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重建的阻碍：战争中聚拢权力的军阀势力与裙带资本主义

叙利亚政府想要使政治和经济稳定下来，并为重建获取资金，还要面对几个挑战。有些挑战根植于内部矛盾，根植于叙利亚作为一个家产制国家的本质特征。它必须满足诸多支撑叙利亚政府的重要行动者的各种利益，特别是军阀和裙带资本家的利益。

2017年8月中旬举办的大马士革国际贸易展览会，是继2011年来这个展会首次在这里举办，为期10天，目的是将国外投资者带回来，并且在国内展现出叙利亚重回正轨的状态。俄罗斯、伊朗、中国、伊拉克、印度、南非和黎巴嫩等40多个国家的企业代表参与了展会。尽管这场展会的经济影响甚微，而且一次炮击造成了数人死亡——确认了安全形势仍然脆弱——叙利亚政府通过举办贸易展览会试图向国内、地区内和国际上的力量所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阿萨德将会继续留下来，而且这将是叙利亚重建期的开始。

主要国际和地区国家力量对“反恐战争”的关注和对巴沙尔·阿萨德将继续统治下去的共识，在此时到达了顶点。这两个事实为大马士革的统治阶层加强了信心。

但是，叙利亚政府想要使政治和经济稳定下来，并为重建获取资金，还要面对几个挑战。有些挑战根植于内部矛盾，根植于叙利亚作为一个家产制国家的本质特征。它必须满足诸多支撑叙利亚政府的重要行动者的各种利益，特别是军阀和裙带资本家的利益。

国内与国际的投资的缺乏

重建是现任政府的主要工作，而裙带资本家既要实施一个巩固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计划，又要将市场的一部分作为对外国同盟者的协助的回馈。重建同样也会进一步加强负债累累的政府所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因为它缺乏资助重建的能力。

在2017年1月初，随着政府军在阿勒颇东部取胜，政府开始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实行66号令，这是2012年制定的一条法律，彼时它已经夺走了许多大马士革居民的财产。这条法令征用了大马士革南端两个非正式地区的居民的财产，即Mezzeh区和从Qadam到Daraya的一大片地区。补偿这些居民的方式是，从未来将会完成的经济发展中分出一些部分给他们。Syria Report的编辑Jihad Yazigi说，“无论叙利亚哪里出现了这种剥夺性的项目，补偿的数额都非常低。这很明显地就是对这些人的剥夺…这是将公共财产直接转移给私有企业，并且不征税——这将会大大促进与政府有裙带关系的人的利益。”

这一计划将要为大约6万居民提供1.2万个居住单元，以及学校和餐厅、祈祷的场所，甚至还有一个立体车库和购物中心。大马士革官员为这项法令做的辩护是，他们宣称这一计划的目标是提高居住水平，其他方面也会接着得以提高，使全国的居住条件都能有所提升。另一个案例是在霍姆斯，这座城市在2015年通过了一项重建Baba Amro居民区的计划。2017年3月，市政府自己建立了一家公司，以便处理房地产项目。这项计划包括了465块地区，大部分是以居住为目的的，其他的则作为公共空间和服务设施场所，例如学校和医院等等。类似地，对此的指控主要是针对可能的人口学的后果。

由于66号法令允许对大面积的土地实施拆迁并夺取居民的财产，它可以被与政府有裙带关系的人们用作一项高效的工具，迅速建立起大型的发展项目，同时也可以作为对反对现任政府的人们的惩罚性力量。居民区的发展项目将由市政府拥有的公司承担，但是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投资者所拥有的私有公司将会承担建设和管理这些项目的工作。叙利亚实行这条法律将会达到一系列目标，包括给予在外避难的人们压力——通过威胁在他们不在国内的情况下，剥夺他们的财产。同样，这条法律也可以作为一根胡萝卜，用以吸引各个希望从叙利亚的重建工作中分一杯羹的国家。

阿曼集团的所有者是与叙利亚政府有密切关系的Samer Foz。这个集团在2017年8月宣布将与大马士革政府以及国有的大马士革Cham私有联合股份公司一起重建大马士革Mazzeh区的Basateen Al-Razi地区。为了这个项目，阿曼集团成立了阿曼大马士革公司，声明拥有总共1890万美元的资金，但并没有公布各个合作方分别占有的份额。在与阿曼集团签订这项合同之前，大马士革Cham公司还与由Khaled Al-Zubaidi和Nader Qalei共同拥有的Zubaidi and Qalei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个类似的项目，而这两人都是与政府有关系的大马士革商业大鳄，他们的另一家公司Castle Investment在2017年获得了一项管理Ebla酒店的长期合同，这是一家大马士革郊区的五星级度假酒店，还有一个会议中心。

