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阿特金森谈跨国史的理论与实际

戴维·阿特金森（澎湃新闻 蒋立冬）

作为一个深受美国文化吸引的英国人，普渡大学历史系教授戴维·阿特金森（David Atkinson）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得“美国研究”学士学位，又在波士顿大学获取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哈佛大学韦瑟黑德国际事务中心与入江昭共事，并在《理论和实践》一书中回顾了该中心建立五十年来的历程。现在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跨国史、美国研究等。在这篇访谈中，阿特金森教授全面介绍了跨国史的理论和研究现状。

近来我们一直在讨论两种跨国史。一种是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等美国历史学家（Americanists）提出的跨国史，另一种则是入江昭（Akira Iriye）和埃雷兹·马尼拉（Erez Manela）这些外交史学家提出的跨国史。如果说跨国史是一门真正的学科，不如说它是一种方法论。我还发现，不仅外交史领域，美洲古代史甚至埃及学等领域都流行 “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您是跨国史专家，我首先想问您的是，跨国转向在外交史和移民史领域的近况，以及它在这些领域之外受关注的程度。

阿特金森：首先，你提到跨国转向不只出现在美国问题或者美国外交史领域，这一点完全正确。它受到各学科学者的关注，如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等。这可不是只有历史学家才研究的现象。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学者们就认识到了全球化现象。随着整个世界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任何人——不管他们从事何种研究——都开始注意到跨国主义的重要性。我们所有的研究都含有跨国因素，所有或至少大部分事物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全球性。我们只是在跨国环境中工作的一小部分人。但我确信，作为外交史家和美国史家，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所发生的若干事件，促成了跨国主义转向。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你不能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考察美国历史，长久以来它已然受到全球力量的影响。如果忽略这一点，就会陷入美国例外论或国家主义的麻烦之中。我们所研究的美国史，并没有公正地解释这段历史的全球化程度有多深。所以，我们必须探索美国历史的全球性和跨国性因素。跨国史提供了一种机会，可以弥补二十世纪初所造成的一些损害，即把历史作为制造美国国家主义的一种手段。

查尔斯·比尔德

萨缪尔·弗拉格·比米斯

学者在研究中开始认识到，他们对国际史和跨国史潮流中其他更广泛的历史问题感兴趣。于是，外交史学家也越来越关注美国外交史的全球化视角，诸如第一代外交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萨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等。查尔斯·比尔德对美国史与外交史都有研究。他提出了一种利用经济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法，他也用这种视角来解释美国宪法。这些学者使用多国的原始资料进行写作，比如德语和法语材料。当然，后来我们把这些都抛开了，只关注美国本身——这主要源于冷战的爆发，我们无法获取苏联和中国的材料，只能被迫从美国的角度来理解冷战。。

以入江昭为例，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已经使用多国档案材料了。

阿特金森：像入江昭、厄内斯特·梅（Ernest May）这些学者能远赴东亚，比如日本，利用他们能找到的所有资料。有种说法，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需要重拾已被我们遗忘的东西——这就是国际视角。我们所要知道的不仅是美国对世界做了什么，同时还包括美国以外的世界对此的回应，否则，我们只讲述了故事的一半内容。对美国外交史家的来说，它们认识到，国家不是唯一的角色，其他力量、团体和机构也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诸如文化使者（cultural ambassadors）、音乐家和电影等。对移民史家来说，他们已经认识到，无法仅仅通过考察移民来理解移民史。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开始，很多移民史著作也关注移民如何作出改变并适应当地文化等。

一些新的研究指出，跨越边界的迁移本身就是一种跨国行为。我们得弄清楚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与母国的关系是怎样的，斩断与过去的联系并不能让他们成为美国人，他们与原来的世界仍维持联系。从移民的角度回顾移民史，你会立刻联想到跨国问题。这些人跨越边境迁移，自然也就参与到跨国行动之中。

移民也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美国外交史。

艾明如

这一观点联结了草根与精英，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视角联系起来。

阿特金森：它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移民史家很擅长“自下而上”的视角。关于移民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这是外交史家的专长，这不仅仅关乎移民的行动，而且关乎签证政策、疆界、国家行动和外交。我自己主要研究有关移民对外交政策以及移民限制政策的影响。跨国视角让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这些联系。移民原本的历史和文化是无法抛弃的，而是与他们如影随形。移民只能尝试对之加以改造和分享，以适应新的情况。这是一个持续的、始终处在变化之中的过程。

