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江湖？谁的儿女？

江湖早已被讲烂、讲腻了，贾的江湖呢？

儿女早已被讲烂、讲腻了，贾的儿女呢？

如果说“讲”，或者说“讲故事”，我认为这两个故事都没讲好；也就是说，编剧没编好。

贾樟柯就是编剧，真没编好。太可惜了。

作为导演，好！演员，更好！因为这样，我还是很喜欢这部《江湖儿女》；因为这样，我更为这个故事没有讲好，替编剧感到可惜。

先说好的。从开头部分直到斌哥街头遇袭，都不错。江湖，首先还是有点黑社会，虽然斌哥不是典型黑社会，但是一开始的做派像。一开始孙、贾两人之间小小的催债纠纷，马上就亮出了江湖-黑社会的两张底牌：手枪与关公塑像，前者是强权，后者是义气，前者看谁的拳头大，后者是为内心设置的禁忌。再往深处看，前者是硬道理，后者是软实力。有意思的是，虽然欠债的孙有枪，但是作为大哥的斌把“二爷”——关公像——请出来，孙立马就蔫了。这是千古以来江湖的底线：在拳头之上，还有神明；人不足畏，但是天不可欺。这是前无神论时代才有的江湖，斌哥没想到的是，这个江湖的末日已经降临。

在那个时刻降临之前，令我有点感动的是喝“五湖四海酒”那一幕。几十瓶来自天南地北的烈酒呼里哗啦地倒进一只大脸盆，然后是一人一杯子往盆里舀而痛饮。这是那个江湖之水残存的最后一杯，是眼看着就要消失在天边的那坨残霞。那种印着红花图案的搪瓷大脸盆，可能是有心选择的道具；杯子直接往盆里舀酒，可能是一种有意味的动作语言——本来，往一只贴着大红纸的酒坛子倒酒，然后由斌哥拎着坛子往一只只酒杯倒酒，不是更常见、更顺畅吗？我想——贾导演有没有这么想我不知道——这脸盆、这舀酒的选择和做派，只能说明要突出这片江湖的底色——一个草根社会。看上去没什么有头有脸的角儿，只有这样才能那样喝酒。所谓的“五湖四海”，无非是贩夫走卒；即便开了夜总会，还是与高大上无缘。草根社会的江湖与权贵社会的江湖大有区别，从盛酒的杯具就已然明确地宣示出来。然而，真正的区别在于草根社会的江湖易聚易散，草根江湖的命远没有权贵江湖的命那么硬、那么神秘莫测、那么代代传承。就像大蓬车队的草台班子与皇家乐团的区别，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草根-权贵是社会的两极，各有自己的舞台和圈子。勇哥虽然有钱、有别墅项目，但他还是要回老屋住，虽然也是有孝心，根子上还是无形中的社会分层起作用。用一脸盆喝酒的那个“五湖四海”是抱团取暖，求的是在关二爷的面前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一种宽大为怀的政策。其实谁都明白，道路无论如何选择，娘胎里带来的基因还是洗不掉的。“江湖儿女”不可能是“英雄儿女”，就如大排档里喝酒的搪瓷脸盆不同于庙堂宴席上的玛瑙夜光杯。如果不弄清楚哪个江湖、谁的儿女，我们就很难把江湖安放在现实生活的真实经验中，很难明白江湖之间的差异性是如何决定了人们的命运。回到短短的那一幕喝酒的镜头，令我感动的是每个人的眼里似乎都有点闪光，说明他们真的到这时还不忘初心。同时，令我有点唏嘘的是，这群人似乎对于命运之神即将抛弃他们毫无预感。

本来，不把江湖往阴谋、复杂、帮派内斗的套路上推，这是好的。勇哥的死，只是几个屁小孩想冒头、寻刺激；斌哥被双胞胎敲了一棍，只是认错人而已。甚至就连最后斌哥落得半身瘫痪，也都仅仅是因为贪杯而导致脑出血，都没有什么幕后黑手，没有什么惊天的利益动机和刀光剑影，寻常性与偶然性就这样中止了一条条可能的故事线索——我原以为勇哥在夜总会说的别墅项目会是剧情自然延展的线头，也曾想象在奉节的斌哥是强龙斗不过地方蛇。其实这是对的，生活中的江湖险恶，并非都是目的论、意志论作祟，一个江湖大佬的命有时候就是掌握在无常的偶然之手上。最后斌哥被摩托车手群殴，也没有说对方的动因是什么，这就是江湖的寻常。同样，斌哥一年后出狱，没有一个兄弟接风洗尘压惊，也是寻常事。