尽管Samer Foz和Nader Qalei都是逊尼派教徒，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与政府取得紧密的关系，这再次体现出了政府通过庇护主义、部落主义和派别主义，利用各种策略和工具建立起了一个多样的群众基础。

就像霍姆斯和大马士革周边的各个郊区一样，阿勒颇和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项目。在阿勒颇，根据一项在2017年1月由市政府进行的初步调查，一半以上的建筑和基础设施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同时，由于战火，阿勒颇东部的许多居民被迫迁移到市内其他地方，或者直接离开了阿勒颇。

一些阿勒颇东部的居民已经开始回归，但是直到今天这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事实上，根据估计，在2017年上半年有44万多迁移到国内其他地方的人们回到了家中。同时，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2017年监测到3.1万多叙利亚难民开始从邻国回到叙利亚。考虑到逃离叙利亚的难民有超过五百万人，这个数量还是非常小的，而在叙利亚内部流离失所的还有760万人。叙利亚的总人口数量减少了大约20%。

但是，私有资本所做的投资并不足以重建叙利亚。2017年4月对重建的总耗费预计在3500亿美元。除此之外，资金供应也存在问题，因为公私合营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的运作，但银行并没有能力提供支持，因为叙利亚国内一共在运作的14家私有银行在2016年底一共拥有17000亿叙利亚镑的资产，折合为美元后只有大约35亿美元（根据2016年底的汇率）。在2010年，这些银行的总资产曾达到138亿美元。从资产上来说，六个国有银行的总资产实际上比私有银行的资产多一些，特别是叙利亚商业银行。但是，这些银行也拥有更多的坏账。

因此，重建工作需要大量的国外投资，这就会使那些最坚定地支持阿萨德政府的国家受益，尤其是伊朗和俄罗斯。在2017年2月，叙利亚经济部长Adib Mayaleh宣布来自伊朗以及其他同盟的国家的公司将得到回报，而欧美的公司必须先由它们的国家作出道歉，才能从中受益。随着阿勒颇东部被收复，阿勒颇省长Hossein Diyab同样强调，伊朗将“在叙利亚的重建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在阿勒颇”。2017年3月，伊朗重建部（Iranian Reconstruction Authority）公开宣传了他们在阿勒颇省对55座学校进行翻修的项目。在大马士革国际贸易展览会上，伊朗的存在感最强，有40多家伊朗企业参与到展会当中。

同时，在2015年10月，一个俄罗斯代表团访问了大马士革，并宣布俄罗斯公司将会领导叙利亚的战后重建。在此后进行的一系列磋商中，双方商定了价值至少8.5亿欧元的合同。2016年11月，俄罗斯议会代表团访问了叙利亚，据报道称，在这次访问中叙利亚外交部长Walid Muallem提出让俄罗斯企业在叙利亚重建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2017年八月初，中国政府主办了“首届叙利亚重建项目贸易洽谈会”，在此期间一家中国与阿拉伯合资的企业宣布获得了来自叙利亚政府的承诺，将承担价值20亿美元的叙利亚国内工业园的建设工作。

但是，叙利亚的破坏程度甚至可能意味着来自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的投资也不一定足够。目前缺少主要行动者的情况——例如缺少西方国家或者海湾地区的君主制国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不过，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它所控制的地区拥有足够的稳定性，并为商业投资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也与重建的问题有关。这就受到两种势力的威胁：军阀和拥有裙带关系的资本家。

军阀，与持续蔓延的混乱

在政府控制的地区，对军阀的不满已经持续公开化。军阀分子参与到了许多犯罪活动中，比如抢劫、盗窃、谋杀、军阀内战，尤其是在检查站收费，使得物品价格上涨，为普通人民带来了更多的伤害。

在不同地区，批评的声音都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在叙利亚海岸线上，居民们已经反复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对于支持政府的军阀所犯的罪行——绑架、抢劫等等，当地警察和安全力量都选择视而不见。

这种愤怒也传到了其他地区。2016年9月，在阿勒颇市西部由政府控制的区域内，当地居民对政府官员表达了不满，因为支持政府的沙比哈组织成员在居民撤离之后愈发猖狂地对居民住所进行偷窃。军阀分子还洗劫了阿勒颇Ramouseh工业区的几百座工厂。议会议员Fares Al-Shehabi，同时也是阿勒颇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甚至在他的脸书帐号上表达了对此事的不满。

阿勒颇的Al-Abara清真寺伊玛目是政府的支持者，他在一次周五布道中提到了这一事件，他解释说，根据伊斯兰法律，买卖赃物是违法的行为。沙比哈的一名司令员Ibrahim Ismael针对这一说法回应道，他认为这些赃物是保卫阿勒颇的人们所获得的“战利品”。

