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深圳填海三十年（上）  

编者按：

中国上古神话中有精卫填海的故事。世人对这个神话故事的象征意义众说纷纭，其中有一种说法是，精卫填海比喻自然力量的强大，这个传说是先人看到人在自然面前的弱小和无能为力后的一种抒怀。

深圳这座堪称人类发展史上奇迹的年轻城市，到2020年，将向海要地近120平方公里。通过向海扩张，深圳从当年的边陲渔村发展成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

 2017年，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师生做了一组调查，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走访了60余位填海亲历者，有渔民、城市居民、开山填海的早期建设者，也有城市规划者。听他们讲述深圳填海的故事，反思城市、人与海的互动。

从小渔村到大都市：向海要地三十年

深圳这几十年，发生了太大的变化。

这座堪称人类发展史上奇迹的年轻城市，到2020年，将向海要地近120平方公里，占深圳市区总面积的百分之六。通过向海扩张，深圳也从当年的边陲渔村发展成今天的国际化现代大都市。

回望深圳改革开放三十余年蜕变历程，填海贯穿始终，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八十年代，招商局为打造蛇口工业区而移山填海。这一阶段，为改革开放，海不得不填。

九十年代，深圳市政府、南油集团、华侨城集团多方主导填海，通过填海，深圳崛起了一个新城市中心。这一阶段，填海工程高歌猛进，多方参与下的填海愈显粗放，填海与生态的对立进入人们视野。

进入21 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出台却未能终结深圳填海，在政府收紧的填海政策之下，深圳填海面积却达到新高。港口用地上“长”出了写字楼，填海实际用途脱离规划，走向商业。这一阶段，填海面临的争议越来越大，有人为发展力挺填海，也有人因生态极力反对。

填海似乎来到一个“临界点”，在多重争议声中，“是否要继续填海”迅速成为舆论的焦点，引起政府、企业和市民的多方关注。

深圳的改革开放史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填海史，在这之中，填海绝非仅仅是城市建设的一种工具。填海背后，还蕴含着历史、人文与现实意义。

深圳历年填海变迁1

八十年代之蛇口：炸山填海，种下梧桐引凤凰

1979年7月2日10点许，一艘名为“海月一号”的快艇从香港招商局仓码公司泊船码头向蛇口驶来。一个多小时后，梁宪和几位同事终于来到了憧憬已久的蛇口。此时，距离蛇口移山填海第一炮响起已经过去两小时。受上级调派，梁宪从香港来蛇口支援工业区建设，承担工业区发展调研规划工作。这是梁宪第一次来蛇口，他没想到，就此和蛇口结下了半生的不解之缘。

37年后，当74岁的梁宪坐在招商局博物馆会议室接受采访时，这位曾经担任招商局首席经济研究师的老人，还能激动地回忆起第一次来蛇口时的期待之情。

“‘你们去过夏威夷吗？’袁总当时问我们，‘蛇口就像夏威夷一样，有长长的沙滩，海沙雪白，风吹过岸边树林，一阵沙沙作响’，我一听，立马被‘煽动’起来，很兴奋。”谈到袁庚在干部会议上说起蛇口两手叉腰的潇洒模样，梁宪也还历历在目，但当时的他将信将疑。等真正来到这里，梁宪才明白为何大家说袁总讲话是“放大炮”。

“这个地方没有袁总说的那么美，落差太大了！”上岸后，梁宪看到的蛇口只有一条老街，由于“逃港”，街边看不到什么青壮年。房屋破烂，一片残垣断瓦，袁庚口中的夏威夷风光，落到梁宪眼里也只剩坑坑洼洼的沙滩和稀落的树木。那样一个蛇口，甚至让梁宪联想到了老电影《枯木逢春》里被丝虫病蹂躏得一片荒凉的村庄。

然而，正是在这一坑一坡的海边，响起了移山填海第一炮。这声炮响不仅炸开了当年蛇口的虎山，也吹响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号角。此后，特区改革开放浪潮从蛇口开始，迅速席卷全国。