这也改变了那些从未离开过美国的美国人。他们在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变得更加国际化。

阿特金森：的确如此。当然，其中也不乏对国际化的反抗、拒绝和抵制。双方都做出了一系列反应。一些移民宣称：“我不想被同化，只想搬进我熟悉的社区，说熟悉的语言，吃熟悉的食物。”他们群聚在一起，过着更加与世隔绝的生活。自然也有一些移民渴望接纳移入国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有学者提出，美国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一部移民史。起先，不同的移民群体来自欧洲某些区域，后来则来自更广阔的世界。

阿特金森：美国历史一直都是移民的历史，这一点无可回避。不从移民国家出发，我们就无法理解美国的经历。这些移民形塑了美国文化。这是一个定居者社会、殖民者社会，移民构成了美国社会的本质，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加拿大和阿根廷与之相似。这无可避免。

关于“跨国的”、“国际的”和“全球的”等词的定义，历史学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跨国史与外交史实际上并无本质差别，过去的外交史研究者同样使用多国档案从事研究。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阿特金森：跨国史、全球史和国际史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国际史总是着眼于“国家是重要的行动者”这种观念，研究者仍关注国家权力。你说的很对，历史学家并没有就不同概念之间的区别达成真正的共识。我们可以从他们使用的术语、他们思考和写作的方式着眼，尝试总结这些概念，但不存在共识。区别在于，研究国际史的学者通常着眼于不同国家间的关系，关注民族国家和政府这些行动者。不同于以往只涉及一两个国家，我们现在往往考察多个国家，运用多国档案，采纳多国视角。

《书包嘴引爆世界》

跨国史对国家的地位不予重视。像托马斯·本德这样的学者非常清楚，在分析过程中不可能无视国家，因为它是如此重要、强大、无处不在。但是，以前的历史学家未曾关注非国家行动者的影响，例如我前面提到的文化使者，对此，彭尼·冯·埃申（Penny M. Von Eschen）写过一本精彩的《书包嘴引爆世界》（Satchmo Blows Up the World） ，关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美国国务院推行的爵士乐使者项目。经由该项目，美国的爵士乐音乐家被派往世界各地——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一方面，美国政府热衷于向全世界展示，即使我们实行种族隔离，通过了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国内种族关系紧张，我们仍能接受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这是为了掩饰社会种族分裂的事实，并回应苏联的抨击：当你们在南部对非洲裔美国人实行种族隔离的时候，你们怎么可能支持民主和自由？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试图以此回应这样的观点，即美国缺乏本土的精英文化。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gers）就曾谈到，美国人在比较美国本土文化和欧洲精英文化时，会产生文化自卑感。俄国人有芭蕾、古典音乐和柴可夫斯基，这是他们能够带给世界的美好礼物。某种程度上，爵士乐就是美国人对此做出的一种回应。作为美国本土文化的代表，爵士乐被用来对抗俄罗斯文化。这也是冷战动态的一部分。

以前的历史学家可能熟知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外交项目，但他们可能并没有考察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迪兹·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这些真正的爵士乐音乐家的行为。冯·埃申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国务院希望利用这个项目实现的目标，但她也论及爵士乐音乐家的言行，以及他们对这个项目的不同看法。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受到美国政府的利用以回击苏联。而他们对此的响应是到世界各地，如波兰、加纳和泰国等，与当地人交流。这个过程更为丰富多彩。跨国史让我们开始用之前从未想过的方式进行思考。

您能谈谈自身的学术定位吗？作为一个外国人，在美国您怎样教授美国史？您认为自己研究的是国际史还是跨国史？

阿特金森：我自己本身也很困惑。一方面，我受训成为一名外交史家，不过我也深知传统外交史学已经行不通了，我们的视角要更具跨国性。当下，我喜欢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研究世界中的美国的历史学家，我为本科生开设的通史课程，就叫“世界中的美国”（US in the world）。这门课主要是对外关系史，我关注冷战、帝国和传统外交的问题，但也想让学生们了解诸如大众文化、经济学、电视和电影——美国和世界接触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经常谈论1924年的日本、1907年日美《绅士协约》（Gentlemen’s Agreement），以及从1882年直到冷战期间的中国移民问题。我力图让学生明白，不存在一种单一的美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