关键的问题是，剧情编到这里，显然遇到了岐路：既然不走充满悬念和快意恩仇的一路，那么这片江湖还要流向何方？不能光是指着大海的方向，在我看来应该在江湖的寻常、偶然和被消解的存在意义中讲述一个别有新意和深意的故事，来源和灵感应该就在生活的寻常性——也就是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寻常性之中。就如那首歌里唱的，“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就要回到老地方”，在熟悉的老地方重新开始讲述他俩的故事。但是，从监狱出来之后，编剧似乎有意让江湖儿女远离老地方，远离脚下的现实生活，用过去的话来说就是“脱离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把故事情节捆绑在一双漂浮在空中的情感翅膀上。从这里开始讲述的故事变得有点生硬、老套和无趣，斌哥在情、义上的变化更是缺乏合理的逻辑铺垫，生生地来了一段千里寻夫，竟然有点像古老的负心郎与痴心女的现代故事。本来，如果回到江湖儿女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影片开头的那一幕矿区倒闭、迁移风波应该是很好的铺垫。2001年的时间背景，大同的煤矿区矿工们面临的命运和刘矿长的成功转制是国有资产所经历的典型故事，在巧巧回父亲家之后的一段对话中迅速交代了这一切。接下来的镜头令人眼热：夜色朦胧之中，三五成群的矿工的头盔上矿灯闪闪，高音喇叭传来巧巧父亲关于光明与黑暗搏斗的宣言书，这是江湖中的真实社会，事关所有江湖儿女的人生命运，也是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的直接较量。播音室里，巧巧切断父亲的播音器线路，父亲静静地低下他沉重的头颅。几年之后，虽然斌哥的江湖已然不存，但是山西煤老板们的故事不还是继续演绎吗？朔风依旧，斌哥与巧巧江湖梦醒之后，不正是应该站在坚实的大地上讲述自己命运的故事吗？原来的何队长、大学生和原来的马仔，还有那对国标选手，不都是等待着分配给他们的新命运、新角色吗？似乎是为了逃避现实，编剧让斌哥和巧巧各自飘向远方，远离了原来的那片江湖。本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走在路上的必然结果是拉大了观察现实的视角，也的确把三峡移民、西部开发都纳入了镜头之中。但是由于这段故事无法接上地气，大视角只是匆匆的俯瞰而已，没有把镜头推进到生活的褶皱之中。就这样，似乎又是天注定，江湖儿女的形象失去了现实性的品质，天注定要失去继续讲述故事的能力。当然，任何创作构思都离不开环境气候，实在不应该过分苛求。但是在同样的气候中仍然产生了《我不是药神》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我们又怎能不对曾经那么敏锐、那么痛快淋漓的贾樟柯抱有更大的期待呢？即便是苛求，那也是天注定的。

回到前面所讲的“好”。手枪在片中出现了六次，这很令我关注，因为当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就感到这是我心目中的贾樟柯符号。是的，自从那部片子之后，似乎是天注定的，我就不自觉地把枪与贾樟柯联系起来。只是这一次我没有料到它出现的那么快、那么突然。债主贾某说了一句什么话，孙某猛然掏出一把手枪，在这个情节氛围中似乎有点不那么自然，很出乎意料。我突然想到，此时已经不同往日，贾导演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把枪口对准那些应该对准的人。但是人在枪在江湖在，又是天注定总要亮一家伙，让对方知道“我也有枪”。这当然可能是错误的揣摩导演的意图，但是接下来在舞厅中的第二次亮枪又该如何解释呢？狂歌劲舞之际，斌哥在身姿舞动中竟然把枪掉到地上。没有任何江湖追杀的情节安排，他总是习惯把枪带在身上，有这必要吗？只能说编剧对江湖与枪的联系自有看法。第三次是在勇哥死后，警察何队长来到勇哥家里通报情况和调查案情，在交情上看他与斌哥过从甚密，当他脱下外衣的时候可以看到腋下挂着手枪套。他和枪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对“江湖儿女”的社会网络与力量的一种引伸，在现实生活中当然也是并不少见的。第四次，在山头上教巧巧打枪，说有枪的人总是死得快，这是人与枪的哲学。斌哥手把手教巧巧如何把子弹上膛、如何瞄准、如何扣扳机，这时清晨的阳光照耀在他俩的身上，背后江山美好，儿女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整个“江湖儿女”中最为英姿焕发的身影。枪响了，这是练习，也是预演。这两枪之后，我就相信它应该还会再次响起。果然，斌哥遇袭，性命攸关之际，巧巧勇敢地鸣枪示警，吓退袭击者，这是第五次出现枪。这是江湖儿女在市井中的最后一幕高潮，有意思的是，鸣枪的不是斌哥，而是巧巧。在斌哥逐渐难敌袭击者的轮番进攻和铁铲猛击之时，我以为他会终于掏出手枪，因为他甚至在跳舞的时候也是枪不离身啊。让巧巧鸣枪，这个安排当然就是情节发展中的最大转折，它决定了这对“江湖儿女”的最后命运；更重要的是，它是巧巧这个形象的“主体性”的强烈亮相，再以后，就没有斌哥什么事了；再以后，“江湖儿女”应该变成“江湖女儿”。回应这两枪的是审问中围绕的“枪”，这一次“枪”只出现在对话中，但却是在巧巧与斌哥关系中的一个最亮的节点。毫无疑问，以巧巧对斌哥的感情和她的性格，她当然会坚持虚假口供，保护斌哥，以致换来5年的刑期。这是后来她说的江湖上的那个“义”字，是在江湖已经崩溃之后的一种信念上的坚持。这时，“义”作为整部影片的关键词，这是第一次高潮，也是巧巧命运的最后转折点。

整部电影看完，巧巧的形象和内涵自然远比斌哥要丰富、鲜明和强烈得多。当然这也与赵涛的演绎有密切关系，她在这部影片中的确是非常出色，实在是演得太好了。廖凡演技虽然也好，但是故事的发展使他越来越黯然失色，尤其是在巧巧的映衬之下。巧巧无疑是那片江湖中最大的亮点，她的善良不会因为在奉节的那段迫于无奈的敲诈故事而被扣除，她的勇敢在街头那场搏斗中已然呈现，她的义在作假供和千里寻郎以及后来的接纳照顾斌哥的故事都已然强烈凸显，而她对情感的真挚期待在一朵花、一首流行爱情歌曲中也都流露出来。在那片草根江湖中，巧巧是人们所能想象和期待的最佳形象。回想起来，这片子似乎叫“江湖女儿”更合适，或者干脆就叫“巧巧”。

在影片结尾，斌哥和巧巧分别被定格在新安装的监控视频镜头中，这是耐人寻味的。江湖再也无法隐匿什么，也无法回到从前的时光，它只能顺应时势，消失在流向大海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