1978年6月，袁庚受交通部部长叶飞委派，赴香港调查，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10月，袁庚即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

袁庚赴港任职后，看到香港一片欣欣向荣，可招商局在香港的产业依旧不温不火。他便想模仿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出口加工区经验，在香港建厂。

但奈何那边地价贵，招商局又资金紧张，最后只好选了临近香港的蛇口。袁庚向中央申请设立蛇口工业区的报告很快被批复，1979 年1 月蛇口工业区成立。

1979年6月25日，梁宪从北京来到广州，再经罗湖去往香港。“一个星期后，北京来人了，要我负责搞蛇口工业区的规划，我和几位同事陪着领导过来蛇口。”

7月2日到蛇口时，他们一行人从六湾的渔民码头上岸，此时蛇口工业区第一个开发工程——600米码头已经开始建设。

招商局入驻之前，蛇口一穷二白，想要建设，必须先把物资运进来。因此，招商局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解决通航问题。

“考虑到风浪和水深的影响，招商局就把现在中集那块的山给炸了，造600米码头。”王今贵见证了600米码头的诞生。1979年来蛇口之后，他便担任工业区指挥部工程科科长，回忆当年建设的情形，王今贵说：“开山填海就是为了造地。当时的蛇口要发展，必须得先解决用地问题。”

至1982 年，林本义作为港口工程师来蛇口参与建设时，600米码头已经可以停靠3 000 ～ 5 000吨的船舶。

对比如今上十万吨的集装箱码头，曾经的600米码头似乎不值一提。但时间倒退三十年，600米码头却是当时整个深圳市最早的现代化码头。林本义说在600米码头建成之前，深圳河里头的小码头只能停靠一些木船。

600米码头建设只是蛇口开发的起点，此后，蛇口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蛇口”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因为其特殊的形状——一条蛇脖子从南头半岛伸过来，南头半岛是蛇的口腔，蛇口山是上颚，下颚是微波山。在这之中，起伏着大大小小的山丘。

“这个地方没什么地，唯一几块地在招商局那边，都是农田水塘。”梁宪印象中，蛇口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路是工业大道，建在蛇口到深圳那条老路的基础上，600米码头建成后，才延伸到港口。1982年开发赤湾时，梁宪等人要爬南山才能过去，一座座山，山脚下没有路，实在想走路过去，只能从青青世界那条荔枝林小路兜过去。

来到蛇口建设一段时间后，他才意识到，荒凉还不是蛇口给开发者出的最大的难题。

作为土生土长的蛇口人，林小静记忆深处最原始的蛇口是一片起伏的山丘。

“以前蛇口都是一座座小山，花果山那边还有坟地。整个蛇口只有一条老泥路，小时候我们去赤湾砍柴只能走微波山下的山路，山下边就是海。”

林小静出生在南山，五岁时来到蛇口。十年后恰逢招商局进驻蛇口，相比“逃港”的同龄人，她凭着一张高中毕业证在蛇口工业区指挥部当起了打字员。此后，蛇口工业区几度变迁，林小静一直留在这里，直到今天，她也还在蛇口招商局历史博物馆任职。

几十年过去，梁宪回忆往事，仍然认为当年工业区选址在蛇口是不合情理的：“建工业区肯定需要地，但蛇口根本就没有地。”他记得，当时五湾、六湾那边几块地都是农田、水塘，往西边走，只有几个海湾。这导致大量的建筑用地，包括厂房用地，特别是港口用地，清一色靠移山填海。

任何工业区的开发都是从一片荒凉开始，通水、通电、通路，只不过蛇口工业区在这个基础上，还给开发者增加了一道难题——缺少平整的土地。

梁宪说，若是没有移山填海，工业区的发展根本无从谈起。

1979年的蛇口一片荒滩秃岭，所以首批从天津、上海、武汉等地调来蛇口的干部都主要负责港口工程和道路建设。作为工程科科长，王今贵1979年调来蛇口之后，首先接到的是“五通一平”这项重要任务。

