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主义解锁可持续发展：亚投行第八次年会印象

2023年9月25日至2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第八届理事会会议在埃及红海沙漠城市沙姆沙伊赫举行。本次年会是亚投行在三年疫情后的首次线下年会，会议主题设定为“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增长”。当今世界多重危机叠加，高通胀、高利率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紧迫问题。为此，本届年会不仅关注气候变化和人类生存环境，还关注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这些问题具有显著的跨境属性，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应对，而多边主义是团结合作的最佳制度保障和实现形式。

理事会年会是亚投行与世界对话的主要窗口，也是国际社会了解亚投行的重要机会。作为中国发起创办并成功引领的国际组织，亚投行从来都处于全球治理的聚光灯下，来自西方的关注和质疑从未缺位。据了解，本次年会报名参会人数达到3000多人（线下、线上约各占一半）。笔者借着年会契机第一次来到非洲，全程参与这次年会，愿意与国内读者分享以下几点体会。

一、关于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合作，制度落实是非歧视待遇。众所周知，2015年以来多边合作处于低谷期，可以说是礼崩乐坏。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奉行“小院高墙”和主要针对中国的歧视性政策，也被称为“伪”多边主义。中国旗帜鲜明地高举“真正的多边主义”大旗，旨在破局多边合作困境，推动多边合作回归初心。中国式多边主义不仅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商”元素，也体现为适应时代、面向未来的高标准。把这两大法宝恰当融合，是中国式多边主义制胜的关键。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开幕式演讲时，把多边主义比作国际合作的旋律，而此次年会是通向美好未来的一次合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在专题论坛讨论时，直截了当批评美国“小院高墙”政策破坏多边合作氛围。亚投行植根于布雷顿森林机构体系，其基因是多边开发银行大家庭一员；同时面向21世纪，培育“精干、廉洁、绿色”的机构文化。亚投行解决了布雷顿森林机构长期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难题，例如美国霸权、决策迟缓、机构臃肿，展现了亚投行存在的独特价值。

二、亚投行坚持“共商”决策，避免美式霸权的负面影响。亚投行副行长陆书泽(Ludger Schuknecht)在分论坛讨论时讲到，中国持有亚投行股权的30%多，西方国家持有的股权超过25%，另外30%多由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持有。这是亚投行决策的“三三制”，以此实现109个成员话语权的有效平衡。根据《亚投行协定》，如果美国、日本加入亚投行，将维持“三三制”结构，而不会改变这一结构。“共商”回答了“依靠谁”（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的问题，也能够有效解决“为了谁”（发展导向）的问题。

会场上有人提出协商一致决策的效率问题。众所周知，世贸组织（WTO）由于协商一致决策，多年来成果寥寥。亚投行如何避免类似的命运？协商决策出现问题，关键不在于决策机制本身，而在于主要大国因缺乏合作的政治意愿而出现领导力真空。解决此问题，不要寄希望于决策机制改革，因为任何决策机制——包括“资本多数决”或“人头多数决”，都无法解决地缘政治问题。亚投行之所以在“共商”同时还能高效决策，除了因为非常驻董事会下放部分项目决策权给管理层、减少政治干预，还有其他非常实际的因素——例如银行尚年轻；主要股东对“共商”原则的信守；创始行长个人的素质和声望。这些因素随着时间推移将如何变化，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三、亚投行坚持高标准治理，并赋予高标准新的内涵。亚投行《环境社会框架》是其坚持高标准的代表性法律文件；与其他机构相比，这一文件把气候融资置于突出位置，特别是资本市场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方案极富创造性。金行长在演讲中提及的Bayfront项目就是这样一个实例，亚投行合资成立Bayfront公司平台，买入商业银行贷出的、符合ESG标准的基础设施贷款并将其证券化，实现银行风险转移或分散，以此激励商业银行参与基础设施投资。除了项目投资，亚投行还在融资端引导资本市场发展，例如今年5月发行亚洲首支气候适应性债券（Climate Adaptation Bond），引领气候融资新趋势。亚投行设定的气候融资占比50%的目标提前实现，2022年甚至达到56%。本届年会还发布《气候行动计划》，进一步强化亚投行在此领域的领导力。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高标准，将不可避免地“侵蚀”主权。国际发展法权威学者Daniel Bradlow教授在专题论坛上论述了国际金融组织章程规定的“禁止干预成员内政”条款。在布雷顿森林机构早期，环境、社会和治理政策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属于成员国内政。而今这些问题早已溢出主权范畴，形成一系列国际标准和良好实践，为各国共同遵循。金行长在开幕演讲时说，私人资本并非不愿意承担 “风险”（risks）；它们不愿意面对的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可见发展中国家应致力于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和国际化。一些嘉宾建议，亚投行不仅参与发展中国家的项目融资，也应参与其治理融资。