您最初是怎么开始对跨国史产生兴趣呢？

阿特金森：我很小的时候就对美国历史感兴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年纪还小的时候，英国电视上总播放美国的电视节目，我痴迷于此，因为太吸引人了——虽然大家都说英语，感觉却很不一样。我成了美国音乐的忠实粉丝，特别是美国重金属音乐。我的整个童年都沉浸在电视、电影、音乐这些美国大众文化之中，并因此对美国心驰神往。

我来自利兹（Leeds），一个大城市郊区的小镇。它的附近残留着一间狩猎小屋的遗迹，已有千年历史，曾经属于英国的一位显贵。我们镇的教堂建于1300年。这些对我来说都没什么新奇的，而美国历史尽管短暂，却发生了许多事情，尤其令我着迷的是，美国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被美国历史深深吸引住了，因此本科时我申请成为一名交换生，来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美国史。

那段时间，我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外交史的老师。乔治·华盛顿大学是研究外交史的重镇，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致力于获取苏联、波兰、民主德国、中国和古巴的机密文件。他们向公众和学者公开这些收集到的资料，这一点最令我着迷和激动。乔治·华盛顿大学另外一个名为“国家安全档案”（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项目至今还在运作。这个项目向政府提出信息自由的申请，定期解密一些文件。詹姆斯·赫什伯格（James Hershberg）教授是这两个项目的主事者。由此我深受外交史吸引，1997-1998年学年，我返回英国，完成了本科学业。对我来说，“冷战国际史项目”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献，我们开始看到苏联和民主德国的文件，这是我们闻所未闻的。

您在哈佛结识入江昭教授的经历，与您对外交史的兴趣有无关联？

阿特金森：2000-2001年，我有幸在哈佛工作，上了入江昭、厄内斯特·梅等老师的课。那段经历让我明确了自己想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入江昭的课叫“国际史”，这门课教授的是二十世纪国际史，回避了国家的视角。这种教学法和概念非常引人注目。此外，我也跟着厄内斯特·梅上越南战争的课。他和越南史学家谭可泰（Hue-Tam Ho Tai）合作，轮流授课，前一节是美国史视角，后一节则是越南视角。如此一来，学生就能获得更为丰富的历史观点了。

阿特金森：我曾在韦瑟黑德国际事务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工作过。该中心创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叫“国际事务中心”，创始人罗伯特·鲍伊（Robert Bowie）是前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他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继任者，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院下属政策规划部任职。他在哈佛建立这个研究中心，想要将全世界的学者和相关从业者悉数招入麾下，如当时担任中心执行主任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当时的他正在关心国际问题。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是主要成员之一。这些学者在核武器政策、军备控制和发展问题上都起到重要作用。

在纪念中心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我受邀撰写《理论和实践》（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展现中心成立最初二十五年的成就。在我看来，中心的工作人员既是研究者，同时又积极地想要影响政府政策。作为学者，他们试图改进政府的冷战政策、发展政策以及军备控制政策，而其中一部分人确实在不同历史时期进入政府工作。罗伯特·鲍伊一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效力。亨利·基辛格在肯尼迪政府工作的时间非常短暂，之后他成为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们力图弥合学术分歧，以一种更易懂的方式为政府提供学术支持。众所周知，这件事情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政府官员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必须迅速、高效地做出决策。他们不想读三百页篇幅的学术著作，只需要两页的备忘录就够了。

二十世纪被称为美国的世纪。不同的群体和观念之间组成相互交织的复杂网络，使我们得以在美国之外发掘被忽略的美国历史。您认为这些新视角给跨国史研究者带来的更多的是机遇还是挑战？

阿特金森：我认为更多的是机遇。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些新视角很重要，因而相关研究者能够获得资金支持。事实上，任何遵循这些视角的研究者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资金——去不同国家访问，在当地档案馆里进行研究，这些都需要资金。另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于语言。美国的研究者往往不会花太多心思去学习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为了真正把握其他国家和地区看待美国的观点和视角，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影响，你必须具备在国外档案馆工作的能力。

还有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可以拿我刚完成的一篇关于美国移民政策的文章举一个例子。 我对1924年美国《国家起源法案》（National Origins Act）很感兴趣。这是1924年移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了欧洲移民的配额，对东欧和南欧的移民（意大利人、波兰人、希腊人、捷克人等）的配额尤其苛刻。美国的学者很清楚为什么美国会这么做，国会试图做什么，以及美国思想界对此的想法，但是大家几乎从未尝试以全球视角来分析这项立法，我们并不知道该立法如何改变或影响其他国家，然而，它确实起了作用。