“五通一平”，即通水、通电、通航、通车、通讯以及平整土地。“当时，我们在山顶架了一个容量4 000立方米的调节水池，再从西丽水库铺一条管道到水厂，水的问题基本解决；电是由香港中华电力公司供的。”也正是因为招商局的到来，蛇口才有了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公路——一条八公里长、两车道，通往深圳的柏油公路。在一片荒滩秃岭上卯起如此声势浩荡的改革劲头，蛇口很快就吸引了各方关注。

1981年8月几位学者到蛇口进行调查，来年1月在《学术研究》上刊文《蛇口工业区的崛起——对招商局创办蛇口工业区的调查》。文中详细记载了“五通一平”开始两年后，“通过挖山填海，一共平整土地100万平方米，其中征用公社土地52万平方米，填海造地40万平方米，海边防风林8万平方米，可供建筑厂房和其他建筑物使用的土地为74万平方米”，并感叹，“招商局仅用两年时间，在蛇口工业区的开发上取得这样快的建设速度是令人鼓舞的。”

然而，这个令人惊叹的“蛇口模式”在一年前曾饱受争议。1980年，袁庚为加快蛇口港施工进度，决定实施奖励制度，并首次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口号一经提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遭到不少人质疑，甚至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直到得到邓小平的肯定，这个口号才传遍大江南北。

“蛇口模式”也一直延续下去——五湾的建设起到示范作用后，很快，蛇口又迎来了新的建设者。1981 年下半年，孙美燕调任中瑞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不久便同袁庚一同来到蛇口。

“当年蛇口一片荒凉，只有几间破房子。我们来之后，首先要解决路的问题。修路就要石料，石料从哪儿来？就只有炸山了。中瑞当时承担的就是炸山的任务。”在孙美燕的指挥下，中瑞首先炸开一湾与二湾之间一座高98米、长100 米、宽50 多米的山。

三十年过去，当人们发现蛇口的改革试验结出成功果实之后，工业区的一切都有了值得纪念的意义——当年移山填海的画面更是作为珍贵的历史片段被保留下来。

然而，这段珍贵的历史，对于孙美燕来说，却是一段在荒地上拼搏的青春岁月，这当中甚至还夹着几分惊心动魄。

孙美燕说，炸山是以阶梯式的操作方式，从山顶往下一层一层炸的。炸完一层后，推土机将土推往一处，再由装载车通过提前修好的交通道运下山倒进填海区。她每天搭乘重型运输车从五湾的职工宿舍来到工地现场的铁皮房办公。在来来往往的炮声中，她几乎时时都在与危险做伴，有时甚至和死神擦肩而过。

“有一次放炮，很久炮都没响，工程师就上去检查，我们搞指挥的也赶紧起身去看。没想到，刚出铁皮房，就‘轰隆’一声响——炮炸得石头在天上飞，我们在地上跑。可是人哪里跑得过石头？结果石头从我耳边划过去，耳朵立马血流不止。”时隔多年回忆起当时的惊险时刻，孙美燕已经能谈笑风生，“当年的石头再偏一点，你们今天就见不到我了。”

当年开山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向山要地，二是开山做路。到1985年，中瑞公司一共炸出了57公顷的土方量。这些石料一部分用来填海，将一湾、二湾向外推出100米左右，开出了1 000米长的海岸线。加上原来山那块位置的土地，中瑞一共在这块区域平整土地三平方公里。另外，利用这些石料，中瑞还修了三条主干道，其中一条沿着海边通向赤湾。

“别小看这三平方公里的地，这在当时是非常关键的。”孙美燕认为中瑞和其旗下的修理厂、石矿场这三家公司在当时可谓是起到了改革开放的先锋作用。因为只有在土地、路和码头都有了之后，外资企业才能进来。