四、私人资本和私营领域投资。多边开发银行的认缴资本来自其成员的政府预算。这些银行在投资项目时，几乎从不动用这笔资金；它们在资本市场发债募资，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在投资端，多边开发银行的投资对象以借款国政府为主，但在投资私营领域时极为谨慎。这样做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信贷风险，维护其良好的信用评级（通常是3A）；而好的信用评级有助于这些机构降低融资成本，进而有能力以较低利率投资可持续发展。亚投行兼具公共和私营领域投资资格，且计划不晚于2030年实现私营领域投资占比达到50%。

多边开发银行加大私营领域投资，将减轻借款国政府的财政压力。当前世界经济呈现高通胀、高利率的特点，国际借贷给发展中国家造成极大的财政负担和偿债压力。在本届年会上，埃及总统塞西及其财长马伊特反复呼吁多边开发银行承担应有责任，加大私营领域投资。站在多边开发银行立场上，加大私营领域投资不应以牺牲3A信用评级为代价；如何在维持自身信用评级同时，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减轻债务负担，成为这些银行面临的两难选择。G20讨论多边开发银行资本充足框架（CAF），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一项重要努力。在CAF框架下，亚投行于今年6月宣布为世界银行主权贷款项目提供10亿美元担保，在维护其信用评级前提下扩大投资覆盖范围至低收入国家，被称为聪明的、富有新意的机构间合作项目。

五、埃及与亚投行关系。埃及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域外成员，也是第一个承办亚投行年会的非洲成员。埃及的定位是连接非洲、亚洲和欧洲的枢纽，具备区域互联互通的天然地理优势，由此成为亚投行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已有5个项目共13亿美元资金落地埃及。其中，阿斯旺附近的光伏电站项目助力埃及实现绿色转型。在年会现场，埃及两家媒体邀请我接受采访，在谈到埃及与亚投行关系时，我表示希望更多的亚投行项目落地埃及，助力埃及基建和能源发展。埃及具有巨大的太阳能潜力，应当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巨型“充电宝”。我在与埃及国家电网公司的一位董事交流时，得知他们有电力出口欧洲的规划，即在地中海底铺设电缆，把埃及电力输往希腊进而进入欧洲市场。

埃及与欧洲的密切联系，在沙姆沙伊赫博物馆的展品可进一步印证。古代罗马人、雅典人最早来到埃及经商，把公共浴室带入埃及人的生活圈，并成为当地上层社交的重要方式。这次参会行程紧张，没有时间在开罗停留，但是沙姆沙伊赫博物馆的展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的遗憾。这家博物馆展出大量的古埃及精美石雕，以及王室公主、宠物猴、鳄鱼的木乃伊，还有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面具雕像及陪葬品。但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家博物馆对古代丝绸之路的描述，在极久远以前华夏文明的影响力已经辐射非洲地区，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开始成形。中非交流源远流长，“一带一路”根基厚重，今人当更胜古人。

六、埃及印象。借着这次年会，我与埃及当地人尽可能多地交流，观察埃及的发展和民生状况。坦率地说，埃及社会治理水平有限。在开罗机场二号航站楼转机安检时，我感到自己置身于学生时代的长途汽车站。沙姆沙伊赫称为国际会议之都,但年会现场的服务水平，包括安检、志愿服务、餐饮卫浴等标识时常让人感到困惑。种种迹象展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成长空间。美元、欧元和埃及镑在埃及通用，但当地人更愿意持有外币而不是埃及镑，因为埃及镑持续贬值、购买力下降。酒店司机Mustafa告诉我，他每月固定工资折合30美元，加上客人给的小费、带客人到商店购物拿的回扣，上个月一共挣了150美元。Mustafa家在开罗，三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我问他平时和家里视频吗？他回答说，太太用的是诺基亚傻瓜手机，只能拨打电话，没法视频。在开罗机场排队时还认识了一位当地医生，同样反映埃及民生艰难，即使受过很好教育的医生收入也很低，很多人被迫出国执业，他则通过兼职维持生计。

塞西总统执政近十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就显著，用当地人的话说，“到处都在搞建设”。塞西总统目光长远，意志坚定，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像推土机一样推动新行政首都建设，建成新苏伊士运河，这些都是大手笔。埃及人民对中国人特别友好。我相信，中国的今天就是埃及的明天。中国也正在以“我曾经是你”的理解与同情，引领包括埃及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迈向更美好的明天。

(顾宾，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写于2023年9月27日至28日年会结束后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