2017年5月，随着许多商人和通勤人口的抗议越来越严重——意味着各个地方的人们都感到不满——叙利亚政府试着取消在政府检查站收取费用的制度。阿勒颇的商人们愈发对这些费用持反对态度，而苏韦达市区外的货车司机将通往大马士革的公路阻断了两个小时，为了抗议在路上由各个检查站收取的“费用”。所有的政府安全部门和军阀都是由阿勒颇市的军事与安全委员会管理的，其主席Zeid Ali Saleh终于签发了一项命令，禁止政府检查站对运送货物进出阿勒颇的货车收取“费用”。几天之后，大马士革工业联合会也要求在首都下达同样的命令。

同时，针对这一越发混乱的局势，首相Imad Khamis宣布他将禁止这一做法，但是军阀还在持续抵抗。这一形势反映出，随着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的战争都结束了，这些检查站存在的合法性正在逐渐消失。

在2017年6月中旬，随着支持政府的媒体也报道了一系列军阀在阿勒颇犯下的罪行，一场浩大的镇压行动开始了。总统府派出了Mohammed Dib Zeitoun中将，他是国家安全部长，也是阿萨德身边权力最大的情报部长。这一行动是为了终结军阀践踏法律的行为。国家安全和空军情报部队开始包围阿勒颇市内Adhamiya，Akramiya和Seif Al-Dawla地区的人民委员会成员，造成了一些小规模冲突。除此之外，复兴党在当地的领袖Fadel al-Najjar也下达了一条命令，收紧了复兴党营的相关规定。

但是，要在国家层面上限制军阀力量还是具有较大的挑战性。根据商人Fares Al-Shehabi的说法，巴沙尔·阿萨德必须亲自介入，对高级安全官员下命令。最主要的挑战是，军阀领袖们大多与强大的安全机构和身居高位的军事官员有关系，因此市政府无法在没有顶层决策者支持的情况下反抗军阀。

在2017年7月6日，工商业人士在Sheikh Najjar工业区组织了一场大型抗议，谴责阿勒颇军阀的所作所为。抗议者们指控军阀谋杀百姓，通过控制服务和价格故意干扰供水供电的恢复工作。这些抗议者还谴责了在军事检查站收费的行为，尤其是威胁将不付费的工人们送去参军。与此同时，在通往阿勒颇的公路上，从政府控制的Nubl和Zahra镇上来的货车司机组织了又一场抗议，针对的是检查站的收费和军阀分子的暴力行为。他们要求政府取缔检查站。

政府为人民的生活稳定能做出多大保证，阿勒颇的情况就是一个测试。同样，这也是叙利亚政府向国际社会证明它对自己占领的地区的控制能力，由此才能进一步讨论外国投资的重建工作。

但是，这只是控制叙利亚境内准军事组织的漫长斗争的开始，包括对当地的军阀——例如国防军（NDF）——以及对伊朗控制的军阀的规范。就像2013年一位叙利亚官员预见到的那样，“在这场危机之后，将有一千场危机——都是与军阀首领有关的。两年前，他们从无名小卒变成了拥有枪支和权力的人，我们怎么可能再让这些沙比哈回去变成无名小卒？”

在2017年夏天，非法的、暴力的亲政府军阀还在各个政府控制的地区里扩散着混乱和危险。截至到八月底，根据反对派人士的说法，一个准军事组织Nusr Homs的战士拒绝在他们进入霍姆斯的途中接受检查，还对警察开火并残酷殴打了一名警察。另外，全国范围内由军阀控制的检查站数量不仅没有下降，还有新的出现，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都增加了耗费。

最后，还有许多其他政府无法应对的安全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面对正在撤退的圣战组织——例如新反叛联盟（HTS）和伊斯兰国（IS）——可能采取的策略改变：他们可能将更多在居民区进行自杀式袭击，这将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

在战争中收获极大经济与政治权力的裙带资本家

军阀当然是政府重新建立“稳定性”的最大挑战之一，但是这不是唯一的挑战。裙带资本家在战争中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国内中产阶级投资的回归，因而也威胁到了一个有利于重建的商业环境的创建。随着政府军获得了更多的胜利，收复了更多的叙利亚领土，这使政府希望将由于战争离开的投资者和商人也吸引回来。叙利亚政府需要吸引投资，增加商业活动，同时生产者必须减少对进口的依赖，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否则外汇将会极其缺乏。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2011年3月开始的动乱使许多工厂关闭，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在2010年与2015年之间，整个经济体损失了210万实际的和潜在的工作。2016年的失业率是60%，而青年失业率从2013年的69%上升到了2015年的78%。根据估计，叙利亚人口中的83%处于贫困当中，210万座房屋被摧毁。如此高的失业率和更高的生活成本使一部分青年人参与到军队或者支持政府的军阀当中，特别是考虑到一个军阀分子的工资可能是一位大学教师的四倍。