同梁宪一样，孙美燕也深刻认识到土地对工业区发展的重要性。今年，孙美燕已经年逾古稀。她现在常住香港，只是周末偶尔回蛇口和朋友聚聚会。在孙辈们面前回首这段青春岁月，孙美燕百感交集：“当年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我的脸被太阳晒得都是斑，看起来比现在还老。但我们那一代人不知道什么是苦，凭着一股创业劲头就这么干了起来。”

赤湾大港，在争议中诞生从600 米码头开始，随着工业区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指挥部也一直在推动港口建设，着力解决运输问题。只不过，港口建设并不顺利。继蛇口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建设口号遭受外部质疑之后，赤湾深水港的建设也在内部引起了很大争议。

“当时没想到工业区发展那么快，600米码头不够用了，就在旁边填了一突堤，规模比原来大一些，可以停靠上万吨的船。后来又建二突堤、三突堤，到1982年，开始建集装箱码头。”随着港口建设的推进，林本义也从工程师变成了港务办主任。

100年前，孙中山所著《建国方略》中明确了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含了全国的几大港口。传言，《建国方略》中所说的南方大港便是蛇口赤湾。虽然这个说法尚未得到证实，但关于赤湾的深水港建设，却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往事。

其中，梁宪和赤湾集装箱码头的渊源最深。

“我们来之后建的第一个码头只有三到四米的水深。说实话，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建深水港，大家心底都没有把握。不过，从交通部‘水规院’来的孙工程师就很坚持。”

梁宪记得，当时孙工只是个普通的技术人员，在汇报时，他解释说，赤湾处在珠江口东面冲刷潮位置，上游的水流在这一带汇合，越冲越深，并以此据理力争。底下坐着一众资历比他老的领导、同事都睁大眼睛盯着他，主管战略规划的梁宪看着孙工在台上说得“天花乱坠”的样子，都不由在底下替他捏把汗。

最后孙工还是凭借自己过硬的专业知识，一点一点地举例论证，说服了大家。招商局在中瑞公司开山填出来的海域往前推三四百米，建了深水港。

“不得不说，孙工很厉害，抓住了赤湾处在珠江口东面，受冲刷潮影响的水文特征。珠江口的水文状况决定赤湾能建深水港，这也是蛇口很幸运的地方。”

之所以对深水港选址如此谨慎，梁宪解释说，是因为深水港要求8到12米的水深，一旦在泥沙回淤区建港口，不但水深不够，建完还会立马回淤。这样不仅施工难度大，维护的成本也高。事实证明，当年的选址是成功的——这么多年来，赤湾港的回淤一直很小，维护的工程费用也低。后来，赤湾又要建集装箱码头，梁宪没有想到的是，孙工“舌战群儒”、据理力争的场景很快就在他身上上演。

在当时看来，选择赤湾建集装箱码头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和冒险，因为这里的水文条件比起回转码头要差一些。因此，梁宪带领一帮同事，从选址开始做可行性报告。

选址从盐田开始，接着是这边的赤湾和妈湾，最后选中了一湾和赤湾交界的位置建集装箱码头。梁宪说，这是当时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集装箱码头。虽然论集装箱码头，上海港和天津港最早，但在梁宪看来，赤湾才是第一：“它们都是在原来的杂货码头基础上建的，开始采用的是普通的吊机，而不是集装箱吊机，设计的吞吐量也只有5万箱。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能算真正的集装箱码头。”而蛇口集装箱码头建的第一个突堤就达到20万箱的吞吐量。不过，这个20万箱的吞吐量却来之不易，如果不是梁宪像孙工那样坚持，它很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我汇报的时候提出20万箱，交通部的同事都说‘梁宪你疯了吧，怎么能做到20万箱’，但当时我专门研究世界各个码头，集装箱那些东西我比他们都熟。”

这份骄傲一直伴随梁宪到现在，只是几十年过去，物是人非，想到已去世的孙工，梁宪不免有几分伤怀。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招商局敏锐地捕捉到了改革气息与发展机遇，开始打造蛇口工业区。但要在一无所有的蛇口打造工业区并不容易，除了以袁庚为首的一群改革建设者在这里挥洒汗水，工业区的背后还有蛇口原住民的付出与牺牲。