比如波兰。在1919年重建之前，波兰已消失了半个世纪，到1924年美国试图限制波兰移民的时候，波兰仅存在了五年，它不得不根据国内的经济情况及时作出反应，针对性地制定外交政策。对这样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美国的移民政策的影响有多大？又如意大利。如何看待意大利移民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给意大利汇款的事实？十九世纪曾有成百上千的意大利人移民美国，所有机会一夕之间消失了，这对墨索里尼的上台意味着什么，是否影响了法西斯的兴起，又如何影响了意大利与世界的关系？再如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这样的新兴国家，十九世纪的时候，这些国家同样也有大量人口移民美国，突然受到的移民限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有何影响？

学者只有前往上述这些国家搜集档案，才能写出真正国际史和跨国史视角的《国家起源法案》。因为我曾经在澳大利亚工作过，所以才会写1924年法案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影响。然而，没有哪个学者能凭一己之力研究所有的国家，除非不同学者之间展开合作。因此，跨国史最大的挑战和机遇是与其他学者合作研究，特别是和具备外语技能、也了解相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史学史的外国学者。我的意思不是把关于不同国家的论文汇编在一起，而是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学者组成团队，一起合作研究，最终写成一部关于1924年移民法案的综合性专著。过去历史学家都是独狼，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学习如何一起工作、写作、研究，需要的是将不同的历史叙述整合起来，否则的话，最终也还是仅仅给美国问题提供了新的答案：美国政策如何影响波兰、意大利这些国家——车轮的中心依旧是美国，所有的东西都指向它，我们要看辐条和车轮发生了什么，因而也就需要一个更加真实的全球史。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不是历史学家所习惯的工作方式，也不是大学期待历史系教师从事的工作。

入江昭对跨国主义持有的乐观看法，招致许多人的批判。跨国主义的确可以带来许多正面的结果，然而负面的问题也不少。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本·拉登这样的非政府组织的头目，这些都使我们思考跨国现象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您是否认同入江昭提出的全球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框架？

阿特金森：我们过于盲目追求跨国主义了。我们常常将它视为一种积极的、追求善的力量，我们也经常把跨国行为主体崇高化。我认为，认识到跨国主义并非总是善的力量是很重要的。在跨国的渠道、网络和流通中，有负面的东西，正如你提到的恐怖主义、假货、武器和毒品等等。

我们有时要缓和对跨国主义的狂热情绪。例如，我将要出版的著作关注的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世界。这是一个全球互相依赖的时期，人员、货物、思想、资本相互联系、连接、流动、中转和巡回。整个世界就像在一张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但是有多股势力试图打断这种中转、关闭这张网络、遏制这种流动性。其中一种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限制移民活动。这是我的书的主题。在很多人看来，跨国主义是一种负面力量，它带来人们不喜欢的东西。而我试图讨论的是，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跨国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这在跨国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影响内政，移民活动还影响到政策制定层面。

阿特金森：的确如此，我在书中根据不同语言的文献，研究英帝国内外不同地区和国家与英帝国的互动、交流，这些互动与交流极其深远地影响到了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正是这种跨国主义浪潮，在对抗那种关闭全球网络的强大阻碍。如果你夸大跨国主义的作用和重要性，就会忽略这一点。你看到了人员的迁移、移民的流动、货物的流通，你也需要关注它们的对立面。杰出的跨国史学家都知道，很难完全抛弃民族国家。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国家也是故事的一部分。

是的，应该把跨国主义叙事和国家叙事结合起来。反对跨国主义的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阿特金森：的确如此，他们对跨国主义以及跨国的移民做出了回应。我们不能过于乐观，不能盲目迷信这个概念，不能把它视作突然无处不在的东西。现实并不乐观，充满了各种障碍、挑战和对立的观点。

您怎么看待跨国转向给外国学者带来的机遇？他们该如何利用国家档案，参与到美国的学术讨论之中？

阿特金森：正如我前面所说，如果我们想要进入跨国史写作的下一个阶段，想要真正融合各种观点，各国学者必须展开合作。实际上，美国外交关系历史学家协会（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正在积极尝试推进这项工作，将全世界的学者整合在一起。国际学者确实应该加入与美国学者的对话之中。我们不能成为一个“黑洞”（death star tractor beam），仅仅是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来为我们的学术世界增添新的视角。