候，三点钟就得起来准备工作了”，他回忆说，每天四五点就得赶到分发中心领报纸，除了尽早投递到负责辖区的订户信箱，还要给辖区内的书报亭配送报纸。天刚放亮，报纸基本就已经送完了。加上每份报纸的提成，他每月能拿到1200元。

世界报业协会的统计分析报告称，2005年，中国成为了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榜中日报最多的国家。当年，中国报纸以9350万份的日销量位居世界第一。

2006年，《环球时报》改版，由周报变身成日报，发行量大增，在上海成立的徐汇报纸配送中心招投递员。老邱在朋友的推荐下，转去了《环球时报》的配送中心干活。

为了能赚更多的钱，当时老邱还兼职在一家KTV做点歌员，每天从下午6点工作到晚上12点。那几年，五十多岁的老邱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但他觉得：“趁着还年轻，能干就要多干点。”

这些年，老邱一直在追逐奔涌向前的时代浪潮，无论是选择下海经商，还是顺应人潮到大城市淘金。他总期待自己能借势改变平凡的命运，却似乎永远慢了一步。

老邱和书报亭的八年

来上海的头几年，虽然生活艰苦，收入微薄，但大城市给老邱带来了朝气，让他满眼看到的都是希望和美好未来。老邱总跟人说：“上海是个好地方。”他觉得，“这里能赚到钱。只要你肯干，就饿不到。”

2006年下半年，大女儿毕业后，来上海找了份工作。为了一家人能住在一起，2007年年初，他们搬离了闹市区，租了现在这套公房。二女儿大学毕业，也随着来了上海求职，一家人总算在上海团聚。

2010年10月，老邱支付给上海东方书报刊服务有限公司5000元押金，租借了局门路瞿溪路交叉口的一家书报亭，不再做投递员，过上了朝六晚七的日子。

邱福荣收藏的旧报纸。澎湃新闻记者 董怿翎 图

老邱本就爱看书报，因为对这个区域报亭经营情况了如指掌，即便原来的亭主觉得开报亭没有未来，但他还是有信心能把报亭的生意做好。他购置了一辆电瓶车，早上6点准时来到报亭，晚上7点关门回家，每天几乎一大半时间守在报亭里。

老邱把这间五六平方米的铁棚当成了第二个家。他在报亭里装了空调，角落里还摆放着简易的厨具和电饭煲用来烹制午饭，架子上还挂着一只音响。有时兴起，他就开起音乐，随着节奏吹笛子消遣。

每天打开门，老邱都将报纸和杂志整齐排放在货架上，认真地站在亭子里等来往的路人停下脚步。夏天天气热，熟客来买书报，他会热情地招呼对方“进来坐坐，歇一歇”。

2010年算得上是上海书报亭经历的一段好时光。这一年，借由上海筹办世博会，东方书报刊公司配合政府对市区书报亭进行了一次“大换新”，不仅调整书报亭的位置以求布局更为合理，还整改了书报亭外观。

2018年7月，老邱在书报亭里吹笛子。 徐明 供图

老邱经营报亭的头三年，收益颇丰。在他的记忆中，最好的光景单日营业额就能突破1000元。那时，他的报亭摊头堆得满满当当，200多种报纸、200多种杂志可供读者挑选。

“《知音》《读者》，一些时尚杂志、儿童刊物很好卖。健康养生方面的报纸、《新闻晨报》《东方早报》《新民晚报》这些销量最好。这些报纸卖得好的时候，一天每样都能卖出几十份。”除了起初支付的5000元押金和购买报刊、杂志的本钱，经营书报亭不需要支付其他的费用，生意好的时候，老邱每月能靠书报生意赚到4000元-5000元。

但事实上，纸媒行业衰落从2010年已经能察觉端倪。就如同当年做生意被骗，企业改制下岗、错过邮票赚钱最好的时光，老邱又一次慢了大潮流一步。

2014年春季，老邱和家人一起去安庆的小女婿家玩，在长江边散步闲逛，随手花10元钱买了一张“旧物”——早年间用毛笔写的入党申请书。带回上海后，他把这张纸放在报摊上，没想到“没过几天就被人200元买走了”。而自从报摊摆上旧书报，就常有老人来问他“收不收旧东西”。后来，老邱开始捣腾这些旧货，这让他体会到“上海的确有不一样的文化底蕴”。

意想不到的是，旧书报生意竟成了报亭最后两年的主业。

报纸杂志的时代过去了

当初，老邱没有想到“有一天老百姓都不读报了”，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阅读习惯，还有他自己的生活。

2015年起，老邱报亭的生意一落千丈。

来报亭的人越来越少，卖报的营业额再未有过日入千元的盛况。“以往一天卖掉几十份的《新民晚报》，在那两年里一天能卖出五六份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有一些报纸再也没见投递员送来过。”老邱说。

为了扭转报亭经营的颓势，老邱也做了一些技术微创新。两年前，他在报亭醒目位置摆上了支付宝、微信扫码付款的二维码，顺应潮流开始用手机收账。但是，经营情况并没有好转。从那时起，一直爱读报的老邱，也开始习惯每天在手机上看新闻来消磨时间。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5年，就有三十多家纸媒停刊。世纪华文的监测数据也显示，2015年下半年销售量大幅下跌，仅相较于当年年初跌幅就达到了27.29%。

近些年，纸媒颓势，报刊经营惨淡，一些书报亭的亭主无力支撑，只能关门。为解决部分下岗职业再就业而应运而生的上海书报亭，在早期经营者陆续退休后似乎也已到历史使命完结期。老邱原本想指着书报亭攒点钱，过几年去上海周边郊县买个小房子养老，但老邱又一次输给了时代。

2018年7月中旬，老邱接到了街道办“要求关闭报亭”的通知。他说，自己的报亭应该算是上海最后一批关闭的亭子。

老邱接到通知时，第一反应是：“要是能找到一个其他的活干就好了”。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他不甘心在日新月异的大上海做一个闲人。

邱福荣的书报亭正式关门。 徐明 图

7月25日，报亭关门的时限如期而至。那天傍晚，老邱将报亭里剩余的旧书整理进电瓶车后座的储物箱里，关上了报亭的铁门。

老邱过上了退休生活。上午在家附近的公园吹吹笛子，下午待在屋里玩玩微信，偶尔去大女儿家帮忙照顾外孙。闲赋在家一月后，他才真正意识到生活被改变了，“以前每天朝六晚七有事做，现在真的感觉不习惯了。”

一周前，老邱换掉了陪伴自己多年的电瓶车。9月4日下午，老邱如约在“原来的地方”等小林，他碰到几个面熟的人，仍热情地凑上前去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