1979年，在行政改制前，南头半岛分为南头公社和蛇口公社。蛇口工业区设立后，南头公社被拆分为南山、西丽、大新三个办事处。蛇口五湾的蚝业大队便是大新办事处下属的蚝业社之一。

招商局进驻蛇口后，要想利用五湾、六湾的沿海岸线打造工业区，必须先向这里的蚝民征得土地使用权。1980年，袁庚便带领招商局的一众领导找到时任大新大队书记陈旭良，提出要征用其农村集体用地的要求。

“我想着既然特区建设要发展，那就把地让出来。”于是，按照当时的征地货币补偿政策，陈旭良以五万块的价格将五湾以及周围200多亩的蚝田出让给了招商局。后来用于支持工业区物资运输的蛇口客运码头便建在五湾。

陈旭良没有想到的是，这只是征地的开始。很快，政府又要征用大新大队9000多亩蚝田和3 000多亩水田。然而，这次陈旭良却无法像上次一样答应得那么爽快了。

因为这些田地都是改革开放前陈旭良带领村民，自己动手一块一块填出来的。

20世纪60年代，蚝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蚝民及其家属则由国家供应口粮。然而，计划经济时代，靠国家供应，人们根本无法解决温饱问题。为响应“以粮为纲”的口号，陈旭良带领村民自行动手围海造田，以减轻国家粮食供应压力。

“那时候围海造田，向海要粮真是艰苦。我们带着村民，个个穿着背心，束起裤脚，用脸盆一盆一盆地往海里倒泥。海边都是烂泥地，有些地方根本堆不起来，需要我们一盆一盆地堆起来，等它干了之后才能用。这还要看天做事——涨潮就干不了，退潮才能填。”陈旭良说，这种人工围海造田要花费差不多五年的时间才能填出一块地来。

更重要的是，陈旭良的老朋友曾榜名，南山办事处第一任书记的一番话提醒了他。

“征地便宜事小，生产队80 多亩地一口气全部征完，农民没有地种怎么维持生计？靠招工真的能解决这么多农民的吃饭问题？”因此，在政府征用南园村土地时，曾榜名提出要有一个两年的过渡期。

然而，陈旭良最终还是顺应了政府征地的需要。这一万三千多亩地不久以7 900 块左右一亩的价格被征走。

从此，农业开始渐渐退出深圳的历史舞台，在这片土地上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工业区。

蛇口工业区迅猛的改革势头不仅成功地吸引了外资，还引来了一批来自内地的年轻人。

到八十年代中期，涌入蛇口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为解决这些人的住宿问题，招商局又开始移山填海，兴建住宅区。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华益铝厂的职工林煜瑞看着现在翠竹园位置上的山一点点被推平，自己家的房子拔地而起。另一边，一湾到五湾已经差不多全被占为工业用地。于是，从六湾附近的望海路开始，海岸线又接着向外扩张，填出了南海玫瑰园、半岛城邦等一片高档住宅区。

林煜瑞的女儿出生于1994 年，在女儿一两岁时，他还经常带女儿到海上世界的人工沙滩上抓虾、玩沙。后来，海上世界也开始填海，一代蛇口人记忆中的海上世界慢慢被填成了“陆上世界”。

至此，梁宪口中描绘的那条“蛇脖子”再也不见踪影，如今的蛇口棱角分明。而那些和他一同参与过蛇口工业区开发的建设者们，有像林小静、林本义那样最后留在蛇口的，也有像孙美燕、王今贵那样久居香港、上海，只偶尔回来看看的，也有如袁庚、孙工已经不在人世的。

九十年代之南山：填出来的新城市中心

蛇口的开发为此后深圳的发展提供了模式——引进外资，兴办工业，搞综合开发。在特区建设的一片隆隆炮声下，政府又设立了两个新的开发区——南油集团和华侨城集团。与此同时，深圳的填海工程一路高歌猛进。

