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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中国人物史 | 西潮中的蒋梦麟

2018-09-27 14:0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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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中国人物史」是《哥伦比亚的光》系列的子栏目,意在展现多元角度下,那些于近代赴哥大留学的中国学生如何逐步成长为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的巨擘,并引领社会进步与革新。我们希望,这一系列能够传递先辈之光,激发相关讨论,建立起当代学子与先辈精神交流的桥梁。
蒋梦麟 (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

在那艘百年前驶离祖国海岸的邮轮上,少年大约从未想过,自己会从旧金山辗转纽约,以哥大博士的身份毕业归国,而后执掌中国最高学府,官至教育部长,半身争议半身誉,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人物。

留洋秀才

若非生在清末而是他朝,蒋梦麟大概是那样一类人:出身地主家庭,家境优渥,在严父慈母的引导下熟读儒家经典,参加科举的重重筛选,最后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步入仕途完成真正的阶级跨越。事实上,直到1905年科举的大门真正关闭前,即使是身在浙江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他也并不确定该如何抉择。与学堂许多同学一样,他参加了科举考试,中了秀才。

“大厅中张灯结彩,并有吹班奏乐助兴。最高兴的自然是父亲,他希望他的儿子有一天能在朝中做到宰相,因为俗语说,‘秀才为宰相之根苗’。至于我自己,简直有点迷惘。两个互相矛盾的势力正在拉着,一个把我往旧世界拖,一个把我往新世界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西潮·参加郡试》)

这一时期,摇摇欲坠的清廷已经注定走向终点。立宪维新的浪潮轰轰烈烈兴起却惨淡收场,继而又是革命论的甚嚣尘上,蒋梦麟脑中的新旧理论也在冲撞。但唯有一个问题是他混乱思绪的主调:“那就是如何拯救祖国,免受列强瓜分。” 必须向西方学习的想法逐渐清晰。在新潮又自由的上海,他就读最为西化的南洋公学,并参加了浙江官费留学考试,获得录取。

“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西潮·西化运动》)

 

上海南洋公学

哥大生活

初到美国,蒋梦麟来到卜技利(伯克利)入读加州大学。他认为以农业立国的中国需解决农业问题,于是进修农学。后又觉政治与社会问题更为迫切,决定转入社会科学院,主修教育。如今再读蒋梦麟所写的这一转变契机,不禁觉得有些梦幻。

“一天清晨,我正预备到农场看挤牛奶的情形,路上碰到一群蹦蹦跳跳的小孩子去上学。我忽然想起: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育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如何培育人才呢?农场不去了,一直跑上卜技利的山头,坐在一棵古橡树下,凝望着旭日照耀下的旧金山和金门港口的美景。脑子里思潮起伏,细数着中国历代兴衰的前因后果。忽然之间,眼前恍惚有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孩,像凌波仙子一样从海湾的波涛中涌出,要求我给他们读书的学校,于是我毅然决定转到社会科学学院,选教育为主科。”(《西潮·负笈西行》)

1912年,作为荣誉毕业生,蒋梦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开始在教育学进一步深造。他深受杜威影响,回国后一年便发表《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拉开了在中国宣传杜威教育理论的序幕。杜威的教育思想在以蒋梦麟为首等人的发展下,不断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在哥大,除了学术的精进,蒋梦麟对美国的社会生活与自由言论潮流也印象深刻。

“我在哥大学到如何以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而且体会到科学研究的精神。我在哥大遇到许多诲人不倦的教授,我从他们得到许多启示,他们的教导更使我终生铭感。我想在这里特别提一笔其中一位后来与北京大学发生密切关系的教授。他就是约翰·杜威博士(Dr. John Dewey,1859-1952)。他是胡适博士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业师,后来又曾在北京大学担任过两年的客座教授。他的著作、演讲以及在华期间与我国思想界的交往,曾经对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的影响。”(《西潮·纽约生活》)

 

哥伦比亚大学

归国实践

蒋梦麟三次代理北大校长,后又正式出任,算得上是执掌北大时间最长的校长。他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傅斯年说:“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这位顶着无数非议却敢办实事的“功狗”,让北京大学成为真正的学术殿堂,在政治的风暴里顶风前行。

“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新潮·引言》)

北京大学红楼旧址

 

左起为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1928年,蒋梦麟接替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后,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但任职不久,他就因与政治元老意见不和而辞职,重回北大。

“在我辞职的前夜,吴稚晖先生突然来教育部,双目炯炯有光,在南京当时电灯朦胧的深夜,看来似乎更显明。他老先生问我中央,劳动两校所犯何罪,并为两校讼冤。据吴老先生的看法,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小事。最后用指向我一点,厉声说道:‘你真是无大臣之风。’

我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回答说:

‘先生坐,何至于是,我知罪矣。’

第二天我就辞了职,不日离京,回北京大学去了。刘半农教授闻之,赠我图章一方,文曰:‘无大臣之风’。”(《西潮·反军阀运动》)

尾声

我曾想象过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是否都在经历着时代变革带来的迷茫与慌乱,既苦恼个人价值的实现,又心忧家国未来?那些远渡重洋的中国青年们,是否都像蒋梦麟一般,在剪辫子时汗毛直竖,又在邮轮上将其抛入大海?

这是新与旧在严格意义上的抉择,或是东与西孰优孰劣的清晰划分吗?蒋梦麟从未抛弃过熟读的先哲经典,但绝不固步自封。他说自己“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北大的红楼建筑,哥大的Alma Mater;北京的城楼窄巷,纽约的高楼林立;中国的艰难前行,美国的日新月异……都是他世界的组成部分。

也许变革的时代里,思潮碰撞涌动,局势云诡波谲,危机与机遇并存。谁也不能准确预测未来,大概也只是在风雨来袭、历史洪流翻涌之际,守住了自己内心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与理想,以及作为国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一个时代会成就人物,人物会标明和推动一个时代。如今亦然。

 

Alma Mater

作者:宜晴,责编:慎之,更多文章请关注公众号“哥大全球中心”(ID: ColumbiaGlobal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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