在2017年2月，财政部长Mammoun Hamdan访问了埃及，与埃及叙利亚商人会（Syrian Businessmen Group – Egypt）见面，其中许多都是生产者。他为这些商人提供了许多激励，例如减少原料进口的关税，对机器进口完全免税，降低营业税，同时延期任何从国家银行获得的贷款——2015年叙利亚通过了一条法律，允许投资者在相对有吸引力的条件下延期他们的贷款。

Hamdan还宣布，政府将为阿勒颇的Sheikh Najjar工业城的8兆瓦发电机组提供资金，同时也将完成阿勒颇机场的建设。投资者们也提出了一系列他们的要求，包括将他们的贷款延期2年。他们还提出了许多有关关税和其他商业规定的问题。一周之后，埃及的叙利亚投资者派出了一个代表团造访了大马士革，与各个政府官员见面。

裙带资本家毫不犹豫地批评了这些政府措施。财政部长访问开罗一周之后，一家由Rami Makhlouf拥有的报纸Al-Watan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埃及的工业家》，2017年2月26日），强烈谴责了投资者将他们的回归建立在政府提出的条件的基础上，以及他们“只愿意在阿勒颇解放之后”回归。根据经济新闻网站The Syria Report，这篇文章是为了“对政府中那些希望他们回归的人们施加压力。文章中提到投资者们应该付清他们所有的债务——即他们的关税和贷款，是对投资者的一个明确的威胁，告诉了他们，如果他们回归的话将面临什么情况”。

在战争期间离开叙利亚的投资者们背景很多元，他们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中都存在，但是他们与政府的关系相对比较松散。例如，那些在埃及的投资者大多是纺织业的工业资本家，许多人来自阿勒颇，这意味着他们都是城市中的逊尼派。他们的财富来源基本与政府无关，而是与他们的投资有关。在2016年的一份BIT报告中，叙利亚政策研究中心（Syrian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认为，主要冲突地区——例如阿勒颇——中，有90%的工业企业关停，而剩下的只使用了30%的产能。因此，叙利亚工业资本家们没有什么理由留下来。

在这篇文章写成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叙利亚工业资本家会大规模回到叙利亚的任何迹象，而埃及政府则在2017年3月宣布，埃及有意为叙利亚工业家在埃及境内建造一个集中的工业园，以此针对叙利亚政府重新吸引埃及的叙利亚工业资本家的企图。有许多原因显然阻止了叙利亚商人在2017年夏天大规模回国，但是裙带资本家的作为显然没有为他们回归的意愿做出任何贡献。

在这样的情况下，最近外交部长Walid Muallem对一个“活跃的经济外交，以便为一个围绕国家利益进行的重建过程打下正确的基础”的倡导，以及提出要认识到“通过加强与国外的叙利亚社区进行的交流和建设性的互动，将重建过程中的国外贡献放到一个重要的地位上”是很难实现的。事实上，如果不与裙带资本家和其他国家的官员合作的话，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经济学家Osama Qadi认为，“恢复过程可能要花20年，这是假设叙利亚在2018年以4.5%的经济增长率开始战后重建”。在目前的条件下，这看起来有点乐观了。

战争在近期结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这不意味着政府的麻烦就结束了，事实恰好相反。政府必须要处理一系列的矛盾和挑战：从一方面来说，要满足裙带资本家和军阀的利益，从另一方面来说，要在经济和政治稳定中积累资本，同时要在重建过程中将主要的收益分给外国同盟者。今天，这些目标看来无法相互兼顾。

政府在战争中对于任何一种反对意见都采取强硬的态度，这么做的代价是很高的，不仅是在人员伤亡和房屋损坏的意义上，在政治的意义上也代价高昂。除了对其他国家和行动者越来越强的依赖性，这一家产制国家中的部分特征获得了加强，而它的权威则下降了。裙带资本家和军阀的力量得到了显著的增强。因此，缺乏民主和社会正义的状况——这是当初动乱的根本原因——不仅还存在，甚至有所加强。

但是，由于叙利亚不存在一个包容性的、有组织结构的政治反对派，能对所有的阶级和所有的社会行动者都有吸引力——例如独立的工会或者农民组织，那些能够利用政府内部矛盾的组织，因此将各种斗争转化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有组织的全国性的政治对抗是非常困难的。 

本文是SyriaUntold与openDemocracy的北非西亚空间（NAWA）合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