和招商局一样，通过填海，南油和华侨城都迅速地获得了建筑用地。然而，在不同的发展模式下，二者最终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1988 年，南油集团土地部经理胡国曦第一次来深圳时，蛇口工业区即将迎来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如果不是自己的父母来深圳开荒，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的胡国曦不会来到深圳。

他还记得当时去派出所迁户口时，办公人员的再三确认：“你想好了真的要迁出去？北京户口可是很难进的。”

胡国曦来深圳那一天，从上沙、下沙颠簸了一个小时才到蛇口。沿路的景象让他根本不敢想象蛇口会是这个样子——从海上世界放眼望去，除了碧涛中心、新世纪广场这两栋不算高的建筑，剩下的都是海，还有一排排海边别墅。“这样的景色之下，蛇口有几分欧洲小镇的情调。”对比一路过来像个大工地的深圳，蛇口给了胡国曦不小的惊喜。同样令胡国曦印象深刻的还有当时的南油大厦——圆弧形建筑，很是气派。

胡国曦看到的这座大厦伴随南油集团的成立，已经在蛇口矗立了四年。

南油集团的成立源于南海石油开发。南油成立后，获得了政府划分的38平方公里土地。这38平方公里的土地又被称为“南油大红线”。20世纪80年代，深圳市政府以出让的形式把土地划给企业开发，其中南油是划地面积最大的企业。

尽管30年变迁，重组至招商局旗下的南油早已风光不再，但对于这片曾经给南油带去辉煌的“南油大红线”覆盖的土地，陈宙锋作为南油集团企业规划部的副总经理，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38 平方公里，从南边开始以内环路（东滨路）和蛇口为界，一直往北都是南油的，大小南山、前海，都在南油的红线范围之内。往北，最远到了西丽。”

由于种种原因，南海石油开发最终被搁浅，后勤保障基地也成为一纸空谈。失去原始使命的南油开始转型为开发区，引进工业发展贸易。38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随之调整为23.01平方公里。

有趣的是，“南油大红线”划出来的不光是陆地范围，还有很大一部分圈在海里。西至大小南山，山脚下就是海。东边的后海大道也临着海。“南油大红线”一直往外延伸，进入到前海湾、后海湾两侧的海域。对此，胡国曦解释：“‘南油大红线’范围里虽然有很多地，但都是农业用地，不属于南油。要开发建设，只能从海域下手，填海造地。”

为发展港口贸易，1993年前，南油在月亮湾大道往西北方向至临海大道的位置填出一块仓储用地。仓储用地继续向西延伸填出了妈湾和海星码头的港口用地。

陈宙锋回忆，当时这一块区域从产业定位上来讲，偏重于物流、石化，所以这块基础产业用地都是“根据需要，一块一块填起来的”。通过“南油大红线”范围内23.01平方公里的综合开发，南油1992 年至1993年连续两年被评为深圳市综合实力最强的50家大型企业集团第一名，风头一时无双。

然而，南油却未能将这种发展势头持续下去。大南山脚下的填海区域定位为仓储物流，另一边的南油工业区与配套生活区却规划混乱，有些厂房、宿舍楼甚至一层半层地拆开卖。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加上规划不清等种种原因，在同时期的招商局、华侨城日渐发展成巨头的同时，南油沦落到依靠卖地为生。1997年，南油将大红线范围内的海域出让给卓越集团开发，卓越填海之后搞起房地产开发，正是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给卓越带去了第一桶金。

几番起起落落，曾和招商局旗鼓相当的南油最终在2004年经历重组，并入招商局。而“南油大红线”内海岸线的疯狂扩张，不仅为南油集团的衰落埋下伏笔，还改变了后海湾蚝民的命运。

南光村居民麦欢娣的命运就因南油的扩张而跌宕起伏。对她来说，后海湾的填海并不是一段轻松的记忆——因为就在这海边，她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失业记”。

“以前这一块都是南光村村民的菜地”，麦欢娣手指着地图上“海印长城”的位置强调，“要说现在的名字你们可能才知道，以前那些地方都变样子了”。麦欢娣是光明马田人，自从嫁来南光村，便靠种菜维持生计。她家的菜地就在如今的“海印长城”附近。她曾听村里的老人提起过，从“海岸明珠”到天后庙这一片，以前是个飞机场，是当年日本人建起来的。后来机场没了，这块地方只剩一片黄沙，寸草不生。

“‘海印长城’那里最适合种地。”麦欢娣当时种的菜甚至出口到香港。以“海印长城”为界，一边是菜地，一边是海。虽然偶有海水淹进菜地里，但麦欢娣一直不愁生计。直到1984年，南油开始征地，她的生活也随之发生改变。

“刚开始听说要征地，大家都很高兴。”村民眼见水湾村征地，虽征得便宜，但至少有钱拿。等风水轮流转，征到南光村时，麦欢娣和她的邻居们想着能拿赔偿款也很开心。

然而，他们没想到，拿到了1 000块一亩地的赔偿款后，地被征了，不能种菜，生计又将成问题。到1986年，麦欢娣的菜地基本被征完。为维持生计，她打算转移阵地，学习在滩涂上养蚝。只是，对于46 岁的麦欢娣来说，重新去学习一项新的技能并不简单。

“最开始，我连蚝的头和尾巴都分不清，不过后海那边整个村都养蚝，我就看着别人怎么做，一点一点学。”后海海水较浅，麦欢娣学着用水泥和沙子做成方子，丢进海里。到来年四月，这上面就会长出蚝种，再慢慢生出蚝仔。年复一年，等她开始熟悉这项技能时，蚝田里已经长不出蚝种，需要去买蚝苗来种了。

麦欢娣的养蚝手艺越来越纯熟，不知不觉间，她原先的那块菜地也已经彻底改头换貌，向东延伸出一大片陆地。再过几年，便有了现在的海岸城。20世纪80年代末，在政府要求下，南油将这块地填好交还。然而这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如何使用，却成了件棘手的事。最开始，政府打算在这里打造一个科技城，让华为总部入驻。多番权衡之后，才建成如今的南山商业文化中心。

胡国曦说，如果当年这里真的引进了华为总部，现在南山区的税收可能要翻番。但想想他又接着补充：“不过可能就没现在这么热闹了，海岸城每天来来往往数万人，要是建成科技城，一到晚上，人走楼空，只剩一幢幢高楼大厦。”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如今承载了南山区逾百万居民的休闲文化生活。那边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刚敲定，这边麦欢娣却再次面临失业。

1992年，她的蚝田再次被列入征地范围内。不过这次征地，却没能给麦欢娣带来想象中优厚的赔偿款。

 “我一共有240亩田，政府赔偿迁苗费，一共120万，当年120万是个大数目，村支书眼红我，就把钱扣了下来。”后来，村支书要求麦欢娣分30万给自己没有蚝田的妹夫，麦欢娣不答应，协商破裂，麦欢娣开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然而打了四年官司，赔偿款都无下文。直到1998 年，新任书记上台，才拿了70万给她，息事宁人。但这70万又被麦欢娣的叔叔分走30万，最终她拿到手只剩40万。

然而，城市建设却不会因个人的遭遇而停下脚步。

1997年，南油将海岸城南面的地卖了近20万平方米给卓越集团。隔年，卓越便推出“蔚蓝海岸”“海景房”概念，将原先靠海的楼盘“浪琴屿”取而代之。后海湾的海岸线也由后海大道东移至后海滨路。

接连摔跟头的麦欢娣终于吸取教训，看着新的城市中心拔地而起，果断拿出自己的一点积蓄，再四处借钱，在南光村盖了一栋两层的楼房。此后，当她拿到40 万元赔偿款，加上第一栋楼房收租的收入，麦欢娣又盖了第二栋楼房。钱滚钱，再盖楼，到现在，麦欢娣已经坐拥好几栋楼，还给自己的子女们在现代城各买了一套房。

回想起当年，麦欢娣感慨幸好自己早早地另谋出路，如果再继续仅仅依靠白石洲养蚝为生，她将彻底失业。

由于靠海，桂庙村的居民都以打鱼为生，在沙河路附近的滩涂围上基围，涨潮时海水涌进来，退潮后鱼虾就能留在里面。过去，白石路以南，一直延伸到华侨城，都曾是滩涂。白石洲那一片也恰如其名，是海中的一片陆地。这附近养蚝、养鱼的都有。麦欢娣在后海失业后，也曾转移到白石洲养蚝。然而滨海大道填海后，白石洲附近的水质被污染，无法再养蚝。这一片区域的蚝民也彻底失业。

南油集团成立后不久，1985年11月11日，在深圳湾的滩涂之上，深圳特区华侨城建设指挥部正式成立。从沙河华侨工业区划出4.8平方公里的荒山野岭和滩涂，华侨城开始按照蛇口的模式搞开发。

华侨城开发区的设立是在国务院侨办和国务院特区办的授意下进行的。

华侨城旅游发展部负责人陶总回忆，因为有国家支持，当时华侨城有很多政策优势，比如说审批权与人事任命权。正是得益于此，华侨城才能在三十年前制定出一版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生态规划。

“早期侨办下来的干部思想比较解放，他们认为华侨城的规划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未必开发区一定要建成工业区。”考察后，华侨城的领导都很认同新加坡的模式，就以11 万元的高薪聘请了新加坡规划大师孟大强担任规划顾问。

孟大强给出的规划理念很明确，即强调保护自然环境，充分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不要破坏现有的绿化植被，不搞大填、大挖、推平头。“当时这种开发区还有两个，一个是蛇口，一个是南油，但南油最终因为规划不善，建得很不像话。”谈起这个生态规划，陶总很是骄傲，他认为正是因为华侨城三十年来一直贯彻最初的生态规划，才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由于前两年一直在规划，对比深圳各处热火朝天的建设局面，华侨城显得有些太过平静，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起色。直到四年后，滩涂之上填起的第一座主题公园——锦绣中华的游客爆满，才让华侨城一下子声名鹊起。而这正是中国旅游集团马志明总经理的杰作。

借鉴荷兰“小人国”微缩的方式，马志明在规划过程中提出要划一块地，把中国所有名胜古迹都微缩起来。然而，这样的规划在当时却面临着各方压力，毕竟开发区主要以“三来一补”工业为主，搞旅游业并不被支持。出乎意料的是，1989 年9月21日，锦绣中华试营业竟热闹非凡。几天后的国庆当天，旅客人数接近三万人。由于估计不足，深南路不得不让出一

半做停车场。

锦绣中华的试验成功让华侨城看到了旅游业的发展前景，很快，在相邻不远的滩涂上，华侨城又兴办起了一座新的主题公园——1994年6月18日，世界之窗开园。

此后，华侨城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不仅创造了深圳有名的旅游景点，也成为深圳有名的城中城。

参与过华侨城规划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第二任院长刘洵蕃认为，华侨城能有今天要感谢两个人，一位是孟大强，另一位则是马志明。

“规划不仅要有先进的理念，与时俱进，同时要有前瞻性和足够的可调整、可修订的余地，这才是科学的规划、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和有生命力的规划。”刘洵蕃在孟大强提出“依山就势，保持地形地貌的原汁原味，让城市建设让步于自然环境”的规划理念时，就觉得眼前一亮。而对于马志明坚持要求用一块旅游用地做“微缩景观”的规划，一开始，连刘洵蕃都无法理解其深远意义。但现在看来，马志明确实是有远见卓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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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刘劲松

小组成员：周洋雷、白颉、左婷、梁嘉慧、肖号民、钟绮莹

完成时间：2017年

本文摘自21世纪新闻传播学应用型教材《新闻专业毕业设计》配套作品集《新闻的名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